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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高调坐镇“最大规模空袭”,却意外暴露一个认知误区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3-17 21:25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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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泉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导读】 近日,特朗普下令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果断而有力的军事行动”,并希望借此打通红海航道。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后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为了向伊朗发出警告。 在拜登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从“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四年后,特朗普在其任期内重新将其列入该名单。

本文指出,也门国家机构缺乏效力、社会缺乏凝聚力且经济状况极端恶劣。也门脆弱的安全结构是武装力量崛起的根本原因,而胡塞武装的壮大则得益于伊朗的支持。 也门战争正是沙特与伊朗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一大议题。 许多军事专家认为,胡塞武装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得益于伊朗提供的装备和技术。而美国的角色常被忽略:一方面支持沙特联军对抗胡塞武装,另一方面协助阿联酋及其盟友在地面战场打击极端主义力量。 美国对沙特的军事支持,导致沙特长期不愿积极参与和平谈判, 也加剧了也门及海湾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
此次特朗普指挥美军轰炸彻底激怒了胡塞武装。他们宣布将对美国船只及军舰实施“以眼还眼”式袭击,并声称此后将禁止以色列和美国船只通过红海。专家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分布零散、根基较深,加之也门政治局势复杂, 特朗普依靠空袭实现速胜的可能性较低,而如果动用陆军,则面临较多的人员伤亡。目前特朗普还没有地面行动的计划, 而胡塞武装长期扼守也门北部靠近红海咽喉要道的地区,经历近十年内战而始终未被打垮。此次行动极有可能演变为持久战,又或是特朗普的一次“表演式秀腕”。
本文原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9年第4期,原题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

及其治理困境


研究的缘起


中东变局以来,由于外部干预、政权更迭和武装冲突,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教派、族群或部落关系复杂的阿拉伯国家均出现了突出的安全问题,提升安全治理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上述国家中央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明显不足,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影响力较大,导致安全治理中复杂而特殊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现象,最终破坏了国内正常安全秩序的顺利形成。


3月16日,白宫公布特朗普远程观看美军行动的照片。他神情严肃,身穿一件印着“特朗普”商标的白色高尔夫球运动衫,头戴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标志性棒球帽。他声称,此次行动意在“保卫美国航运资产并遏制恐怖威胁”。



在当前中东脆弱国家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问题上,也门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是对存在于该国境内不同政治集团拥有的各种武装组织的统称。 在也门,武装力量数目繁多、种类多样、构成复杂,除了政府统辖的国家武装力量之外,还存在各种非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外国武装力量等。


前总统萨利赫下台后,也门政治转型陷入僵局,出现了亲胡塞力量与反胡塞集团的军事对垒,内战逐步扩大。 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也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冲突异常激烈,极端主义势力乘势坐大,人道主义危机此起彼伏。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探讨治理多重武装力量的困境及出路。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有限,其他武装力量乘机填补“安全真空”,也门呈现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复杂态势。


(一)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历史惯性和独特性


纵观历史,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并非新近现象。1962年,也门的“军官革命”推翻穆塔瓦基利亚王朝,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以下简称“北也门”) 。然而,北也门很快陷入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内战。1962年至1967年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包括也门国家武装、君主派武装力量 (以西北高地部落武装为主) 和埃及军队。1967年后,埃及军队撤离也门,君主派武装力量因沙特支持的终止而解散。然而,部落武装力量在内战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三届也门政府 (1967年~1978年) 囿于部落压力和沙特的阻挠,无力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一时期,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和部落武装。


萨利赫统治期间 (1978年~2011年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除国家武装外,部落武装势力仍旧强大。1978年萨利赫上台后,为获得部落力量的支持,政府赋予一些部落联盟在安全、司法和经济领域广泛的自主权。具体到安全领域,即政府允许部落武装的存在。另一方面,萨利赫组建了许多平行性的安全部门,包括共和国卫队、也门特种行动部队、中央安全组织和国家安全局等,这些部门均由萨利赫家族的成员掌管,是忠诚于萨利赫的武装力量。此外,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威胁开始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极端主义武装开始在也门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崛起,先后与中央政府爆发了六轮武装冲突,即萨达战争。


由上可见,也门国内多重武装力量现象具有历史惯性,国家武装与部落武装长期并存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呈现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的构成存在差异。自2011年也门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以来,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治理能力进一步下降,萨利赫统治时期存在的多重武装力量——胡塞武装、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装、部落武装、极端主义武装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武装力量异常活跃,影响遍及全国。


萨利赫统治时期,也门武装力量虽然不时参与冲突,但冲突整体上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也较短。例如,1994年也门内战的交战区域集中在该国中部和南部,且战争持续时间较短。胡塞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萨达战争虽然持续了六年 (2004年至2010年) ,但交战区域主要在西北高地进行。然而, 武装力量在当前也门冲突中表现得极其活跃,也门战争也因此具有内战、代理人战争、反恐战争和教派战争等多重色彩。 此外,最近两年冲突涉及的范围十分宽广,除马赫拉省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外,全国其他省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第二,武装力量与政府联系减弱。


