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混沌开讲：我们为什么爱宋词？

2025年1月2日-1月4日，混沌文理院六期第六模块在西安举办。第六模块的主题为“历史与文化”。本模块我们邀请到了许纪霖、罗新、戴建业三位老师来讲述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人和事，及其积淀出的文化。

本篇文章摘录自戴建业老师的演讲，主题为《宋词的风情与风韵》。

戴建业老师是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他操着一口生动的“麻普”讲解古诗词，幽默风趣、直白易懂，2018年时便在互联网上爆火，成为受诸多网友喜爱的“网红教授”。

这次演讲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宋词——其落脚点在宋词，其切入处在宋代文化。从勾勒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到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进而分析宋代文化对宋词繁荣的深远影响，揭示宋代士人心态与宋词的内在联系，最后讲宋词的文体特点，宋代词风的嬗变，宋代的代表词人及其代表词作。通过这次演讲，让大家粗尝宋词的风情与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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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文化特征与宋代的士人心态

宋代文化高度繁荣，被许多学者推崇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亦表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从政治体制上看，宋代吸取唐代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割据分裂的经验教训，将政权、军权、财权统统集中于皇帝，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彻底改变了“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为北宋带来了内部的长期安定和经济繁荣。宋代商业的极大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活观念，大都市的形成也带来了人们对娱乐的渴求。市井生活不仅提供了新题材，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创造出适应这种生活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

然而，高度集权的中央体制也造成了宋朝“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军事弱势，长期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与这些外族政权从原先的称兄道弟到最后的纳贡称臣，使得士人心中充满了隐忍和屈辱。 因此，宋朝从开国到灭亡，爱国主义诗词都特别兴盛。 陆游《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失地》这一诗歌标题便道尽了所有宋代人的黄粱美梦，直到死前他还念念不忘国家统一，留下了一首《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的绝笔凝聚了其毕生信念未能实现的不甘与悲怆。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更是脍炙人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看到国家分裂，这些民族精英的心也在为之滴血。

由于民族和国家在现实生存上一直受到威胁，国家版图从前朝向外扩张转为向内收缩，宋朝士人也一改盛唐人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的豪迈张扬与轩昂开朗，在精神上逐渐变得内敛退缩，乃至狭隘萎靡。 长期以来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遇到了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便开始抬头。 与此同时，由于精神上的内向、焦虑、敏感，宋代走向了伦理主义，在现实生活和道德观念中极度高扬道德伦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守节事大”这样极端严峻的伦理立竿准则。理学的兴盛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冲突与紧张，也造成了人们人格的普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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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的文体特征与宋代士人的审美趣味

宋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得益于其文体特征恰好契合了宋代的社会与精神需求。它既是宋代文化的产物，也是宋代文化的象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强调的是词的精致微妙与美丽优雅。 晚唐五代词人偏好“逐管弦之音为侧艳之词”，长于表现一种婉约细腻的女性美。即使后来有苏辛的豪放词，也必须豪宕之中蕴韶秀，刚健之中显婀娜。 细腻柔婉是词的正宗，刚健豪放则是它的变调。词具有长短句式、音调节拍以及配乐可歌的特性，细腻柔婉这一特征正是与词的音乐性息息相关。

自先秦起，中国的诗歌就与音乐关系紧密，《诗经》、部分《楚辞》及汉乐府，都是必须入乐演唱的，《诗经》风雅颂的划分标准就是音乐。然而，到了汉代，能够演唱《诗经》、《楚辞》的人变得愈来愈少。六朝时期，汉乐府的演唱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进入唐代，古乐更是鲜有人演奏和欣赏。原先用于歌唱的音乐逐渐消亡，成为只能诵读的案头文学。 这时候，从西域传入的“胡乐”与汉族的清商乐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类型——“燕乐”。

燕乐分为舞曲和歌曲，歌曲的歌词被称为“曲子词”，即词的雏形。燕乐中有些曲调的曲拍声调与五七言绝句相合，那么这些五七言绝句直接就可以入乐歌唱，如旗亭画壁故事中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奉帚平明金殿开”、“黄河远入白云间”。但大多数情况下，直接以诗入曲很难演唱，必须加入和声和泛声才能与曲拍相合，像广为传唱的《阳关三叠》也得破句。中唐以后开始有文人按乐曲填词，如白居易的《江南好》之类。

词与《诗经》、汉乐府的区别，一是它们各自所配的音乐不同，二是它们创作过程不同。 前二者是依歌辞谱曲，后者是依曲填写歌辞，即按乐章分阙的数目，按曲拍定句的长短，按乐声选字的平仄，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诗的长短句体裁。从上下片换头或不换头，就能判断这首词乐章的特点。不换头表明上下乐章完全一样，换头则说明上下乐章有变化。词的上下片节拍完全相同称“重头”，散曲中一曲调多遍重复填写也叫“重头”。曲调由慢拍转为快拍叫“入破”。

燕乐的娱乐特性，也决定了词的内容和风格。大多数词的题材不出于男欢女爱，词境只限于闺阁园亭，手法大多委婉深曲，情调大多柔媚轻艳，语言也大多凝炼精巧。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豪迈激昂的英雄浩气和金戈铁马的战场斯杀，基本无法在词中得到表现，因为这些内容难以入乐歌唱。

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的词人在对词的体认上也印证了这一文体特征。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提到，“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表明晚唐五代的词主要为歌妓舞女们所用，使她们更加妖娆可爱、性感动人。欧阳修在《采桑子》词的序中也表示，自己填词不过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宋词细腻柔婉这一文体特征与宋人内向、细腻、敏感精神状态一拍即合，将宋人近乎神经质的细腻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张先的《青门引·乍暖还轻冷》，“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暖”而说“乍”，“冷”而言“轻”；风吹影动以“弄”字来刻画，风吹角响以“醒”字来形容，体物既微妙，下字更精细，抒情也含蓄有味。这首词以纤柔清丽的词风，表现了词人细腻幽微的感受，在艺术上堪称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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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词风与宋代的士风

