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

鲁迅的小说从艺术性的角度看，《彷徨》要高于《呐喊》。顾随说：“真正冲突、矛盾的结果是破裂，没有作品，组织不成——作品要组织；真正的调和也没有作品，如糖入水，无复糖矣，真正的调和，便没有材料可组织作品。只有在冲突之破裂与调和之消融的过程中，才能生出作品来，于此才能言语道尽。”（《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彷徨》表现的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后的沉寂与犹疑，是更深刻的内省，是“冲突破裂的过程”，所以整体张力会更大一些。

《祝福》整个小说是“我”在叙述一个关于“祥林嫂”的故事。先从自己的回乡说起，然后引出对祥林嫂的回忆，最后又回到祝福的现实生活中。在小说的末尾，“我”被祝福的爆竹惊醒，并在这样的氛围里感到了“懒散而且舒适”，并且玄想天地圣众也醉醺醺地在天空徘徊。最后一句固然有一些很勉强的反讽的意味，但更多地在展现一个从故乡的旧文化里挣脱出去的人，终于又在祝福的氛围里重新走回了自己的舒适圈。在与祥林嫂交往的过程中，他的不安是确实存在的，这种不安是出自一个受过新文化熏陶的从乡村出走的文化人的良知，但是这种反映出人文主义精神的不安，最终也还是在乡村闭塞的文化中沉沦下去，与现实彻底和解了。——逃避与沉沦是这些所谓新青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无奈的选择。

当然，在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作为新青年对于旧文化的厌恶感的。在这里，祥林嫂的人生似乎成为鲁镇上各色人等表现自己的舞台，让鲁镇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不幸的妇女的人生经历里展现自己道德上的自私与冷漠。中国的道德，是具有宗法意义的，并不是康德所强调的人以自己为目的前提与条件。在康德看来，道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理性存在者”，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规约，甚至是与人的天性相违背的，比如“存天理灭人欲”。对于祥林嫂而言，道德上为人诟病的中心问题是再嫁（“一女不事二夫”），当然还有“克夫”，两个丈夫的死，还有儿子阿毛的死，都是一种对她违背人伦的行为的“天谴”。人们在祥林嫂身上似乎看到了人伦与天道之间的某种神秘的互动关系。不过，我们还要关注的是祥林嫂并不是不愿意恪守人伦道德，再嫁时猛烈的反抗就是明证，愿意去捐门槛来赎罪也是明证。但是，在人们心中对她最鄙薄的地方，就体现在柳妈的那个诛心的问题：“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没有坚定地践行道德的规约，那就是罪中之罪。

鲁镇上鄙薄祥林嫂的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靠居高临下的嫌弃，当然还有生怕其所遭受的天谴殃及自身。这类人的代表当然是四婶。这类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不需要在祥林嫂身上寻找存在感，反倒是怕其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带来损害。另一类人则希望借助于指出祥林嫂的“堕落”或者表现对祥林嫂的“同情”来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某种生存的优越感。这类人本身社会地位也不高，平时也没有机会“刷存在感”，而祥林嫂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人总是借助于他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的，尤其是借助于他人的缺点来证明自己的优越。道德在中国文化中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中国的道德，又常常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捍卫道德，与其说是对道德的自觉维系，不如说是对神秘天谴的恐惧。道德具有宗法特性，应该不是孔子的发明，因为他提出了“诚”的观念，他是希望用主体意志的觉醒去对抗外在的神秘力量的制约，前者更接近康德的观点，后者更接近基督教的终极审判。道德的宗法性，在荀子的“性本恶”里埋下伏笔，到了程朱理学的时候，将外在的“理”与人的本性对立起来，将孔子的“克己复礼”发扬光大，才最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是有宗法制度，其功能很类似于宗教，而且还在其阴暗的那面上更接近。这一点在祥林嫂向“我”提出的问题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里人的天性和所谓的道德之间的对立达到了足以撕裂一个人的精神的地步了。有魂灵可以见儿子，但是有魂灵就有地狱，就会被两个丈夫分成两半……

而“我”之所以被祥林嫂逼入两难的境地，乃是因为这个问题之两难，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只要我们还处在这样的语境之中，是无法从这样的两难境地里挣脱出来的。就像我们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