历史上,也门不少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存在与政府的支持和默许态度密不可分。例如,萨利赫时期的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政府为防止常规军发动政变、维持政权生存而建立的。此外,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武装力量存在也得到了政府首肯。然而2011年之后,虽然也门部分武装力量仍与政府密不可分,但是大多数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依赖于政府支持。这意味着,政府对于多重武装力量的掌控和应对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三,武装力量类型复杂多样。


长期以来,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相对简单,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平行性安全部门、部落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然而 2011年以来,武装力量的种类日趋多元,这些武装力量按照意识形态可划分为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宗教性武装力量和以“南方过渡委员会”为代表的世俗性武装力量;按照国别属性可划分为沙特和阿联酋支持的外国武装力量和以哈迪政府军代表的也门本土武装力量;按与政府的关系可划分为亲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和摇摆性武装三类。


(二) 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


武装力量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是考察内战中武装力量问题的起点。下文将分别考察也门亲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和摇摆性武装力量等三种武装力量类型。


第一,亲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也门安全部门,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军。 2016年初,也门政府声称政府军有45万人,但根据权威人士判断,政府军规模或仅有6万~7.5万人。当前,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联军负责训练和武装哈迪政府军。军队名义上归哈迪政府管辖,但 由于也门长期存在的“部落型军队”传统,军队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同的军团往往更加忠诚于军团指挥官和部落精英,对国家的忠诚度相对有限 二是政府新建或整编的平行性安全部门。 哈迪继承了也门政府组建平行性安全部门的传统,他在2012年组建总统保卫部队,该部队由其子纳赛尔领导。此外,也门政府将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整编进平行性安全部门。例如,在战况激烈的塔伊兹市,哈迪将一些反胡塞武装的非政府武装整编为总统保卫部队第五营。 三是阿里·穆赫辛将军 (Ali Mohsen al-Qadhi al-Ahmar) 领导的武装力量。 穆赫辛将军是也门的重要军事和政治精英,他与也门最为显赫的艾哈迈尔家族、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改革集团 (即“伊斯兰改革党”) 以及哈希德部落联盟联系紧密,且与“基地”组织有长期来往。萨利赫政权倒台后,阿里·穆赫辛领导的也门第一装甲师彻底转变为一支忠诚于他本人的武装,沙特成为该武装最大的金主。 四是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 2015年,为应对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强势崛起造成的威胁,沙特纠集埃及、摩洛哥、约旦、苏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对也门实施军事干预,其行动主要集中在空中打击和海路封锁。在地面战场上,外国军队主要是阿联酋的陆军以及受沙特资助的塞内加尔、苏丹、哥伦比亚等国的雇佣军。


第二,反对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胡塞武装。 20世纪70年代,萨达省的栽德派宗教人士巴德尔丁·胡塞 (Badr al-Din al-Houthi 发起栽德派复兴运动,2004年更名为“胡塞人”,即人们熟知的胡塞运动。目前,胡塞运动的领导机构是长老委员会,其军事力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的规模约2万~3万人,成员主要是萨达省的部落民兵,该武装在战争中通过赋权地方指挥官而变得十分强大,重型武器主要来自击败政府军所获得的战利品。 二是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在也门,极端组织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也门分支。 前者是也门影响力最大的极端主义武装,其目标是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哈里发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活动区域主要在贝达省、埃布省、阿比扬省和哈德拉毛省,并在塔伊兹、亚丁和夏卜瓦有零星活动,该组织的头目是雷米 (Qasim al-Raymi) ,组织规模约4000人。“伊斯兰国”组织也门分支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领导层包括阿代尼 (Nashwan al-Adeni) 等人,该组织主要在亚丁、哈德拉毛、萨那、塔伊兹、夏卜瓦和贝达等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地区活动,袭击手段较“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更加残暴。


第三,摇摆性的武装力量,由于该武装力量对待政府的态度相对复杂,很难用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简单二分法来界定其性质,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人民委员会 (Popular Committees) 在也门,组建人民委员会并不是新的现象。人民委员会主要是部落力量为保护社群利益免受外部威胁而组建的,其职责包括保护当地的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负责检查站安检等。由于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对多数部落民兵组织的概称,因此需要对其性质进行具体分析。与哈迪政府关系良好的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每月能从政府领取工资,成员规模约有1.5万人。然而,他们并不完全遵循政府命令,而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甚至从事绑架、勒索、抢劫等非法活动。2014年9月,胡塞武装组建了亲己的人民委员会。 二是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装力量。 在长达30余年的统治中,前总统萨利赫组建了庞大的庇护网络,确保他与许多精英保持密切联系。虽然萨利赫于2011年被迫下台,但是他仍能利用积攒的600亿美元的资金,庇护忠诚于他的武装和其他力量。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最重要武装是前政权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尤其是由他的儿子和侄子掌管的共和国卫队和中央安全组织等,这些力量中的大多数人在萨利赫下台后仍忠诚于萨利赫家族,人数在3万左右。2014年,萨利赫集团与胡塞武装结盟,反对哈迪政府。2017年底,萨利赫由于与沙特亲近而被胡塞武装杀害。之后,萨利赫家族转而与哈迪政府一道反对胡塞武装。 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 该组织成立于2017年5月,其前身是“南方运动”,领导人包括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等人,成员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军政精英及其追随者。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不是特别强大,主要依赖阿联酋的支持。该力量在对抗胡塞武装时与哈迪政府合作,但在也门南部影响力的争夺上与政府存在冲突。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原因


