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日子，批传特刊登旧文两篇：赵月枝为《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中文版写的导读《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和吕新雨的《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让我们一起为卡尔打call！
以下为《马克思归来》导读（上）。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上）
赵月枝
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
，
那么，资本主义的
危机就是激活马克思主义、彰显其批判和解放潜力的最佳转机
。
《马克思归来》英文版出版于2012年
。它的出现，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一波“马克思归来”热在传播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反映了国外学界在网络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最新努力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危机日益深化，矛盾不断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可谓正逢其时。当然，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全球学者超越语言、历史和地理障碍，共同探索。
本文包括三个主体部分
。
第一部分
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介绍本书不同于其他两部国外大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文集的特色；
第二部分
讨论“马克思归来”的不同学术路径，提供理解本书内容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背景；
第三部分
在如何发展网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语境下，探讨本书的启示及其局限性。
结论部分
简要讨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机遇、挑战与核心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文集中的学术史
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马克思都是现代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实践者；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社会交往形式、传播技术、知识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述。从卢卡奇（Georg Lukacs）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这些思想为现代传播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颇具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建制的学科，在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中，现代传播学几乎有一个最为“去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冷战社会科学”起源。
实际上，
就传播学而言，“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
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并成为传播学科“史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回应，美国主流传播学就此产生。在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科经典性文献中：保罗
·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美国小镇选民是否受广播宣传影响的研究 ——《人民的选择》，从一个侧面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体大众宣传作用的担心，证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存在，以此来消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担忧；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奠基作——丹尼尔
·
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基于对处于冷战前沿的中东地区所做的关于“美国之音”的受众研究，其所倡导的传播与现代化框架是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更是在美国官方与学界密切合作基础上推出的冷战新闻理论文本，用简单的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来诋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体制度，在冷战时代影响深远。
然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具体而言：在英国，在汲取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在北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冲破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牢笼，在达拉斯
·
斯迈思与赫伯特
·
席勒等一代先驱的努力下，在传播学内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
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研究案例
。
正是在如上历史情境下，出现了这一时期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之一——
阿芒
·
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他
联合
独立文化人和出版人
塞思
·
塞格拉伯
（Seth Seigelaub)
在1979-1983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大型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第一卷与第二卷）
。
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学编著
。
其中，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社会斗争的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三个种类。
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
，聚焦马克思主义关于传播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对资本主义传播机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分析，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现有传播秩序；所收集的64篇文章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出版，还有一些甚至是全球首次出版的文章。
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
，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民众和工人阶级在传播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践及当代表达，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卷同样收入了64篇，其中，38篇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原创的文章。与本书相辅相成，法国传播学者
伊夫
·
哈耶
（Yves de la Haye）
于1980年在同一个出版社
出版了
《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
(
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
一书，对马恩著作中有关传播问题的讨论按主题划分进行摘要和整理，以求为发展“唯物主义的媒体理论”和“反击主导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做出贡献。
《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了英语学术界的整整一代批判学者。
今天，翻阅这部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史上的巨著，它的国际性、它强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它的批判和建设并重的追求，尤其是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传播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有机知识生产定位，不仅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世界革命的记忆，令人荡气回肠，而且真正体现了
马克思这句名言
“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精髓。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这里的许多文章甚至没有个人署名，而是革命的主体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报告、工会罢工委员会文件、甚至上海工人有关如何在计算机发展中体现群众路线的圆桌讨论的报告。仅从128篇文章中的部分作者名单就可见其国际性，及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机知识品格：马克思、葛兰西、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阿连德、法农（F. Fanon)
、
布尔迪厄（P.
