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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点点拉高了少女的裙摆

杜绍斐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7-02-27 22:52

正文

明姐按

马上就是三月份了，明姐在衣柜里放了一冬天的短裙也快要拿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了。

大部分姑娘可能从小到大穿了十几年的短裙，却还从来不知道，短裙的背后竟然有着这么一段正义热血的历史。

本文由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授权转载

撰文 | 陈荣钢

超短裙最早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至4700年的古埃及时期。和很多古代文明一样，古埃及人并不认为女性裸露大腿甚至臀部是件羞耻的事。

古埃及壁画上穿超短裙表演杂技的女人

人类文明早期，穿超短裙既无关羞耻，也不分性别。直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随着政治和文化环境的转变，欧美女性的装束才变得异常保守。也是从那时起，欧美女性着装覆盖身体面积的大小才有了政治和文化内涵。

随后启蒙运动和教育民主化也没有赋予女性同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她们仍被视作脆弱、情绪多变的代表，很少能参与政治和商业活动，她们甚至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仅仅是男性的附庸，更没有自主选择时尚的权利。

因此，超短裙存在的历史，远远超过长度问题讨论的时间，讨论裙子长短完全是一个现代人才会干的事。

1930年，19岁的好莱坞女星珍·哈露「Jean Harlow」在电影「地狱天使」「Hell’s Angel, 1930」中饰演了「轻佻女孩」-「flapper girl」海伦。「轻佻女孩」穿着超短裙，对着镜头呼喊：「我想要自由。我要快乐，我要玩耍。人生苦短，活就要活得有滋有味。」

无独有偶，另一位影星克拉拉·鲍「Clara Bow」

也在「野宴」-「The Wild Party, 1929」中露了大腿

「轻佻女孩」生于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经历「一战」，但社会氛围深受欧洲逃避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影响，这种生于「一战」后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在欧洲更为明显。年轻人们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表示失望，又在20年代末迎来了经济上实实在在的打击——「大萧条」。

物质基础受到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后，接下来受到挑战的就是道德和时尚观念。把少女穿短裙完全视为对现实的逃避并不准确，超短裙同样也意味着青她们对既有文化的质疑与反叛，「品行败坏」的「轻佻女孩」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叛逆因子，甚至成为后来自下而上的政治实践者。

二战结束后

好莱坞胜利委员会黑人部主席Hattie McDaniel

带领女明星们排练庆祝表演

身着当时最流行的裙子样式

虽然超短裙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欧美社会还没有形成风尚，但裙摆长度较维多利亚时期确有缩短。不过，这二十年的裙装风尚也只是在激进和保守之间徘徊。比如，20年代欧美女性开始流行穿裙摆在膝盖以上一点点的百褶裙；30年代又有所收敛，大部分裙子的裙摆下降到小腿肚的位置。「二战」期间，女性的裙子又变短了，只不过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变成了物资匮乏造成的织物配给制度。

50年代，美国从战争的阴影中迅速走出，消费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食品和日用品需求早已解决的同时，人们开始主动追逐时尚的潮流，也是从那时起，时尚产业和众多时尚品牌成为推动穿衣潮流的主要力量。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的时装还深受大洋彼岸法国时装文化的影响，迪奥「Dior」等品牌已经颇具国际号召力。

总的来说，50年代欧美女性在潮流的引导下，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裙装把自己打扮得「优雅而富于女性气质」。裙子不仅不能太短，而且裙摆面积要大，坐在地上甚至能形成一个圆形。

50年代流行的「圆形裙」-「circle skirt」

然而，50年代的危险在于消费主义「黄金时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暗流，促成了60年代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运动，超短裙成为爆款。叛逆的一批青年厌倦了「在你最好的时光，穿最美的衣服」之类的口号，加入到对物质主义的反抗运动中。

青少年「亚文化」随之建立起来。他们需要全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空间发声，批判伪善的资本主义道德与礼俗。在这精彩的十年间，青年的声音和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披头士文化一起，成为欧美社会「青年大骚动」-「Youthquake」的主要组成部分。

60年代，穿短裙的女孩上街游行

抗议保守的法国品牌

因此，超短裙流行于60年代绝非偶然。超短裙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依附于新一代欧美青年的精神价值，少女从行动上反对母亲的穿着，进而反对具有母亲那一代人的品味与主流价值。对她们而言，再多基于法国设计师款式设计的大众消费产品比不上一条超短裙。也只有这样，60年代超短裙的流行才能比20年代更持久、更激进。

超短裙除了表达普遍的反抗情绪，还特别指涉「新女性」群体。这是战后欧美社会第一次在性别和年龄上出现巨大的人口学断裂。一方面，「亚文化」青年产生出区别于主流文化、父辈文化的集体意识，是一种个人化表达。另一方面，超短裙也被用作女权主义的斗争工具，使女性敢于裸露身体，做身体的主人，是一种对男性权力宰制的对抗机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穿超短裙的女孩也鼓励着更多女性去自由地选择工作、婚姻、生育和性行为。

纽约朋克乐队主唱狄波拉·哈利「Debbie Harry」

常穿着超短裙出现在舞台上

70年代，朋克（punk」移用了代表反叛精神的超短裙符号。当时，60年代年轻人的疯狂已成过往，一些怀念60年代的音乐人开始通过朋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典型的是1974年发迹于纽约的金发女郎乐队「Blondie」，她们的主唱狄波拉·哈利「Debbie Harry」常穿着超短裙出现在舞台上，成为「70年代末纽约城最拉风的性感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代表独立女性意识的超短裙并不完全脱离于时尚产业，有时还要和她们所反对的商业话语为伍。被誉为「超短裙之母」的英国设计师玛丽官「Mary Quant」甚至在1955年就捕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并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1969年的玛丽官「Mary Quant」超短裙

借着60年代社会运动的势头，玛丽官一方面改变了营销策略，以「自由、活力、年轻、革命、反对保守」等字眼为噱头，向年轻人兜售自己的品牌文化；另一方面她也把裙子越做越短，60年代中期的新款超短裙裙摆甚至到了大腿中部的位置。

除去超短裙作为政治和文化反抗工具的意涵，它并没有脱离商业话语。甚而，超短裙的反叛精神在20世纪下半叶被它最初反对的那些话语利用和收编了。

1967年，伦敦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兔女郎们

讽刺的是，60年代的超短裙文化在反叛和顺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英国，超短裙的主要消费群体是15-20岁的女学生，她们既可能利用这一衣着符号作为参与女权运动的工具，也可能被作为「女学生」形象消费掉。

这和当时流行的萝莉「lolita」文化不无关系。齐肩短发、瘦小的躯干和细长的腿是萝莉的典型特征，她们在走秀和拍摄杂志写真时更具竞争力，比如60年代的名模崔姬「Twiggy」出名时年仅17岁，而身高174厘米的她只有45千克。对此，玛丽官的丈夫亚历山大·格林「Alexander Greene」直言不讳：「确实这么做有些恋童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