当前也门的武装力量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而且行动活跃、作用显著。2017年也门民调中心就“谁能给你们提供当地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调研,仅有16%的受访者表示是军队等国家安全部门。显然, 政府和非政府性的武装力量并存已经成为也门安全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国内层面:安全结构脆弱


中东变局发生后,整个中东地区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组织因素,其中的结构性原因至关重要。在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是也门不稳定的安全结构,包括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和包容性的社会结构,以及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


第一,也门国家机构长期脆弱,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和安全结构碎片化的重要原因。 国家机构是不同社会力量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它往往反映社会力量互动的“游戏规则”,决定国家权力的分配和管理。在也门,缺乏效力的国家机构降低了社会力量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背叛国家的成本。


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致使一些社会群体被边缘化,促使他们使用武力手段谋取社群利益。 萨拉·菲利普斯 (Sarah Phillips 曾指出,长期以来也门的国家资源极为稀缺,国家机构效力有限, 政府运行的实质是庇护政治,即总统使用国家资源构建并维持庇护网络,以此换取地方精英对政府的承认。 哪些力量能够被纳入庇护体系以及他们在庇护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萨利赫下台后,在也门政治转型进程中,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塞运动和“南方运动”被进一步边缘化,促使他们愤而使用武力手段寻求社群利益。


另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导致政府无力镇压武装力量的叛乱,无政府状态促使非政府武装力量填补安全真空。 埃及、突尼斯的国家能力相对强大,两国虽然受到中东变局冲击,但其国家机构得以维持,安全部门能够有效维持国家秩序。然而,也门脆弱的国家机构在胡塞武装的冲击下迅速崩塌,也门不再有“利维坦”保障国家安全和秩序,便陷入了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为了应对这种极度不安全的形势,一些社群武装便被激活或者新建武装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第二,也门社会异质化程度高,且缺乏公民文化,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社会原因。


一方面,也门存在多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这为一些社群力量参与武装冲突提供了“燃点”。 也门国内的主要矛盾包括南北矛盾、部落矛盾和教派矛盾等。历史上,也门南北差异较大,虽然1990年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但是南也门民众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偏袒北方,这也是“南方运动”寻求武装自治的重要原因。也门国内存在约200个规模较大的部落,历史上这些部落为了争夺资源和声誉经常发生冲突。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有巴基勒部落联盟和哈希德部落联盟冲突的影子。此外,也门存在显著的教派差异。 从教派的人口分布来看,也门国内什叶派人口占比约35%,逊尼派人口占比约65% ,20世纪70年代之后,栽德派和萨拉菲主义运动的矛盾不断加剧,教派矛盾推动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门主流的政治文化仍然是部落和区域性的,而非公民和国家性的,这使得族群武装冲突极易被激活。 在也门,农村人口高达70%, 当地的也门人仍然高度重视自己的部落身份,愿意将自己的安全交托给部落。如一名塔伊兹地区的护士在采访中指出,“如果有家族,就不需要警察。我不想去警局,因为那里没有女性警官,并且警察将指责转向我,败坏我的声誉”。 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意味着民众将其他民众视为群内成员,因而愿意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由于缺乏公民文化和国家认同,也门民众的部落认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分裂,而部落的尚武文化传统则进一步加剧了武装冲突。


第三,也门经济状况恶劣,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精英和普通民众诉诸武力的重要动机。


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是一些社群领导组建武装力量的重要考虑。 胡塞武装一直抱怨政府对于他们的大本营——萨达省的资源分配过少。2014年胡塞武装发动叛乱的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延续,也门的武装力量领导往往受益于战争经济,他们得益于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和间接管理经济活动(在控制区内“收税”)。通过建立武装获取经济收益,使他们愿意积极扩充武装,而不愿轻易解除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加入武装组织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长期以来,也门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2010年,也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180美元。由于缺乏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随着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据《也门观察者》的数据显示,也门失业率从2011年2月革命前的25%升至2013年的36%,2014年更是飙升到44%。 也门国内大量青年人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转而加入武装组织谋求生计,这为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兵源。


(二)外部层面:代理人战争的推动


2014年以来,也门国内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进行复仇和竞争资源而展开激烈的武装冲突。其中,胡塞武装受到伊朗的支持,而沙特基于遏制胡塞武装和伊朗扩张的考量,不仅组建联军对也门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而且积极扶植代理人间接影响也门局势,这为也门的武装力量崛起和冲突持续注入了外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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