他是秦朔，中国著名媒体人、财经观察家，曾经被《中国青年》评选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他被吴晓波拉进“大头帮”，开起了公号，聚焦经济、金融和商业领域。
文/秦朔
雄鸡一唱天下白，明珠一亮驱雾霾。
董明珠本人当然没有万科之争的“话事权”，但没有她，万科之争的走向还会扑朔迷离。
不是王石，不是傅育宁，不是姚振华，不是许家印，不是吴小晖，甚至不是马兴瑞和肖亚庆，不是他们决定了大战的结局，是董明珠简单、直抒胸臆的声音，划破长空，引起中央重视。
在“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语）的大背景下，让万科之争方向立判，一锤定音。
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董明珠一句“谁破坏中国制造谁就是罪人”，惊动中南海，旋即引发一连串快速反应，意外地改变了自2015年7月10日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而引发的万科控制权之争的走向。
从那时至今年3月万科董事会换届，长达21个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万科之争，已没有悬念，深圳地铁集团和万科管理层共写一个新的相互支撑的“人”字，共创万科未来。
姚振华逆袭万科，许家印将万科股价托上高点，他们染指的意图都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都有战略意图。和曾经的雄心相对照，现在他们都已是失败者。
从财务看，剔除全部成本，宝能目前还有100多亿元的浮盈，最后能锁定多少，取决于和深圳市政府之间的博弈，但主动权并不大，底线应是不亏钱离场。
恒大不仅浮亏了好几十亿，还把自己送进野蛮人、妖精的候选名单，这个烙印的代价比财务损失更惨。
他们到底为什么败？有什么错？到底是不是野蛮人、妖精和害人精？
宝能始创于1992年，现有五大核心产业，物业开发、科技园区、物流、综合金融、医疗健康。按官网介绍，截至2015年底，公司净资产逾1200亿元人民币，市场价值超5000亿元人民币，系统内员工近六万人。
恒大创始于1996年，旗下产业包括地产、金融、健康、旅游、体育等，是世界500强。按官网介绍，总资产达万亿，年销售规模超4000亿，员工8万多人。
根据万科2016年三季度财报，万科的总资产为7559亿元，落后于恒大。恒大地产全年销售额也小幅超过万科。但从负债率等企业健康指标上来看，恒大则相对逊色不少。
姚振华对财新记者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踏踏实实的事。天天都是5+2，‘白加黑’，一心只是想把保险公司干好，给保民挣点钱。真是太冤啦、太冤啦。”
我和万科一位董事交流时他有相似结论，即姚振华是一个超级勤奋、从早忙到晚、务正业的人。
许家印也非常勤奋，他直到现在每周日晚还召集集团例会，并通过视频让全国各地的管理层参加。有恒大的与会者告诉我，每次开会都表扬先进，批评排名最后的三个公司，让他们检讨。
从宝能和恒大的发展历程和总体状况看，得不出他们是野蛮人、妖精、害人精的结论。在中国民企中，他们排名前列，有很强竞争能力。
那问题在哪里？由于保监会调查报告尚未出来，不知道最后究竟如何定性或定罪。
但从保监会领导讲话释放的信息和媒体调查看，宝能系和恒大系涉及到的问题可能在以下方面：
寿险公司股权结构畸形，通过股权代持形成事实上的“一股独大”；把寿险公司变成融资平台，通过多层次杠杆如万能险、资管计划杠杆、高息夹层融资杠杆等激进负债，严重偏离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关系；利用保费收入自我注资、循环使用，通过关联交易虚增资本，制造虚假偿付能力等等。
通俗些说就是，按风险管理法规要求，你的身体条件只许挑100斤的担子，但你想方设法“炮制”身体指标，挑了1000斤担子。
用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的话，“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绕开监管，偿付能力监管、资本监管就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修得再好也没有用，绕开监管套利行为，严格意义上就是犯罪。”
为什么宝能、恒大在去年12月“妖精论”出来后迅速服软？除了知道是中央政府意志，也是因为他们绕过监管的高杠杆计划和关联交易，经不起严格推敲，更不用说是翻箱倒柜的调查。
现在我们站在宝能和恒大的立场上，揣测一下姚振华和许家印的心态，他们当然必须接受失败，但有没有喊冤的地方——
宝能最初买进万科的时候，千股跌停，市场罹难，买入就是维稳，投资标的有什么错？不该投这些价值被压低的蓝筹、为保险资金寻找好的匹配吗？
万宝之争开始后，保监会专门核查过合法合规问题，不是说“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风险可控”、“举牌是市场行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监管不宜‘干预’”吗？
险资投资二级市场，举牌上市公司，做长期机构投资者，不是为了响应保监会2012年提出的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目标、鼓励股权投资、不再满足于“做做存款，买买债券”等等号召吗？
险资之所以对上市公司举牌5%以上并争取派驻董事，是因为一旦如此，股票投资的记账方式可以由公允价值法转为权益法，从而缓解股价剧烈波动对险资财务报表和偿付能力的影响。不正是这种制度安排驱动了对低市盈率蓝筹的投资吗？
