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其余党不甘心灭亡，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的严峻形势，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迅速瓦解了“四人帮”在上海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派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举国集会游行，进一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巩固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局势稳定之后，华国锋又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接连发布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三批罪证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四人帮”的反动目的和罪恶历史。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揭露“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领导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这些举措，符合党心民意，得到党内外的拥护。只是同时坚持“连带批邓”，不符合历史潮流。华国锋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从当时全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他并非不愿意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只是他心存疑虑，要等待时机。在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想法和盘托出。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边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4号、5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华国锋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教师们以“童怀周”的集体笔名编辑、油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六本，贴到了天安门广场，轰动北京，轰动全国。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这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让邓小平复出。--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