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S-Tech
（id：S-Tech1014）
作者：S君
微信成功打入老年人群体，养生健康新闻、红包往来成为老年新风尚；
快手等小视频/直播在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茁壮生长，“双击666”成为网络黑话；
手机“低头族”越来越低龄化，00后已经跟各种新生科技产品混了个脸熟……
以互联网为空间构建的用户群体跟现实社会人群的构成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其中一个显著的相似点就是主流人群和非主流人群的分野。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
主流人群(mainstream population)意味着这个群体投射的是流传范围最广的文化形式，他们象征着更加强势的话语群体
；相应的，非主流人群则代表着非核心的话语体系，也是我们所理解的亚文化 (subculture)。
在非主流文化研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
每一个非主流群体都有鲜明的群体行为特点，不像数量庞大的主流群体会出现“无特点、无取向”的情形。
互联网的语境中的亚文化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对二次元、偶像文化等的诸多探讨都是在突破传统主流话语去理解非主流的文化与相应需求。
但我们这次好奇的是一个更加广义的亚文化分类模式——
从非主流人群的人口学特点去分析总结他们的互联网需求。
他们是老年人，是少年，也是小城乡用户
（这些身份背后可能是他们的消费能力、话语能力等），年龄层和地域的关系使他们成为不了互联网的主流用户，也非产品设计者优先考量的对象。
在这种条件下，非主流用户是否表现出对互联网产品的冷漠呢？我们本次T调查得出的结果恰恰相反。
接下来，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看看老年人、小城乡用户和少年的互联网产品态度图鉴吧。
2017年，50岁以上网民群体在网民中所占比例达到10.6%，成为重要的互联网用户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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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也许更加看好互联网
当移动互联网还未进入老年人群体时，他们习惯守着电视、盼着报纸、等着电话了解外面的世界以及和朋友亲人交往；
现在对于很多已经用上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00后一样，手机才是通向整个互联网世界的钥匙。
他们通过微信社交，通过新闻客户端读新闻，通过手机支付完成购物。
关于老年人对于互联网产品实用感和愉悦感评价，意料之外的是50岁及以上人群在调查所涉及到的所有互联网产品上，要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展现出更高的实用感评价。
同时，在网络直播/小视频类产品上，老年人比其他群体认为获得了更多的愉悦感。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年轻人即便没有互联网的辅助，也可以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支持；第二，中老年群体较其他人群，对科技产品的使用和认知较少，模糊地认为这是一种先进而复杂的事物，从而引发对科技产品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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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面临的三座大山
互联网科技时代的老年人，也面临着一些痛点：
一方面互联网削弱了他们的情感纽带儿女，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空间。
调查显示，50岁及以上的人群比其他人群更加关注“重度手机使用挤占了线下互动，对家人、朋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问题，也侧面说明了爸妈经常教训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玩手机，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伤心了。
另外，老年人其实有在努力融入子女的网络生活，有研究者发现，孩子给父母朋友圈点赞和评论的数量要远远低于父母给予孩子的。
在共享经济日渐发达的今天，公共资源被重新打包再分配，老年人在资源洗牌后，不得已站到了被动的位置上。
大量出现的公共单车被停在人行道上，废弃的小车孤零零地被堆在了墙角，而这些小车停放的地方可能正好就是老年人日常户外活动的广场、道路等。
在社会服务在互联网化后，
老年人熟悉的服务模式变成了一面手机屏幕，模拟化让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陌生拉开了老年人与各种社会服务之间的距离，使得这个群体显得“孤立无援”，尤其体现在打车服务和就医服务上。
此外，老年人在网络购物、网络支付中上当受骗的比例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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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互联网需求亟待挖掘
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面对巨大的中老年人需求红利，互联网产品依然处于反应迟缓的状态。
有数据显示，
互联网+老人消费的第一需求是占比63.1%的医疗，健康是我们认为的老年人最为刚性的需求；
除此之外，社交和传媒是老年人使用频率较高的产品类型。
在购物和金融方面，以55岁+老年用户为目标群体，京东2016年白条支付同比2015年增幅900%，支付宝已于2017年2月官方宣布突破1000万，这说明更多的老人开始接受移动支付和信用消费。
除了社交/工具类App外，使用衍生的生活服务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还较低。
根据CNNIC全国网民地域构成调查，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网民数量占到了47.8%，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互联网使用上有一些基于地域的共性 (CNNIC, 2017)。
▽ 娱乐：
三线及以下城市与农村地区对网游、直播、小视频的喜爱程度和有用程度评价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形成这样的情况跟地域特征有紧密的联系，相比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实体娱乐业和娱乐资源相对较少，
而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小视频却为他们在线上提供了广阔的娱乐空间和丰富的娱乐资源。
另一方面，在实体娱乐业相对缺乏的地区，
人们对线上娱乐的高频使用，也会反过来强化人们对其的态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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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三线及以下城市与农村地区对“重度手机使用对家人、朋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度远远低于一二线城市人群。
这可能与小城乡线下互动资源相对富足有关，相较于高流动性和高生活节奏的一、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处于“熟人社会”中的人群拥有更多与家人、朋友互动的线下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重度手机使用造成的关系伤害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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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对于网络用车与共享单车两类产品，一二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大众对他们的态度评价没有差异。
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及时这两类产品在不同地区的普及程度存在差异，但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对齐的认可度与一二线城市相当。
CNNIC调查显示，19岁及以下的网民占到22.5% (CNNIC, 2017)，
这些出生即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原住民”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早熟、更有忧患意识。
一方面，在新旧科技交替之际，新旧知识也在不断博弈，
在这种纠结交错之下谁对新兴科技产品智能机器人抱有更高的态度评价呢？是00后群体。
因为“互联网原住民的身份”，他们对高科技的开放程度和接受程度、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更高，所以也更期待只能机器人的到来。
另一方面，当人工智能的风潮席卷各个行业时，
“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的警钟常常响起。谁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呢？依然是00后群体、学生党比在职群体更加关注该问题。
这些还未正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少年们在更加审慎和敏锐地觉察着人工智能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未来前沿科技的使用主力，是科技的获利者，也可能是后果的承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