在投资手段上，中国资本市场的杠杆工具相比发达市场是少还是多？
郁亮提到《门口的野蛮人》一书中KKR收购雷诺-纳贝斯克的案例，KKR的并购资金中99.94%是靠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的融资，比我们的杠杆率不知道高多少，为什么可以做成呢？一个不鼓励通过金融工具开展并购，不允许“蛇吞象”的市场，真的是一个好市场吗？
自险资投资万科后，万科市值才走上上升通道，而不是长期压在低位。险资提升了万科的价值，华润也最终高价变现，国有资产大大增值。
从中小投资者到利益相关者的市场价值，险资害了谁？大量央企国资对外投资“打水漂”的比比皆是，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是对纳税人和全民利益不负责任的“害人精”呢？
媒体可以一手拿着监管部门的报告，一手不断爆险资的料，但平心而论，谁没有一点问题、能经得起这样不断被质疑？
宝能和恒大都已是败军之将，付出了高昂的机会成本，声誉也损失不少。在此时候，当然要纠错和吸取教训，但采取痛打，过度苛责，也并不公平。
在万科之争中，我的观点一以贯之，也受到很多批驳。对此，我在《“万宝华之争”：讲规则就把规则讲透》等文章中做过回应。在这篇万科大结局里，从学术角度，再做一些分析。
我们经常说要善待企业家，也没有谁怀疑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什么样的财富创造方式才是真正值得善待的？这一点才是关键。
奥地利学派的著名学者柯兹纳(Kirzner)和哈伯(Harper)，将企业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套利、投机和创新。
套利是对同一时间内存在价格差异的不同市场进行协调交易，投机是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市场间的交易利润机会，创新是指通过新的生产方法、组织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
我并不否认套利和投机也是企业家才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价格发现和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积极作用，但我坚持认为，通过价值创新，实现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产出的扩大，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
我在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一直希望中国进入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代替“富豪机会主义”的“好人赚钱时代”；进入用好的资本代替权贵资本、投机资本、套利资本，从而驱动创新转型的“良心资本时代”、“善良资本年代”。
希望企业家一端的“好人赚钱”，投资端的“良心资本”，能够良性互动，实现“共生主义”。
这个过程不是放弃商业利润原则，而是要扬弃机会主义的商业原则，唯利是图的商业原则，尔虞我诈的商业原则，不计社会成本的商业原则。
有人让我定义何为“好人赚钱”“良心资本”？
很简单，“好人赚钱”就是通过在生产性活动中的创新，在做大蛋糕、创造增量的同时，实现财富增长。“良心资本”就是包含着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其目的在于帮助创造真实的、新增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高度认同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的，“要相信美好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扎扎实实专业研究的东西，要投资于价值，投资于未来，投资于人才，真正的投资家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碰巧成为了投资家。”
中国市场的一个可悲处在于，“唯才是举”远远抵不上“唯利是图”的流行。有钱就是最好的包装和对一切质疑的遮蔽，可以上榜、玩资本、做慈善、当教授、当委员、当代表、当明星，随便说几句话就被媒体炒成热点。
中国经济的规模几年后就要超过美国，但依然大而不强，根本原因就于，财富规模可以靠投资和负债堆上去，可以靠土地的价值重估估上去，而技术创新、价值创新则要靠扎扎实实的奋斗与坚持，忽悠和蒙骗都得不到。
正如企业家才能其实是高度类型化、本质完全不同一样，资本家对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也大相径庭。
我们需要好的资本，也需要对《门口的野蛮人》保持高度的警觉——
“垃圾债券就像使人上瘾的毒品一样，它能使一个小收购者从事一个庞大的收购计划，从而改变这些默默无闻的小收购者在收购中的命运。垃圾债券不断膨胀，一旦经济转头向下，会无法清偿堆积如山的债务，投资者会变得一无所有”。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关心计算机中的数据而不是关心工厂的产品呢？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拆散一家公司而不是去建设它？所有这些与商业精神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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