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经济体要增长，理论上必须支出多于收入，也因此，经济中的实体需要借钱或者减少储蓄，经济才能实现扩张。
如果所有人同时追求债务最小化，都在储蓄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借款人集体消失所带来“合成谬误”，这对宏观经济便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上图情景3），最终让经济将陷入通缩，而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导致借款人的收入减少，这又会导致私人部门偿还债务的资金减少，形成通缩螺旋，私人部门需要更长时间来修复资产负债表。
合成谬误是指：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比如，对个人而言，量入为出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经济就得不到发展。
1990年日本、2008年美国和欧洲经济泡沫破灭，都发生了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债务最小化的巨大转变，并且持续多年。
疫情之后，我国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都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之前地方把土地当固定资产划拨给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拿着土地做质押，向银行或者信托等影子银行借钱，城投公司演变成地方政府的信用卡，只要财政没钱，就拿出这张卡来刷一下，当账单还不上的时候，地方再给城投装更多的资产，提高这张信用卡的额度，借新还旧。
过去三年房价剧烈调整，城投和地方政府手上最优质的资产土地开始贬值，甚至无法流通后，城投卡的额度一下子就缩水了，之前的债务也就还不了了。
因此，我国私人部门和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资产负债表修复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化债”的过程，化债的四种方法已经在2023年的经济大事件总结中阐述（
2023年全球经济大事件——债务危机
），化债必将是未来5-10年的主题。
因此曾经喊出“活下去”的房地产企业优等生万科，境外美元债近期出现了恐慌性抛售。作为我国地产四大金刚，即使万科背景深厚，但在房地产供需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当下，万科在恶意做空者面前也就显得更加脆弱（
万科困局，中国楼市的最后一棵稻草？
）。万科美元债再次暴跌，我曾奉劝大家，在和房地产有关的投资上不要“刀口舔血”。
万科下重注的北上广深只是特例，县域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的底色。支撑着县域经济的县城婆罗门，如今也面临着中央转移支付、土地财政和发债权三大财源的减少，尤其是土地财政和借债渠道的断绝，影响巨大（
GDP一直在增长，为什么钱却这么难挣？
）。
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在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成追求“债务最小化”。
比如民营企业考虑的不是在境内投资扩产，而是怎么转移资本；
房地产企业考虑的不是拿地盖房，而是变卖土地储备和已建成未出售的项目，来还之前欠下的债务；
老百姓考虑的不是买房，而是担心未来要还数十年的房贷；地方考虑的也不再是大规模举债搞工程，而是怎么发工资。
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在从之前的扩张转变到当下的佛系，这都可以反映在中国2024年走低的社会融资规模里。
所谓“化债”，总结下来就是6点：印/拖/置换/保公开/开源节流/定向爆破。
面对大家的“恶意不买房”，各地开始鼓励购房，继续为地方卖地收入“开源”。比如，2024年年初，广州、苏州、上海等城市部分放开限购，但房地产行业面临着需求不足、库存高企、债务压顶三座大山，楼市限购的松绑并不能引入大量的需求带动房价的企稳上涨（
即使全面放开限购，房价也涨不上去了
）；
5月广东肇庆取消公摊，以此让房屋单价名义上上涨，让抵押资产账面价值没那么难看，但人们未来三十年的收入只能被透支一次，取消公摊只是实际房价下跌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取消公摊面积，众望所归，对楼市有什么影响
？）；
5月17日，刺激楼市三只箭出台，房地产市场迎来“降首付、降利率、政府出手收购存量房”，而未来加大央行再贷款额度，甚至直接绕过地方成立国家级别的商品房收储平台，国家成为最大的房东，用租金代替房产税补充土地出让金的缺失，可能才是未来托底房地产的思路和方向（
用更大的债务去解决债务问题，中国楼市的未来
）。
随着城市居民债务压力接近极限，现在能瞄准的对象，就是那些很多还没有“上车”的乡镇居民，到了8月，《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发布，乡镇居民会成为中国最后一轮城市化的推进剂和成为GDP新的增长点，以此让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新消费和新投资托底目前的经济（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来自经济的现实选择
）。
同月（8月），重庆某地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来解决化债问题（
都到了要“砸锅卖铁“的地步了？
），地方和城投从之前通过基建把生地变熟地的“铸铁卖锅”，到现在的变卖资产“砸锅卖铁”，不由得让人感叹时代的轮回。
以上都是开源的手段，除了开源，自然还要节流。
节流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精简机构，祛除臃肿，进行组织架构改革。河南山东率先出手，4月河南省发改委公布的最新信息，全省除学校、医院，事业单位精简超过60%，撤销了137个事业单位（
铁饭碗再铁，它也只是一个碗
）。
8月，“房屋养老金”制度在22个城市试点引发热议，我国大部分的高层住宅是2010年后建造的，会迎来集中进入老化期。在此之前，我也奉劝大家，持有小城市高层住宅或者大城市非核心地段高层住宅的，也需要趁早换房，特别是如果房龄超过20年了，这样的房子没有未来（
一房毁三代，高层住宅，没有未来
）。
除了房和地本身，房地产产业链非常长，牵连各类服务业和金融机构，从卖家到开发商，从银行到中介，整个房地产产业链里面的参与者，都成为了房子买家的对手盘，想从买家身上分一杯羹。
举个例子，在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的当下，卖房肯定是价越低越好卖。但实际上是，卖家给中介好处费越多房子越好卖，好处费换来的互联网算法的推荐，房屋真实的成交价成了网上显示的成交价减去好处费（
房价为何看起来没跌很多？现在要不要买房？
）。
