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出庭不给力，怎么办？
领导重视，出台意见，加强跟庭考核，加强出庭观摩学习，加强公诉人培训，这些都是治标的措施。拿跟庭考核为例，每年跑二三十个庭，虽然也都认真的点评，公诉人也认真的接受，但是对于北京每年两万件案件的庭审规模来说，样本太小，难以掀起波澜。
组织出庭观摩，选择都非常慎重，一定要有代表性，公诉人要精心准备，各院都有一定的代表，还要联系大法庭，要协调安保、车辆、后勤保障，之后要开座谈会，发布信息简报、图片新闻，规模宏大、成本高昂，这个成本主要行政意义上的，组织者很累，参加者也很累，正襟危坐、领导参加，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分寸尺度，而且由于人员众多，大部分主要是听众，不可能每个人
都畅所欲言，关键是很多话，当说不当说的，也不好敞开心扉，说深了
算是“扎针”，说浅了又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很多人
最后
选择不说，因此总体来看由于形式过于正式
反而
影响了交流的效果，重要的是一年也组织不了几回。
加强公诉人培训，一是受众有限；二是内容有限；三是形式受限，即使是实训对真实环境的模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四是成本较高，一方面公诉人要专门抽出整块的时间，一般往往是一个星期，如果不是课程特别有吸引力，有经验的公诉人是不愿意参加的；另一方面，组织成本高昂，前期课程设计、联系师资、场地安排，劳心费时，而且需要大量的组织人员保障会务。
领导重视，出台意见，能够从理念上触动一时，在局部产生一些
阶段性的影响，但政策如果没有载体很难
持续
，很容易被下一项重点工作所转移注意力，随后大量日常的出庭工作仍然会按照惯性继续进行，因此就产生了问题常说常有、年年说年年有的
怪
现象。
这些现象
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制约出庭能力提高的根本性问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出庭没有被纳入检察官的绩效评价体系。
一方面是出庭作为过程性、体验性的过程中，不容易量化，不容易被评价；另一方面，目前的办案评价体系主要是结果意义上的，主要是看结果，并不十分注重过程。结果是无罪，那就要复查，甚至负面评价，对过程是否努力，过程是否尽职
，往往不十分关注。
相反律师
的评价
很多
时候
是结果和过程兼备的，很多律师会邀请家属旁听庭审，虽然结果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过程如果精彩也可以得到认可。如果是庭审直播或者有新闻报道，律师就会更
加努力，因为这个过程会被大家看得见，虽然理想的结果不一定能得到
，你要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法官。
其实，公众对检察官的评价也是一样的，即使不一定最终能得出有罪的结论，但是公众
能够看
见检察官对正义的孜孜以求，正义从来不仅是结果是意义上的，也是程序意义上的，是过程意义上的，谁说法官就一定对，而且检察官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也要有一定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就体现在庭审之中，这其实就是检察制度人格化的公信力。
二是泛行政化使出庭经验积累处于孤岛效应之中。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好师傅
说明你是幸运的，如果你身边有一群好的榜样，你就更是幸运儿
，但是工作的起点很多时候并不能自己选择。即使那些幸运儿，也不一定能够轻易分享到其他优秀检察官的出庭经验。官方的交流通道往往是有限，前边已经说到行政成本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泛行政化的检察机关，个人的沟
通能力是极为有限，即使
你有主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平台和机制，在跨越部门、
跨越单位观摩一次庭审的时候都要付出高昂的沟通成本，而且对于很多检察官来说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由于这种行政分割
使得每一个公诉人几乎都成为孤立的个人，如果官方不组织的培训、交流，个人想要私下里组织交流学习是非常困难的，约饭往往要比这容易得多，不信你可以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