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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一个名为“抵抗轴心” （Axis of Resistance/Mihwar al-Muqawamah） 的武装行为体网络在中东地区频繁亮相。该网络中的非国家武装力量不仅对以色列本土安全造成重大打击，更对美国的地区军事存在及其领导的亲美阵营构成挑战，并给红海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运秩序带来变数，深刻影响着中东局势。了解“抵抗轴心”兴起的特点、影响和发展前景，有助于把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展和大国博弈走势。

▍ “抵抗轴心”兴起的特点

（一）意识形态基础从世俗民族主义转向现代伊斯兰主义。

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中东地区逐渐形成反美阵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其思想底色主要是世俗民族主义，这是由该阵营中主导力量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在历次中东战争、冷战后美国确立单极霸权、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下，上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从反美阵营中淡出，中东地区反美阵营重组，1979年确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并在2003年后逐步打造出以“抵抗轴心”为主体的反美阵营。 在“抵抗轴心”内部，除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外的其他力量均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意识形态，而除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外的其他力量则具有什叶派背景。 这让地区亲美阵营与反美阵营的对立具有了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的色彩，同时也构成了 西方将两个阵营的矛盾包装为中东地区内生教派矛盾的基础，以此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

（二）行动主体从国家行为体转变为非国家行为体。

在“抵抗轴心”出现前的中东反美阵营中，国家行为体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这些国家要么如利比亚和苏丹迫于2003年后的形势压力主动淡出，要么如伊拉克由于美国的侵略战争而被动退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开始成为反美阵营的行动主体。 在此之前，中东反美力量中的非国家行为体仅有黎巴嫩的真主党，而当前除伊朗外，其他力量基本上都属于非国家行为体。 叙利亚复兴党虽然成功地抵御住了外部的政权更迭计划，但中央权威尚待重塑，不符合严格意义上国家行为体标准，法特梅部队、宰娜卜部队和国防卫队等非国家武装依旧是叙利亚政府重要的安全依托。

非国家行为体替代国家行为体是地区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失败及内战和武装冲突引发的。 内战造成中央政府能力下降，使其无力为全境提供安全与公共秩序，反政府与亲政府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由此兴起，以填补安全与秩序真空。与此同时，为应对变局对政权带来的威胁，一些政府加紧支持或组建亲政府武装，并寻找立场摇摆的武装力量支持，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力量。国家权威衰弱与治理失效，使族群、部落、教派和地方一级的原生身份被政治化，成为政治与军事动员的工具，相应的自治武装力量从而被自发地组织起来。例如， 真主党诞生于1975—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期间， 人民动员武装下的武装力量则淬炼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6—2007年伊拉克教派内战和2014—2017年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多场战争，胡塞武装同样壮大于2004—2010年也门萨达战争。 换言之，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与林立是地区相关国家安全力量缺位下的“基础功能代偿”，这是“抵抗轴心”力量在相关国家得以立足和延续的关键。

（三）行动指挥体系由分散走向集中。

“抵抗轴心”兴起前，地区各反美力量虽然有着举国体制的资源调配能力，但在反美议程和实际行动环节，反美阵营内各国展开着激烈的领导权竞争，无法实现秩序和协调。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埃及强力领导反美反以阵营时，也无力统合伊拉克的力量。1978年《戴维营协议》后埃及转向亲美阵营，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对反美阵营领导权的争夺更加白热化。 相较之下，“抵抗轴心”则有着伊朗主导下相对集中统一的长期的战略设计与投入。

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起点，以伊朗“圣城旅”、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为先发队列，“抵抗轴心”开始初现雏形。在地区局势演变特别是2011年中东变局的激化下，伊朗持续将“抵抗轴心”扩容至当前的力量规模。在伊朗看来，这既是在思想上对地区民众反美反以情绪的积极回应，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救赎被压迫者”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伊朗出于突破西方围堵与封锁的现实战略需求。伊朗作为“抵抗轴心”中主要的国家行为体，在资源策动上有着综合优势，不仅能够为各盟友提供资金、武器和物资等支持，还能帮助它们开展自主能力建设。同时，什叶派宗教学者等级制度与什叶派大众追随效仿高级宗教学者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组织聚合的功能。“抵抗轴心”中大量民兵武装或以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效仿，或以伊朗“教法学家治国”的伊斯兰主义政治理念为践行模式，前者如伊拉克巴德尔组织和真主党旅，后者如黎巴嫩真主党。这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在“抵抗轴心”阵营中的领导力，以及相关武装响应伊朗感召的战斗力。 但不是所有抵抗力量都共享这一信仰纽带，如胡塞武装有其独特的什叶派思想脉络，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则属于逊尼派。这反映出什叶派传统只是“抵抗轴心”联盟整合的要素之一。