除了对楼市相关从业者的直接影响，还有对众多行业的间接影响。再比如4月份，证监会对恒大财务造假调查完毕，恒大刷新我国上市公司造假数额的最高纪录，作为“债务内地化，收益海外化”的典型，背后的债券承销商（中信建投），评级机构（中诚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他们当年给出的“专业意见”让恒大把泡沫吹大，却让购房者、供应商和投资者哭诉无门（
恒大坐实造假，有人慌了？
）；
9月普华永道面对的便是4.4亿的顶格罚单，为当年的“专业意见”付出了代价；因为我国长期的利率双轨制，信托成为了银行资金的二道贩子，例如平安集团旗下的各种金融产品，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债权和股权的方式流入各个楼盘项目，4月平安的信托产品出了问题让很多富人被收割了。
穷人被P2P收割，中产被房价收割，富人被信托收割，在哪都要交学费，只是社会的学费更贵一些而已。
购房者着陆，叫做软着陆，
金融机构着陆，那才叫硬着陆
（
阵亡文章：平安信托踩雷，给我们的警示
）。
为了避免硬着陆，商业银行或许错过了降息的最佳窗口期，究其原因，是银行既想要优质资产的超额利润，又要未来继续维持收益。然而，要是被高负债伤透了心的居民和企业开始厌恶债务，自此信心受到打击，那将是更大的损失，因为“信心”才是驱动经济增长最底层的力量（
降息？八月十六卖月饼——太迟了
）。
M1和M2的剪刀差就是反映信心的证据，M1是整个社会流通的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它大幅下降代表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人们的消费意愿不高。而我国居民存款余额在2024年高达145万亿，近8年增长超一倍；M1和M2剪刀差在2024年7月持续扩大，背后的原因就是就业低迷、收入下滑，企业和居民的现金无处可去。
在全面
资产荒下，国债几乎成为了所有金融机构存放资金的唯一选择。
2024年7月市场对央行的警告视而不见，国债购买资金总量一浪高过一浪，逼得央行不得不出手做空国债，自己做空自己，成为了2024年尴尬且值得深思的一幕（
消费的沉默震耳欲聋，国债的高亢暗流涌动
）。
在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房地产相关的投资出问题的背后，伴随着的还有社会沉默的消费意愿。9月，前央行行长表示，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开始正视问题）。
在维持了四年多的高利率后，美联储终于在9月18日降息，紧接着9月24日，我国央行打出了924新政组合拳，除了同时降准降息，还创设新的两项货币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资金进入股市。国庆节前一天两市成交2.6万亿，跑出了“疯牛”行情，直接拉动国庆节的消费。
这次行情确实标志着政策思路的转变，原来我们都是的刺激都是在生产端发力，924新政引导资金入股市，提升财富效应，鼓励大家消费。
而“924行情”，和1999年的“519行情”如出一辙，都是在通缩、产能过剩、社会融资低迷、外部不利因素、经济增速下滑、失业问题突出、房地产企业暴雷、长期国债等环境下，用一纸文件创造出来的牛市（
这次的牛市，像极了1999年！
）。
中国股市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投机”和“化债”的基因，股市这个完全市场化的产物，要在这个不完全市场化的地方生存，这就导致企业大股东费力把企业搞上市，然后玩一把就走（比如减持），包括游资和量化在内的投资者自然也不是什么善茬，谁都想玩“一夜情”，谁也不想长相厮守，但最终苦了散户。
这便是“在美股只能挣到钱，但是在中国股市你能学到技术”的本质原因。
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拜佛有用，那么你连庙门都进不去；如果种地能挣钱，那么农民将无地可种；如果炒股真能暴富，那么普通人连证券账户都开不了，股市不适合绝大多数人（
阵亡文章：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
）。
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值，但在经济三驾马车中，我们普通人对经济的感知主要体现在消费，只要大家不消费了，就觉得经济不好，因此各位的体感温度远远低于宏观经济数据，也就是说消费下行的剧烈程度远大于宏观经济的下行速度，以至于年底，我们不得不大力推出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等政策减缓经济下行。
面对外需的雪上加霜，提振内需再一次变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
中国接下来政策刺激除了传统的补贴消费和适当提高收入外，重点就在“保资产价格”，稳住楼市价格，以此来稳住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之前的“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到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总规模10万亿的化债方案，目的就是主动修复地方的资产负债表，让地方的担子轻一些。
面对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借款人消失的问题，辜朝明在书中明确提出了解决方法，那就是政府必须作为最后的借款人，即使有大量的公共债务，财政刺激也不能停。
导致借款人消失的第二大原因，就是经济处于被追赶的阶段。
作者在书中阐述，经济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
。
第一是城镇化经济。在工业化初期，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农村，由于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工人的工资低廉，直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第二，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经济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供需关系逆转下，工人工资显著上涨，这个阶段消费和投资都在迅速增加，也被作者称为“黄金时代”，更是一个贷款人市场，即贷款人少，借款人多。
第三、就是被追赶的经济体。一旦一个国家被技术娴熟的竞争者追赶，且通常该竞争者拥有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或被追赶阶段。
在这一阶段，企业在国内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将变得更具挑战，因为国外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国内。被追赶的经济体的企业即使仍在投资，也不一定是在本国。由于成本等原因，当行业对手开始在海外生产时，许多企业也被迫在海外投资，因此，这个阶段是一个借款人市场，即贷款人多，借款人少，资金供求关系决定了利率会显著下行，债牛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