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过后，
他能给家属的往往都是冰冷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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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过后，收拾残局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现场遗物清理，DNA 分析比对，通知遇难者家属并且安排好种种的善后事宜。
既多又杂的这么多工作，很多政府和航空公司根本分身乏术，所以他们会聘请专门处理紧急事件（多为空难）的公司来协助处理。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供职的凯尼恩就是业内公认最有经验的一家。
詹森在加入凯尼恩之前就职于政府部门。1998年加入这家公司之后，他经手过多起让人心碎的空难事故。詹森时常提醒后来的同事，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不论多难，都不能代入个人感情。他绝对不会和遇难者家属有过多联系，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这真是这个世界最难的工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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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小的碎片也是莫大的安慰
一队人马在丛林中跌跌撞撞，砍出了一条能勉强前进的路。他们不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也不知道前方会发现什么。几天前，侦察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发现了失事直升机的残骸，零星地分布在布满岩石的陡峭山坡上。要想从空中对残骸进行勘察几乎不太可能，所以他们需要步行抵达失事地点进行搜索。
队伍在灌木丛中步履艰难地走着，带领他们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高个子男人，他叫罗伯特·詹森——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额头处用记号笔潦草地写着他的名字：“BOB”。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披荆斩棘才到达失事地点。六天后，詹森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工作人员。
这是里约廷托矿业集团租的一架直升机，原本载着十几名矿工从秘鲁的一座铜矿飞往到齐克拉约市。直升机失事时，里约廷托联系的正是詹森。在得知机上人员中有十人丧生后，詹森设计出一套抵达失事地点的方案。在这支由他组建的团队里，有两位秘鲁警官、两位调查员、几位法医人类学家以及几位公园管理员。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搜救任务。
一般公司只有在遇到极端糟糕的情况时才会联系詹森。这种“糟糕”包括一切可怕混乱的事件——飞机失事、恐怖袭击或自然灾害。在打捞尸体、鉴别私人物品或联系遇难者家属这些事情上，詹森并没有特别的天赋，他有的仅仅是经验而已。在这个几乎脱离于现实生活的岗位上，詹森一干就是数十年，早就名声在外了。
詹森是凯尼恩国际紧急救援服务公司的老板，每年处理6-20起国际救援服务业务（2016年一年就接手了九起）。这份工作让他出现在几乎所有大型事故的头条新闻中。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中，他处理了遇难者的遗体问题；911事件发生后，他被传唤至五角大楼；在卡特里娜飓风后，他还参与了遗体收编等工作。
应对冲突地区发生的事件可能需要采取预防措施，比如这件防弹衣。
2008年秘鲁发生的直升机失事事件并不是什么国际新闻，但搜救任务的复杂程度却让詹森毕生难忘。由于气温很高，所有东西都是黏糊糊的，无处不在的丛林危险也增加了这次任务的难度。詹森决定让队员两两分队，以防随时可能出现的美洲狮和毒蛇。在出发前，他做了风险评估，发现飞机失事区域有23种不同的毒蛇。但他只随身携带了三种抗蛇毒素，所以他要求队员一旦被咬，一定要在昏迷之前记住攻击他们的蛇长什么样子。
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所有发现的物品——个人物品、尸骨残骸以及所有能帮助遇难者家属了解遇难者最后一刻的物品。但在做这件事之前，他们首先要抵达失事地点。但这根本难不倒工作效率奇高的詹森。
在常人看来，除了飞行数据记录器，飞机残骸里基本就是一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但詹森依旧仔细地搜寻着一切可能有用的物品。
最终，詹森和他的队友在山坡上发现110件骨骼碎片，外加一些私人物品和一个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每个夜晚，队员都会将他们找到的东西埋起来，然后全体站立为死者默哀。这些遗体和遗物在隔天会被重新挖出来，用直升机运走，队员随即开始新一天的搜寻工作。
