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消费主义的滚滚浪潮之下，传统文化与家庭结构却遭到巨大冲击，人与他人、家庭、自然的联结变的脆弱，每一个人都像漂浮在东京里的原子，光鲜体面的外表下是刻骨的孤独与虚无。
透过狂热的资本经济和消费文化，藤原新野对东京人的精神生活做了冷静的考察，对消费主义、个体困境和资本社会的发出了尖刻独到的批判，也不禁让人反思城市过快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人文危机。在当下，藤原新野的反思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藤原新也，1944年出生于福冈县门司港。日本摄影家、作家。于东京艺术大学就读时，决定离开校园展开十余年流浪各国的生活，此亦成为其投入摄影报导之起点。曾获得被喻为“摄影界芥川奖”的木村伊兵卫奖、每日艺术奖等殊荣。
撰文 | 宗城
东京，作为日本最大都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狂热与消沉。从经济腾飞时期到后泡沫时代，从太阳族到低欲望青年，繁华背后是虚无，光鲜底下有落寞。
千禧年后，日本社会呈现出低欲望图景和个体的“虚无”危机。“低欲望”一词，源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欲望社会》，他认为：现今的日本社会，青年人正在自发性地降低欲望。低欲望并不是坏事，但让学者忧虑的是：日本国民过着吃好穿好的生活，却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热忱。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挣脱传统的家庭结构，却不知出路在何方；另一方面，日本少子化、独居化、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人与人的防备之心日重，城市白领、工人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在寥人问津的角落，因种种原因成为单亲妈妈的妇女生活困难，由此，孤独与压抑成为弥漫日本社会的情绪。
历史：日光之下无新事
《东京漂流》是日本作家藤原新也的旧书，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却又像是一本新书，哪怕跳出日本的语境，置入当今中国的环境，也有切身之感，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藤原新也以锋利的笔触记录了一个个生活片段，映射出繁荣东京中“人的危机”。他于六十年代末离开日本，游走诸国，八十年代初返回东京生活。有感于日本社会的巨变，决定写下站在历史桥头的感悟，于是有了此书。
东京，这座城市繁荣辉煌，却也有像芝浦这样死气沉沉的地方。它既有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竭尽全力的梦想家，也有乏味的灰色建筑、纵横交错的运河、废弃工厂和污浊的水道。东京市民的阶层差距，也像都市里繁荣与萧条城区的界限一样分明。在《海市蜃楼》小节，藤原新也写道：“（山手线）是划分东京地价的界线......它有如划分东京人人生等级的椭圆，椭圆外侧躺着无人问津的异物。”
繁华背后藏着落寞。日本是高度资本化的国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问题结合日本特定的“孤岛情绪”、“物哀忧愁”，在东京这座大都市有了最极致的体现。藤原新也踏入东京以后，搬过好几次家，从环状七号线高架道路正下方，到三河岛的钢铁工厂密集地带，再到新兴住宅区的简易公寓、草加市郊小岛上的集合住宅等，他对东京的多元景象有切身可感的体验。比起光明，他更愿意走入黑暗，比起拥挤不堪的人潮，他把更多笔触留给“边缘人”，《东京漂流》是一部“小人物记录册”，边缘人在大都会的生存状态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东京漂流》的文字跳跃而富有画面感，这和藤原新也的职业有关。他不但是作家，也是一位飘忽不定的摄影师。当他写作时，继承了摄影师对镜头感的追求。读藤原新也的文字，仿佛在看一张张色彩鲜明、寓意十足的照片。而要理解藤原新也的写作态度，不妨从他的生活态度入手。当学生时，他自认与“弥漫着精英意识的安逸大学无法兼容”；当画家，他“专挑一些他们认为不值得画的主题入手”；住地方，他“老是挑鸟不生蛋的地方住”。记录东京，藤原新也也在“反其道而行”，这是他公开的叛逆。外人印象流中的东京他不感兴趣，他流连的是另一个东京——一个沉默、迷惘、魔幻而污浊的东京。
“凡事以扩大与效率为原则，在生产至上的基础上力行全国各地城市化是时代的主题。”“每个家庭都为跟上社会的高速成长，渐渐整理宅内与周遭没有价值、不必要的异物。”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度让国民充满希望，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社会的隐忧却逐渐浮现出来，藤原新也在书中特意强调，1980年是一个重要转折，而要理解这个转折及原因，需要知晓日本“腾飞时期”的消费图景及国民的生活变化。
剧变：从住宅到人心
《东京漂流》前半部分刻画出日本社会的消费狂潮、孤独景象。其中，《两个十诫》最有批判力。在这一章里，作者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谈到了日本的社会变迁，将日本住宅变化、生活方式变化与人们的心态变化结合起来，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剖析问题，文章没有局限于浮皮潦草的批判，让普通读者对日本社会有了一个更为整体的了解。
藤原新也发现，在日本，老式日本房屋逐渐被集合住宅取代，结合集合住宅的诞生史，他一针见血：“社会转型期集合住宅的构想，就源自监狱的监视管理系统。”“日本从此进入了一个被人管理的时代。”而日本社会人与人的孤独与隔绝倾向，也与住宅结构变化息息相关。作为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藤原新也发现：日本社会的住宅结构正步步闭锁，各家各户之间渐渐由交流变成隔绝。
高度集中的资本与曾经对生产的狂热让日本快速进入消费社会。作为传统家庭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神龛佛坛的位置被电视机取代，政府鼓励专家制定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计划，这一时期，东京大学经济学者提出了刺激大众消费的十大战略，堪称消费社会的绝佳注脚。
藤原新也对消费狂潮非常警惕，在《两个十诫》《行善潮流》中，他都对鼓吹消费的美德的风气予以抨击。某种程度上，日本精英们为了提高生产力、加强社会管理、维护既得利益，对平民实施了“奶头乐”式的手段，鼓励平民将激情宣泄在娱乐新闻、暴力游戏、情色产品和频繁密集的工作中，无形中消解了日本公民的抗争力。
作者将日本住宅的变化置入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判断：“住宅的定义，正逐渐由家庭成员与社会或超自然的交流场所，变成为了争取更多社会生产力而筑起的功能性斗争要塞。”而这种设计，本质上服务于当时日本社会“事以扩大与效率为原则”的方针。
拐点：消费狂热后的倦怠
当消费达到饱和、内需停滞，消费文明体系下的民众开始倦怠。于是，年轻人开始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大街上出现“促进消费公司”、“供给过剩公司”，电视节目开始拍摄反映颓废人生的电视剧。大众并不愚蠢，大众看破了消费的路数，但站在消费文化的饱和点上，大众困惑的是，自己该如何克服与日俱增的虚无感？
藤原新也以1980年为转折点，讲述了日本社会的变化。他举了田园调布（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高级住宅区）、反核运动、宪法阅读运动等例子，说明随着经济热潮的消退和消费文化的饱和，日本人不但愈发孤独，对既有现象的怀疑情绪也日益浓重。在这个固化社会里，都市人反而像一个个无根的漂泊者。而这幅图景正是低欲望社会的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