Bourdieu
)、
列斐伏尔
（H. Lefebvre)、古贝克（T. Gubeck)、英国电影委员会（the Film Council, UK),《工人生活》（
Workers’ Life
)、自由传播小组（Free Communications Group)、社区媒体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a)。
如果说，马克思曾同时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导师在场于传播理论与实践，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那么《传播与阶级斗争》就是其最好的历史见证。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传播与阶级斗争》问世的1979—1983年，正是国际垄断
资产阶
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进行猛烈的反扑，并在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的年代：在
英、美两国，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上台；在世界范围内，
新自由主义
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
的发展，开始成为
全球性主导意识形态。到了1984年，在国际传播领域，为了反击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达拉斯
·
斯迈思、赫伯特
·
席勒和阿芒
·
马特拉等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积极参与的“全球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此后，正如《马克思归来》的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所描述的，在国外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可查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明显缩减
。
当然，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1990年代，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失踪；而对有些学者来说，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1980年代以来，在斯迈思、席勒、马特拉等学者的引领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并不友好的学术氛围和缺少学术资源的条件下，在与来自这一传统内部、外部以及处于内外交界的“灰色地带”的各种学术思潮进行持续的论辩，并不断在开拓中推进。所有这些争论作为积累，为2008年以后马克思在传播领域的“归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实际上，
早在《马克思归来》出版前一年，英文批判传播学界就出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
。这本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权威和最高水平的《手册》，聚集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语境下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一批国际学术中坚的总结性、综述性和开拓性论文，是一部长达600多页、包括26篇特邀论文的大型文集。
因此，对于《马克思归来》而言，如果说《传播与阶级斗争》提供了纵向的历史性比较、从而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如何从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性事业，到英文学术界的一个学术项目；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则提供了横向的比较。从它们的组织、生产和出版方式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和《马克思归来》又有明显的互补性：前者特邀资深学者，以工具书的形式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权威性；后者以资源开放的网络学术刊物《资本主义
·
传播
·
批判》特刊的形式，通过征文活动组织文章，在作者层次方面更有代表性；在主题方面，后者因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也更有广泛性。
《马克思归来》的两位主编中，首位是克里斯蒂安
·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新锐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其次是文森特
·
莫斯可（Vincent Mosco) ，现已退休的加拿大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福克斯在这个项目中的主导角色,以及本论文集的作者构成中在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显著地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出现了“后继有人”的新局面。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加速了其把信息、知识生产、高等教育和学术出版当作资本积累新场域的过程，这让年轻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论文集中有不少文章研究的就是这些领域的问题，自然也毫不为奇。当然，就其出版和传播方式而言，本论文集以开源网络出版形式出现，摆脱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知识产权关系，也体现了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实践精神。
二、如何让马克思回到网络时代的传播研究？《马克思归来》的学术路径
《马克思归来》
包含了马克思与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与媒介使用；马克思和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共四个部分
。前两个部分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显示出
“商品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核心位置
。这两者中，前者关注传播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信息或网络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化过程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深化、资本积累的新形式以及剥削和不平等产生的新形式；后者分析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合法化的。正如两位编者所言，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因此，虽然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与媒介使用”为题，却只有两篇文章。
最后的
“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部分，不但只收录了7篇文章，而且其中只两篇聚焦社会运动中的传播问题。
这一点
与《传播与阶级斗争》中批判与建设并重的内容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
。
如前文提及，传播学学科内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研究是在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运动、以及西方内部以1968年“红五月”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的启发和鼓舞下，通过挑战美国主流实证传播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本书所代表的后2008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学术脉络和研究路径方面，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在解读马克思原著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对当下传播问题的分析；2.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占统治地位”的传播思想的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3. 在经历了19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原本“一体两面”的研究取向的论争甚至“分道扬镳”以后，新世纪以来，面对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发展，一些学者重新走向了这两个面向的有机融合；4.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盲点辩论”（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盲点”的讨论）基础之上，自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以来，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一代传播学者，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者片面强调资本的主导性力量，忽视劳资关系中工人抗争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结果是，围绕“知识劳工”、“一般智力”、“社会工厂”和“盲点辩论”的讨论中，出现了诸如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2.0版本——网络和新媒体“生产—消费者”（prosumer)等概念，构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创新性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的阐发和具体运用、对198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传播思想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创新，是“马克思归来”的基本途径。当然，不是
所有文章
都包含这四个面向；不同文章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概念再出发
