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闭幕的2017绿公司年会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建设新型的政商关系说了一席话。
马老板表示，十八大以来，政府做了两个理想主义的事情，一是反腐，二是扶贫。这为打造新型政商关系奠定了基础，而对企业来说，坚持新型政商关系，就是要坚持不行贿。依法纳税也是给政府最好的“行贿”。新型的政商关系、政企关系应该是最大限度发挥出企业家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创新型、能动性。
企业不行贿和会计不做假账看似是一种底线要求，但在一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中，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真的做到了企业不行贿，官员也就无从受贿，那么中国的政商关系真的走向了前所未有健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也就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甚至可以说，这一目标如果达到，那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政商关系根本的改造。
马老板这番话，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一位民营商人蔡成功。
蔡成功身上洋溢着企业家的精神，他头脑活泛，有开拓精神，而且其个人道德品质并不低。他的“发小”侯亮平说他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还说他身上有商人通常的“毛病”。侯亮平言谈之中表现出对商人的一种轻蔑，即俗话所说的“无商不奸”。可是我们从蔡成功的经历可以看出商人身上的那些毛病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中为了生存下去而长成的。侯亮平成长环境优越，他的妻子钟小艾更是背景神秘，有着让电视剧中最大的BOSS赵立春家族忌惮的能量，而生长在城市平民家庭的蔡成功少年时常被望子成龙的父亲暴揍。
剧中的蔡成功也行贿，可他的行贿是被逼出来的，他为了贷上款，不得不行贿城市银行的负责人；为了能够得到工程招标项目，贿赂有权的官僚。即便这样，在残酷的商场倾轧中，他被山水集团和银行联手做的“过桥贷款”的局坑苦了，处在黄金地段的大风厂那块地被山水集团巧取豪夺。山水集团不用像他那样很LOW地行贿，是因为山水集团高小琴和他的孪生妹妹高小凤有更具杀伤力的方式——以美色侍候高官；而官二代赵瑞龙更不需要像蔡成功那样行贿，因为他的父亲赵立春掌握巨大的权力，反而是商人和中下级官员行贿的对象。
马老板所说“依法纳税也是给政府最好的‘行贿’”，这话中“行贿”二字当然是比喻，但也揭示出从古到今政府的存在的实质：就如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更是认为：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人类为了避免互相残杀，为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有保障，不得不供养一个政府，纳税便是供养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至于支付的成本和得到的公共服务是否平衡，便是衡量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重要标准。
其实，从古至今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希望商人向朝廷或政府是公开地纳税（税率轻重则是另一个问题），而非私下向官员行贿。因为前一行为是充实了整个国库，受益的是最高统治者如皇室，而后者受益者是大大小小的官吏，最高统治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古代王朝的反腐便是在这一逻辑下运行的。
但考诸历史，中国古代的大商人要想把事业做大，几乎避免不了向官员行贿，或者与掌握大权的官员结成亲密的私人关系，而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权力从上向下授予，各级官吏向上负责，那么不论王朝有多么精密的统治技术，皇帝和他有限的辅佐者，无法有效地监控一个庞大帝国那么多的官吏，皇家授予的权力必然成为各级官吏放牧的“公地”，权力被私人拿来套现再正常不过了。而商人和掌握大权的官员结成私人的利益联盟，其效能远超效忠只是一种概念而存在的“朝廷”。八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现象称为“胡雪岩宿命”。
在秦灭六国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秦朝刚建立时，朝廷还得善待类似巴寡妇这类巨商。可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带来人员的流动，引发思想的活跃，言论的难以控制，这和帝制时代固民于土的主要社会控制形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明太祖朱元璋诰命商人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种目的。因此，商人要挣钱，尤其要挣大钱，除了巴结官府、伺候官员别无他途，可以说，官商结盟是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
与官员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是取祸之道。与官员结盟而致富，使其财富的获得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随着财富的增加，巨商对权力的依附只可能越来越强而非相反。而与权力结盟往往会使商人更加骄纵，《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虽然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他有一段宣言式的话语被当成因权力而富裕的中国商人典型心态：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于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几乎成为公众贴给富商的标签，而权力掌握者利用“告缗令”发动群众运动往往很有成效，在权力和民粹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其生长必定是畸形而艰辛的。依附权力的商人得志时威风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权力，顷刻就可以使其破产，甚至不保身家性命。
直到近现代，中国只存在两种政商关系，都是以浙商前辈为代表的，一是“胡雪岩式”，二是“虞洽卿式”。“胡雪岩式”的政商关系是前现代的，胡雪岩这位少年时就从徽州来到杭州当学徒的商业天才，他无论早期和王有龄的结识，还是后来与左宗棠的结盟，不可否认他的商业帝国的建立和高官的支持分不开的。胡雪岩的手法和格局当然远超寻常的商人向官员送钱，而是帮助左宗棠筹款，收复新疆建立了不世之功，客观上是对大清朝的效忠。但在这样的政商关系下，他无法在权力斗争中置身于外，左宗棠政坛上的敌人李鸿章的商业代理人盛宣怀，通过“作局”将胡雪岩挤垮，他的下场和《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没什么区别。
“虞洽卿式”的政商关系比起“胡雪岩式”的政商关系是一种进步。虞洽卿是做买办起家的，他熟悉西方国家商业贸易那一套规则，他的发达也得利于这一套在租界运行的规则。一方面，他依靠外商在上海的势力而避免中国官府对商人予取予夺的侵害，可以说他这种“挟洋自重”是针对中国传统官府不讲规则的自保；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宁波同乡会首领地位以及和官府的密切关系，在外商和租界当局面前，有一种“华人代表”的民意支撑。
清朝逊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更是走马灯地频繁更换，无人取得绝对的优势，包括虞的小同乡蒋委员长亦是如此。在这种彼此争夺、无人能大一统的情况下，谁也需要虞洽卿这样的商人，于是在混乱时代，虞洽卿这样深谙政治的高明商人，多头下注，审时度势，构建了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政商关系。在这种政商关系中，作为商人的虞洽卿获得了着胡雪岩时代难以想象的、与政客军人相对平等的地位。
但“虞洽卿式”的正常关系只能是一种过渡形式，不可能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常态。因为这根本上还是巨商和高官在高层取得一种相互依存的平衡关系，与广大人民关系不大，仍不免暗箱操作，让人诟病多多。一些形式上实现宪政的东方国家如韩国，至今这种政商关系仍若隐若现。
建设一中全新的、清明的、平等的政商关系，根本上是要解决权力由谁授予，由谁监督的问题。如果从制度上真正实现了权力由人民通过合法的程序授予，又由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媒体）监督，“胡雪岩式”或“虞洽卿式”的政商关系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商人依法纳税就行了，何必吃饱了撑的用行贿的方式去取悦某个官员呢？
能否建成马老板所言的“新型政商关系”，关键不在商人这一端，商人阶层只是配合的角色，而是在公权力那一端呀。
2014年马老板在乌镇大会上讲演中说胡雪岩是坏榜样，权与钱碰到一起总会“爆炸”。胡雪岩这个“坏榜样”是大时代造成的，今人应该抱有同情之理解。今天也确实到了整个民族告别“胡雪岩式”政商关系的时候了，祝愿马老板有超越浙商前辈胡雪岩的信心和底气。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马老板对这个时代的贡献绝不亚于创办了阿里巴巴。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谢谢鼓励，马老板说西湖边的乞丐都用支付宝乞讨了，我这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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