在“抵抗轴心”的指挥体系中，伊朗的领导角色具体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承担。除物质和能力建设支持外， “圣城旅”及其前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 （Qassem Soleimani） 在各力量的军事行动中发挥总指挥与总协调的关键性作用。在其之下，黎巴嫩真主党及其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 （Hassan Nasrallah） 配合承担“圣城旅”副手的角色。 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抵抗以色列和伊拉克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真主党辅助“圣城旅”动员、训练和领导“抵抗轴心”中的阿拉伯盟友。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真主党指挥官进入伊拉克参与指挥什叶派反美武装作战，成功阻挠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部署。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展露出直接威慑以色列的优势后，真主党开始得到伊朗系统性的支持。2011年中东变局后，真主党加大向伊拉克派遣军事人员，并进入叙利亚参与作战，拱卫中央政府。2015年起，真主党开始派指挥官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使用伊朗提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由此，真主党逐步确立起自身在“抵抗轴心”中副指挥的地位。 在苏莱曼尼2020年初遇刺身亡之际，纳斯鲁拉实际上暂为代行了行动总协调的角色，从而保证了联盟领导权向新任司令伊斯梅尔·卡艾尼 （Ismail Qaani） 顺利过渡。在二者的协调领 导下，“抵抗轴心”各力量又分立于不同的战线： 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南北两线抵抗以色列 ； 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抵抗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及“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抵抗沙特、阿联酋；叙利亚什叶派民兵则抵抗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叙利亚谋求的政权更迭。

表1：“抵抗轴心”各盟友的战略功能。

（四）斗争形式从常规战争转变为威慑与非对称打击。

“抵抗轴心”兴起前，以埃及、伊拉克等国家行为体为主导的反美阵营主要使用常规战争的传统形式与亲美阵营开展斗争。但是“抵抗轴心”倚重于威慑和非对称打击，在地面战斗中主要采用游击战与巷战，重点使用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开展远程攻击。诚然，“抵抗轴心”各力量多次参与战争，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5年也门战争，以及2023年10月7日后以色列发起的加沙战争，但这些战事大部分不是“抵抗轴心”主动寻求的结果，而恰是其抵抗的原因与对象。 “抵抗轴心”转向非对称打击的斗争手段，既是其对反美和亲美两个阵营、非国家与国家两类行为体间综合力量非对称现实的反映，也是由 非对称打击低成本、高回报的战略优势 所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通过消耗战的方式“ 增加对手的风险和成本，减少自身的风险和成本，制造心理上的威慑，从而抑制敌人的战斗意愿” 。

以2023年10月开始的巴以冲突为例，哈马斯坚持以巷战和地道战的作战方式，其他抵抗力量在冲突爆发后的5个月期间则通过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驻扎中东的美军进行了200余次袭击。其中，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2024年1月28日对约旦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士兵死亡和34人受伤；对红海航域为主的“与以色列关联的”船只发起近60次打击，该次数为此前三年半内相关海域袭击总数的两倍多。这都充分反映出“抵抗轴心”不断确立的非对称打击思路。

▍ “抵抗轴心”兴起的影响

作为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伊朗设计和主推下“抵抗轴心”的兴起对该国及地区地缘战略局势产生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抵抗轴心”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极大地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由此拓宽其他大国在地区发挥作用的空间，“抵抗轴心”的兴起因此还有着上升至全球层次的深远影响。

首先，“抵抗轴心”的兴起改变地区战略阵营的力量对比。 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阵营作为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反美阵营与重要一极，与之并立的还有另外两个权力中心，分别是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为主的亲美阵营，及中东变局后不断形成的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以穆斯林兄弟会模式促变革的阵营。 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亲美与反美阵营之间的竞争是最重要的主线之一，其背后竞争的实质是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去留。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直被亲美阵营视为重大安全威胁，而在2003年伊拉克被推翻后，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并通过“抵抗轴心”联盟不断确立非对称优势，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和也门及其周边的红海地区，同时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和火箭。亲美阵营对伊朗的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和升级。在安全威胁评估中，以色列认为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已经充分证明了自身的常规军事优势和动武决心，但“抵抗轴心”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威胁在不断上升，自身优势的传统军力无法有效阻止这些武装发起的低烈度、非接触的袭击，并且回应时难以保持节制和对称，很容易导致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尤其在军事技术不断进步和“抵抗轴心”武器自造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亲美阵营愈发担心“抵抗轴心”构成的安全威胁。