在山坡上连续几天地毯式的搜寻后，他们收获颇丰。然后詹森看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块人体组织，高高地挂在陡峭斜坡的一条树枝上。即便有绳索保护，到那么陡峭的山坡上把它取下来也相当危险，但詹森无法置之不理。冒着极大的风险，他爬上斜坡取到了那块人体组织，并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口袋。搜救队找到的所有物品都将原数归还给遇难者家属。
“这样他们就能知道，至亲的遗体不会就这样被丢在荒郊野岭里没人管，”詹森回忆道，“即便是残骸也不能放过。”因为詹森明白，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再小的一块碎片都能带来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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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用于练习的棺材
詹森一行人找到的物品都被运送到了凯尼恩位于布拉克内尔的仓库内。布拉克内尔距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车程。从正面看，凯尼恩所在的楼和旁边的楼群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混凝土砖块砌成的房屋。但穿过办公室，你会看到一栋像飞机棚一样巨大的仓库，所有搜寻回的私人物品都会在这间仓库中进行拍照、辨别并储存。
供凯尼恩员工训练使用的棺材。
在仓库四周的铁架子上，整齐码放着凯尼恩公司在无数任务中所用的工具。储物柜里放着随时都可能用到的衣服和零碎物件，每一套都密封在塑胶袋内。除此外，还有事故专用的急救包以及奔赴冲突地区所需的防弹衣，一箱为穆斯林家庭准备的祈祷毯和一箱为小孩准备的泰迪熊毛绒玩具。一辆冷藏挂车就停在仓库的角落里，门半开着，相当于一间可移动的停尸房。房子里还有一口棺材，紧靠在一堵墙上，上面盖着紫色的天鹅绒。詹森解释说，这口棺材仅供队员训练使用，不过看起来仍旧阴森恐怖。
一位学生坐在桌子前独自工作，他正在把这些个人物品的照片处理到白色背景上，以便遇难家属识别。尽管顶棚被大雨弄得哗哗作响，但这间屋子依然安静得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在技术日益高级和精密的今天，大规模死亡事故发生的规模更大；航空旅行变得越发快捷的同时，飞机失事也显得更加致命。所以一旦出现事故，人们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也更加紧迫，这正是凯尼恩走向全球的原因。
如今，大多数人认为给大规模灾难收拾残局都是政府的工作。尽管政府确实会处理一部分——詹森在1998年加入凯尼恩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军队中处理丧葬事务。但在政府处理的事务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像凯尼恩这样的公司去处理，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更加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超过四十多个国家的游客在泰国丧生，所有国家都在忙于将遇难者尸体归还给遇难家属。但海啸过后的尸体（的身份和国籍）不易辨别。“这个时候就得靠所有人齐心协力。”凯尼恩不但提供设备支持，作为公正的调解人，在国籍和种族上也绝不会厚此薄彼。
不管是从哪个方位看，凯尼恩前排的办公室和其他公司的办公室都没什么差别，但凯尼恩却精心布置各个办公室的方位，以备应对大规模伤亡事件。
除了应对恐怖袭击事故，詹森大多数的工作都与航空事故有关。大多数旅客认为，飞机失事后，航空公司理应承担随之而来的众多责任。但航空公司和政府往往会聘用类似凯尼恩的专业公司，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力和精力去应付这项复杂且浩大的“工程”。因为航空公司除了要安慰遇难者家属，还要想办法应付赔偿金。
连续几年的诉讼和负面新闻对航空公司更是致命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仍在MH370和MH17的余波中艰难挣扎（詹森提醒我好几次，马航并不是凯尼恩的客户）。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可以把一切事务交由凯尼恩处理; 他们的服务包括组织客服中心、遇难者遗体确认和遣返、集体埋葬、私人处理等等。
航空事故的善后工作被如此重视也就是近20年的事情。1994年，全美航空427号班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后，遇难者的私人物品居然在垃圾桶中被人发现，这引发了家属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一位家属在给航空公司的抗议信中写到：“谁能决定哪些私人物品是重要的，哪些又应该被扫入垃圾箱？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人啊！在某些情况下，就算是一个行李标签，也能给家属留个念想。”
但即便到了今天，一些国家在相应的法令法规建设上依然滞后。前美国交通部监察长兼航空律师玛丽·夏沃告诉我，有一次，委内瑞拉发生空难后，当局在搜寻遇难者遗体一事上敷衍马虎，用当地农场借来的装载机像推土一样清理遗体。“这些年我碰到了太多处理遇难者遗体的国家机构或者私人公司，他们没一个像凯尼恩一样专业，尤其是在细节上差别真的很大。”
凯尼恩的办公室大厅内摆成一排的飞机模型，是航空公司客户送给詹森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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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所谓的释怀啊！”