作为对编辑意图的直接回应，学者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围绕马克思思想的不同侧重面，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些思想在后世学者中的发展，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媒体和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或网络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体与传播现象，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约克大学博士生妮可
·
科恩的文章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针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缺失”和广义上的媒体和文化工作，尤其是在劳动过程中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在劳动内容上相对于物质生产富有更多自主性和创意性，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普遍的自由撰稿人或更广义的文化自由职业者现象，作者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剥削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哈里
·
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的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以下的研究问题：“如果资本主义
生产的连续性
已经彻底渗透到文化产业，如果剥削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础，那么这个动态在文化工作如何体现？如果文化工人在创意阶段获得相对自主权，那么资本如何应对？”作为论文的核心和实证部分，作者以自由撰稿人为案例，结合加拿大文化传播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分析了在当代文化产业里自由撰稿人和资本的关系中，资本是如何通过剥削自由撰稿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以及控制作品的版权，获取剩余价值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论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导向或动态历史导向，以及对工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方面最鲜明的表现是，作者将文化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资对立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描绘了文化生产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一方面，自由撰稿是在文化工作者希望自己摆脱资本控制的斗争中推动的，反映了他们寻求自主性、想要从事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工作的追求；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工人的反抗，资本调整了策略，重组了文化传播业，还通过对法律等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影响，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就这样，
自由撰稿“一方面代表了工人的终极自由，另一方面也是资本的理想安排。”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传播与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的最新演绎。
与妮可
·
科恩对价值创造领域的关注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女性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米歇尔
·
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则从意识形态领域切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萨拉
·
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一文中，作者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乔治
·
莱尔因（Jorge Larrian)在总结马克思于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后得出的理论分析，通过列表对比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不同元素与佩林式“反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不同表现，系统地解构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竞争者萨拉
·
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转换及其意识形态工作，指出她的政治实质，是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进而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罗迪诺－科罗奇诺的研究展示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的复杂斗争，以及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往往缺乏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则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这个问题在传播领域由来已久。虽然也有努力,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传播研究还是凤毛麟角。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对理解性别、种族等身份认同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社会不断出现的右翼女政治家现象背后的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等复杂交互关系有普遍意义。
与科恩和罗迪诺－科罗奇诺的深入质化研究形成对比，
土耳其资深学者艾尔番
·
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在
《失踪的马克思》
长文中，首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术中的地位进行了量化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语境下学术是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然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传播与大众传媒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从而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方式》一书形成了学术承接关系，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
作为本文集的第一主编，福克斯本人在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中，分析了网络批判研究的路径，指出不同流派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斗争的基础，梳理了辩证法、资本主义、商品／商品化、剩余价值／剥削／异化／阶级、全球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阶级斗争、公共财（commons)、公共领域、共产主义、美学等11个（组）基本概念，进而提出了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网络研究的宏大学术构架。与福克斯无所不包的学术框架相反，
莫斯可则在自己的文章中设问“到底是哪个马克思回来了？”
，聚焦为《资本论》做铺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新闻实践，力图把当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重心引向信息劳工问题和新闻实践问题。基于“自主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莫斯可指出，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关注的重点明确放在了“信息对资本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而这一点也是使信息时代的传播研究回到以社会的“一般智力”的提高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关键。
（二）对“占统治地位”学术思想的批判
本书的第二种学术路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198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的批判，并在此过程中发展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这些作为批判和分析对象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包括：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网络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
论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技术决定论
。
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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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Robert Prey) 的《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艾尔番
·
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的《失踪的马克思》的前半部分、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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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楚罗特（Jens Schroter)的《因特网和“无摩擦资本主义”》、克里斯蒂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