地区内的亲伊朗阵营（绿色）、反伊朗阵营（红色）和摇摆国家（紫色）。图源：ECFR, 2018

因此，亲美阵营反对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希望美国加大战略投入，甚至是重新拾起对伊朗的战争选项。 亲美阵营强力推行教派矛盾的话语，以期孤立伊朗及其领导的反美阵营，为美国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压力。 亲美阵营还深度介入中东变局后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谋求推翻叙利亚政府和消灭胡塞武装，希望将“抵抗轴心”拦腰斩断并后路包抄，削弱伊朗对黎凡特和红海地区的战略投射能力。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为契机，亲美阵营推促美国在2018年5月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签署的伊核协议，随后形成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单边支持以色列的“世纪交易”，推动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建交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推回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这也导致了两个阵营紧张关系的持续升级，一度将地区推向爆发军事对抗的边缘。拜登政府虽然试图缓和对伊关系，但基本延续了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来看，“抵抗轴心”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亲美阵营威胁认知的升级，持续挑动着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竞争的神经，导致亲美与反美两大阵营的竞斗长期化与白热化。

其次，“抵抗轴心”的兴起冲击美国的地区领导力与公信力，打乱其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为大国在地区的战略博弈开辟新的空间。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谋求全方位、霸权式的控制，但并没有实现战略目标，反而严重消耗着自身国力，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削弱了伊朗最大的地区劲敌伊拉克，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不断倒向伊朗与反美阵营一侧，美国因此转向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政策思路。然而“抵抗轴心”的兴起使得美国的地区盟友以升级事态的方式阻挠美国收缩，美国陷入某种霸权的困境，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间撕扯与消耗，受地区盟友裹挟同时自身意愿与投入不足，从而失去政策灵活性，损耗了其地区影响力与公信力，这在客观上为其他大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例如，奥巴马政府为取得伊核谈判的突破而在对叙利亚空袭和化武问题上采取克制政策，俄罗斯借此加大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存在，并于2015年9月底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保障了叙利亚政府的存续，并大幅提升了地区影响力。面对俄罗斯的回归，亲美阵营不得不与其保持密切沟通乃至扩大合作。

为调和这一矛盾，美国从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逐步形成了以《亚伯拉罕协议》下的阿以和平取代巴以和平为合法性依托、以小多边“中东四方机制” （I2U2） 为安全抓手、以“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 （IMEC） 为利益保障的中东战略新布局。该战略的核心目的在于促成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整合美国的地区盟友队伍，防止“抵抗轴心”力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力，彻底地将反美阵营从美国设计的中东政治、安全和经济新架构中边缘化。但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及此后“抵抗轴心”其他武装发起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打乱了美国的布局，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谈判以及“经济走廊”计划的落实都被搁置。 更重要的是，美国拜登政府由于支持以色列拥有合法自卫权并采取拒绝停火的挺以立场，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受到舆论质疑与道义压力。 美国极力避免再次介入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又对不断升级的加沙冲突斡旋乏力，在政策上进退维谷。 一方面，这导致地区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有渠道和能力影响哈马斯等抵抗武装的国家影响力上升 ，美国需要它们的配合与斡旋来管控加沙冲突，而与以色列和解的地区国家则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东域外大国在该问题上发力的空间变大，并且影响局势走向的“抵抗轴心”主观上也更愿意接受非美国的域外大国发挥作用。 南非政府分别于2024年1月和2月两度在国际法庭起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拉法口岸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于2024年2月14日施压以色列，呼吁其尽快停止在加沙的行动。进一步看，“抵抗轴心”兴起引发的地区局势也提升了中东板块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地区与全球大国借中东局势策应其他地区问题的空间也相应地扩大。此外，有中东学者认为，这同时推动了全球舆论关于美国霸权及世界秩序认知的分化和极化， 美国的公信力和形象持续受到质疑，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和积极认知在不断上升。

最后，“抵抗轴心”的兴起保障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改善了地区相关国家的安全局面，成为维护地区总体局势稳定的重要保障。 伊朗打造“抵抗轴心”雏形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国将其定为下一个入侵目标。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民兵的持续作战有效地拖延了美国的战后布局。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政策下，美国依旧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化手段”。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2021年8月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并宣布同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这表明美国政界已就转变其中东战略“军事化思路”达成共识，美国无意在地区介入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可以说，“抵抗轴心”在伊拉克实现了伊朗的战略初衷，避免了伊朗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宣战的图景，保障了国家的生存安全。

基于这种“斗而不破”的战略底线，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抵抗轴心”对加沙地带的策应与配合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例如，胡塞武装虽然数十次对红海海域的相关货船和油轮进行打击，但基本以袭扰为主，并未对船体和船上的人员安全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2024年1月28日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和34人受伤的军事行动后，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面对美军频繁的空袭报复时，同样选择了高度的克制或采取空打式的“报复”回应，以避免局势的升级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