宋代的文化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精致、优雅、细腻又略带颓唐的特点。 宋代文人具有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幻灭感。 即使旷达如苏东坡、刚正如范仲淹、富贵如晏殊，他们的词中也常表现出幻灭、颓唐、倦怠的情绪，描绘出一些优美、精致却狭小的境界。

超脱旷达的苏轼在诗词中常说“古今如梦”、“君臣一梦”、“人间如梦”、“未转头时皆梦”。既有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感伤，亦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慨叹。

再看范仲淹，无论是在《苏幕遮》中表达“黯乡魂，追旅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愁绪，还是在《渔家傲·秋思》中抒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苦闷的范仲淹，似乎都与执笔“先忧天下之忧而忧，后乐天下之乐而乐”时的他判若两人。

又如晏殊《浣溪沙》中写道，“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一生安享尊荣富贵，是当时所有男人都艳羡的“太平宰相”，可他仍然感到“无可奈何”，致慨于“落花伤春”，徘徊于“小园香径”，乍读这两首词还会误以为作者是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

那位风流潦倒的柳永更是一副嬉皮士的样子。早年创作的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叙写了其落第后的失意不满和恃才傲物，以及放浪形骸、出入风月场中的生活。“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与唐诗比较一下就可以见到唐人不同的胸襟与境界。 王昌龄的《从军行》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彰显了边塞将士的坚韧与豪情。李白的《行路难》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现了诗人面对困境时的乐观与豪迈。杜甫《望岳》中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则表现了其宽广的胸襟和高远的志向。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更是直接地表达了他对功成名就的向往和对英雄气概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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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商业的繁荣与宋词的娱乐性

宋代的统治者虽然在对外军事等方面极其“外行”，但在对内管理上却显得尤为“内行”。他们采取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国家管理，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安宁，为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宋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及纸币使用带来的商品流通便利，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也加速了大都市的扩张。一幅《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年汴京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的一首《望海潮·东南形胜》亦道出了当年杭州的富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推动了人们对娱乐的渴求。欧阳修曾说，“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词的主要功能就是娱宾侑酒，而大都市恰好是宋词滋长兴盛的温床。市井生活在为文人提供新题材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适应的艺术形式。

俗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文学作品不过是文学家在用笔向人倾诉衷肠，因此，每个作者下笔之时心中都有一个潜在的倾诉对象。这一潜在的倾诉对象不仅决定了词的内容，也决定了词的语言、风格和品味。因受众不同，宋词呈现出“雅词”和“俗调”两种不同的艺术风貌。

“雅词”主要取悦高人雅士，词境限于闺阁园亭，词风婉约细腻，典型的如晏几道的《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俗调”则更多是为了取悦世俗的市井小民，语言直白晓畅，抒情也不能过于含蓄。

柳永不仅是城市文明的讴歌者，更是商业文明的宠儿，在当时受到市井百姓空前的欢迎，乃至于出现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柳永一生厌倦功名利禄，眷恋男女艳情，其艳情词尽管时涉低俗，却歌颂了下层人民的真挚爱情，特别是唱出了娼楼妓女的心愿与辛酸，描绘了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尤以《木兰花令》等为代表：“有个人人真攀羡。问着佯佯回却面。你若无意向他人，为甚梦中频相见。不如闻早还却愿。免使牵人虚魂乱。风流肠肚不坚牢，只恐被伊牵引断。”

宋代文人与妓女交往十分密切，因而留下了大量的艳情词，如秦观的《八六子·倚危亭》，“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此外，也有妓女所作的词流传下来。“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哪得功夫咒你。”这首无名“蜀妓”所作的《鹊桥仙》载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中。陆游的一位朋友从蜀中带回一妓，并为她买了一栋房作为外室，每隔数日便去与她缠绵。有一次他因病连续几日没去看她，引起了她的紧张和疑心。陆游友人后来作词解释，这位蜀妓便依韵填了这词作答。半是嗔怪埋怨，半是玩皮调笑，半是痴情撒娇，真是一语百媚。

另外，有两首爱情词不得不谈，一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另一首是陆游的《钗头凤》，它写于与已仳离的原妻唐氏再度相逢于沈园之后，以一种凄恻的调子倾诉了夫妻被迫拆散后的痛恨，以及两人的眷恋和相思。这首词以短句密韵奔泄而出，语气虽急促，抒情却委婉，既一气贯注又回味无穷。“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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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风的嬗变与题材的拓展

唐诗对于宋人来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词对于宋人来说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宋代词人大可在其中开疆扩境、逞才献技。 因此，宋词比宋诗在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以致于人们常把它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而与唐诗相提并论。

词兴起于唐代，与经济的繁荣和燕乐的发达息息相关。敦煌曲子词最早产生于七世纪中叶，大部分作品源于民间歌唱，词风朴质明快，体式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广泛，“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中唐的戴叔伦、白居易、刘禹锡等采用这种体裁创作时，体式一色止于小令，风格尚存民歌的活泼清新。晚唐文人创作技巧更加娴熟，然而随着词中辞藻愈加华丽，其逐渐成为公子佳人和权贵显要们歌台舞榭的消闲品，反映的生活愈加贫乏。温庭筠是晚唐填词最多的作家，现存的70多首词内容“类不出乎绮怨”，风格上丽密香软，被花间词派尊为鼻祖。与温齐名的韦庄的词也不外乎男女艳情，只是词风上变温词的浓艳为疏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