詹森通常会用最少的时间掌握事故的全部相关信息，确定航空公司最急迫的需求。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凯尼恩能迅速召集到多至900位专业救援人员。凯尼恩的队员并非来自单一行业——尽管很多人都曾在执法部门供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同情心。詹森时常提醒他们，“不要带入个人感情。”詹森有一个习惯，他绝对不会和遇难者家属有过多联系，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仓库内的箱子里装满了凯尼恩员工所需的设备，包括为穆斯林家庭准备的祈祷毯。
詹森处理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协调停尸房。遇难人数并非和需要的停尸空间成正比。2013年，一架小型飞机在莫桑比克坠毁，但它在租用停尸房上的花销钱却比一些大型商业飞机还要多——尽管这场坠机事故中只有33名乘客死亡，但却回收了900多片人体残骸。
凯尼恩建议每一位队员在危机应对时都应参照的教材。
一有新消息詹森就会立刻向家属通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詹森严肃地说道：“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你能做的就是不要让它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他很想给家属带来一丝希望，但情况总是恰恰相反，他能给家属的往往都是冰冷残酷的现实。“你们要明白的是，飞机撞击的速度非常快，这也就意味着你们的至亲已经毁了模样，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找到几千块人体残骸。”
詹森不喜欢用“释怀”二字。“我从来没见哪个家庭‘释怀’过，”他说，“他们经历的只不过是一种常态到另一种新常态的过渡。”失去至亲后的过渡往往都很艰难，但飞机失事后的众多不确定性让这种过渡更加难以完成。遇难者家属通常一连几周都见不到遗体甚至是残骸。见不到遗体也就意味着无法最终确认，也无法申领保险，更不用提什么“入土为安”了。所有家属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凯尼恩办公室主任 Clare Pascucci 的办公室。
当遗骸和个人财物陆续抵达仓库时，凯尼恩的员工会小心翼翼地打开每个箱子，将物品放在房子中央的网状长桌上。经过检查的物品会分成“有关联”和“无关联”两类放置。“有关联”物品指的是贴着乘客姓名的物品，以及在遗体上或附近发现的物品；“无关联”物品里是尚未确认拥有者身份的物品，这里面有从废墟里发现的手表，还有无法辨认乘客名字的行李等。“有关联”物品会先归还给遇难者家属，“无关联”物品则会被拍摄下来，传到网上，供家属进一步识别。
凯尼恩的仓库里，网状的长桌已经准备就绪，等待放置收回的私人物品。
尽管很简单，詹森却从未放弃努力将那些“无关联”物品与遇难者相匹配。他们会利用任何可用线索，包括从相机内恢复的照片以及手机中调取的手机号码。詹森甚至把车钥匙带给了汽车经销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提供车辆识别号码。经销商通常只能告诉他这是哪国出售的车，但这对詹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有一次，詹森在德国之翼航班失事现场发现了一串车钥匙，在他得知车是在西班牙出售的信息后，大大缩小了匹配遇难者的范围。
识别私人物品要比识别遗体痛苦得多。“你在做尸骸鉴定的时候，只需要做身体检查就可以了，”詹森解释道，“和家属聊聊，通过谈话来收集信息，你只需要这些信息来确定身份。但当你识别私人物品时，你得全方面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播放列表里有什么歌？你不是真的要关注他的播放列表都有什么歌，而是要对比他们的电脑上的列表，看看能不能确认这是谁。”私人物品也是有感情的。当你看到遇难者前几周刚拍的结婚照时，你无法做到不同情遇难者。
物品归还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和遇难者家属进行沟通。詹森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一次经历，他曾遇到过一个在1988年洛克比空难中丧失女儿的母亲，当她收到女儿的遗物时，她对这些物品散发的燃料气味感到恶心——整个屋子都是这种气味，久久不能散去——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开始接受了这种气味，因为这能让她想起她的女儿。
“同时，你也不能替家属做决定，你会遇到这样的母亲，她也许会说，‘我给儿子洗了15年的衣服，最后一次替他洗衬衫的人怎么能是你们，必须得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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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穿着高跟鞋的女人
对于那些不想前来（或者没准备好来）认领私人物品的家属，詹森会将这些物品存起来，有时一存就是两年。有时候，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成箱成箱的“无关联”物品摞成几排，高高地伫立在仓库一侧，空气里隐隐约约飘着一股飞机燃油的味道。
尽管这些遗落之物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能感受到它们的死一般的沉重气息。詹森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胶袋，袋子里是一本护照，角上的圆孔是为了预防身份盗用才打穿的（遇难者名单通常会在飞机失事后公布，身份盗用和欺骗性索赔屡屡发生）。
成箱的私人物品
很多詹森找回的东西都没有归还家属。两年后，或者是更长，直到没有调查立案，最后这些东西会被销毁。但詹森却无法像销毁遗物一样抹去那些隐在背后的故事。比如，他想起了一个在俄克拉荷马市爆炸中丧生的女人，一只脚上穿着高跟鞋，另一只上穿着平底鞋。他意识到，这个女人肯定是刚到办公室，爆炸发生时她正在换鞋子。如果那天她迟到五分钟的话，或许她还活着。
那詹森有没有设想过自己真遇到了这种事情时会怎么处理呢？
“还是希望逝者能给生者留点儿念想吧。要真发生这种事儿，我反正希望能给布兰登留下点儿什么。”他边说边向他的爱人布兰登·琼斯点头示意，布兰登是凯尼恩的首席运营官。“婚戒、手链什么的都行”詹森和琼斯都戴着彼此送的编织手链，“就是那些特殊意义的东西。不过他可能想把这些东西卖掉吧。”他打趣道。
墙上的钟表显示着凯尼恩工作所在的不同时区
琼斯想了一会，“有点奇怪，”他说，“我没有飞行焦虑症。在我加入凯尼恩之后，我对生命的看法也没改变。不过，在某些东西的重要性上，我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我随身携带的东西一直都在我的包里，一直都在。他去其他地方给我带的纪念品，我也经常带着。这些东西虽然不会一抬头就能看到，但在我把护照放进包里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它们。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带它们上飞机，如果失事后他能收到做个纪念，他也会安心继续前行。”
尽管这份工作让詹森明白担心灾难发生根本没用，不过他依旧在入住酒店时数清自己的房间离逃生出口有多远；登机后，他和琼斯等待安全带标志灯熄灭后才脱下鞋子（大多数飞机失事均发生于起飞和降落期间，你绝对不希望光着脚在柏油碎石跑道上逃生）。我之前还在猜想，在恐怖主义肆虐的时代，詹森是如何做到镇定地活着的，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有说出口，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的秘密就是：纵容你对现实的焦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恐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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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橘黄色发卡
大多数家属倾向于通过邮寄的方式收领遗物。但一些家属希望亲手递交，这才是最难的部分。有一次，詹森受命将一位年轻小伙的私人物品归还给其家属。在飞机失事前的早些时候，他给他的妈妈打了一通电话，告知她自己要登机了。当她打开电视看到他所在的飞机跌入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事了。
詹森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儿。这位母亲不确定自己的儿子是否已经身亡。有没有可能游到了附近的岛屿上了呢？海岸警卫队可以前去查看一下吗？他们的确去查看了。飞机失事的几天后，几乎所有遇难乘客身份得到了确认，但收回的人体组织没有一块属于她的儿子。
随着乘客的物品被海浪冲上海岸，他们发现了她儿子的物品，包括两本浸透水的护照，还有一个行李箱。凯尼恩打电话通知她，向她询问是通过邮寄还是亲手递交。她选择了后者，詹森主动请缨前去递交。
詹森还记得自己抵达她家时的情形：她儿子的卡车静静地停在车道上；他的房间和离开前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动过；她辞掉了工作，了无生趣地生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詹森回忆道，“因为没有证据，没有尸体。”詹森和他的同事清理出一张桌子，铺了一张白布。他们要求这位母亲先离开这间屋子，紧接着开始把她儿子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摆放在白布上。他们把这些物品盖了起来，这样她走进屋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看到这么多物品而被悲痛全然吞噬。摆放完毕后，詹森叫她进来。
有一件物品一直让詹森感到疑惑。在收回的行李箱里，他们发现了一盒橘黄色的卷发夹，和詹森的母亲在70年代时用过的一样。但这个年轻人是短发，这似乎不太合理。詹森猜想，估计是渔夫发现行李箱半开着，就把其他乘客的东西放了进去。“请不要生气，”詹森将卷发夹展示给她的时候说道。
她确认这个卷发夹的确是她儿子的。他借的是他外祖母的行李箱，她习惯把它们放在行李箱里。他知道这些东西对外祖母非常重要，所以就把它们放在了随行的行李箱里。詹森一直忘不掉那位母亲当时看他的眼神，“罗伯特，你是在跟我说，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是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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