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围绕巴以冲突分歧重重，贝索斯回应《华盛顿邮报》“背书”风波 | 文化周报

10月28日，巴勒斯坦文学节（PalFest）组织并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以色列文化机构进行抵制。截至10月29日晚，已有超过5000名作者和出版人士签署了公开信，其中包括作家安妮·埃尔诺、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萨莉·鲁尼、裘帕·拉希莉，以及学者朱迪斯·巴特勒。

公开信写道，这些文化机构“是对巴勒斯坦人压迫的同谋或沉默的旁观者”，几十年来，它们借助文化将当下的种种不公变得正常化，“在掩盖、伪装和美化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剥夺和压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封公开信列出了部分参与共谋的文化机构，包括直接与以色列国防部合作、出版军方宣传册和殖民历史图书的大型学术出版商，以及隶属以色列殖民机构、支持在加沙行动的出版品牌。签署者表示，他们“出于良心”不能与这些以色列出版商、艺术节和文学机构合作，与此同时，他们还呼吁自己的出版商、编辑和代理人一起表明立场，承认自己的道德责任，并停止成为以色列机构的同谋。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31日，约旦河西岸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内，一名女孩透过受损建筑物的窗户凝视外面，目睹以色列对该地区的袭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公开信发布后，支持以色列的英国援以律师协会（UKLFI）表示，他们已向签署公开信的作家及组织发送律师函，称这场抵制是对以色列人的歧视，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对任何其它国籍的出版商、艺术节或文学机构施加类似的行为，并指出参与抵制将存在法律风险。巴勒斯坦文学节的联合创始人奥马尔·罗伯特·汉密尔顿（Omar Robert Hamilton）回应称，UKLFI的信函“仅仅因其道德破产而引人关注，这反而证明了以色列的辩护者已无话可说”。

就在这封公开信发布一天后，非营利组织和平创意社区（Creative Community For Peace, CCFP）发布了另一封由1000多名文化和娱乐界人士签署的公开信，以反对PalFest这场“反自由的、危险的”文化抵制。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包括诺奖作家赫塔·米勒和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以及《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历史学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6日，加沙地带布赖杰难民营，巴以冲突持续，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和他的孩子坐在他们家的废墟上点燃火堆取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信中写道：“我们拒绝抵制以色列和犹太作家、出版商、图书节和文学机构，以及那些支持、合作或提供平台的人。”签署人对文化界同行“仅因为他人没有认同自己的一面之辞、不愿单方面谴责以色列”采取骚扰和排斥感到“震惊和失望”，这种行为是颠倒道德和混淆现实。他们指出，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包括取消犹太作家计划中的书店活动，以及发布“要打击的‘犹太复国主义’作者名单”，认为这些行为“与多数作家视为神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直接冲突”，是危险的。这些签署者更想要强调的是，作者、书籍和艺术节本该是政党的对立面，它们是为了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跨越边界，拓宽意识，开放对话，无论人们对当前的冲突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创意产业的抵制都只会造成更多的分歧和仇恨。

这只是过去几个月里文化界在巴以冲突议题下尖锐分歧的缩影。今年以来，包括海伊节和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在内的多场图书活动都因中断与涉以公司的合作而面临资金危机，与此同时，英国作家协会又以微弱优势否决了一项支持加沙停火的决议。

大选日临近，美国两份主要报纸《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先后做出决定，将不会在本次大选中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

两份报纸的所有者、亿万富翁黄馨祥（Patrick Soon-Shiong）和杰夫·贝索斯分别做出决定，阻止了各自的编辑部发布已起草完毕的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的文章。在声明中，两份报纸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此举是为了保持传媒自身的客观与独立，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清晰且无党派”的信息。

10月28日，贝索斯亲自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回应此次决定。他指出，在当下的美国，报纸的可信度在下降，记者和媒体正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这种情形下对某位总统的支持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反而会造成偏见，以及一种不独立的认知。贝索斯说，“结束它们是一项有原则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这一决定很快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工作人员纷纷表达不满：两份报纸过去九年多来都在发表有关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的社论，此刻却拒绝发表明确的声明。包括多位编辑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员工选择辞职，上周刚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在辞职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个危险时刻失去我们的声音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合理的。”读者同样表达了失望之情，尤其是对于《华盛顿邮报》这份曾在水门事件中作出关键报道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报纸，几天之内就有超过25万名读者取消了对《华盛顿邮报》的订阅。

贝索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有人将这一行为视为“预期服从”（anticipatory obedience）。由于报纸所有者与联邦政府紧密的业务往来，使他们在选举临近时不敢冒犯特朗普——如果特朗普胜选，可能会对那些与他作对的公司施加报复。曾任《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的马蒂·巴伦（Marty Baron）指责贝索斯此举是“以民主为牺牲品的懦弱行为”，特朗普会将其视为“得寸进尺的邀请”。实际上，就在《华盛顿邮报》发布拒绝背书声明的当天，贝索斯的公司高管与特朗普举行了一次会面。贝索斯在回应中否认了这两件事的相关性，表示只是巧合，并坚称对潜在商业报复的担忧并不是影响因素，“这里没有任何交换条件，这一决定也没有在任何层面或以任何方式垂询或告知任何一个候选人及团队。”

美国报纸对总统的背书最早可以追溯到1860年。那一年，《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选择支持亚伯拉罕·林肯竞选。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报纸渐渐形成了各自的惯例，例如《纽约时报》在经历相对混乱的选择后，从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开始成为了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保守派持有的《洛杉矶时报》曾经是共和党的长期支持者，直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引起不满，该报停止为总统背书，又在2008年重新表态支持奥巴马，并在此后的三次选举中都选择支持民主党。

《纽约客》主编、曾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十年的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媒体的编辑们其实都清楚地意识到，背书的影响力必然是有限的，他们也从未想过这样的举动就能打破摇摆州的平衡，“重点是，我们像其它出版物一样，试图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并且拥有这样做的出版自由。”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除了勇气和道德明确性，背书还需要大量资源。这揭示出了美国报纸所处的总体性危机：可信度下降和市场萎缩同时发生，报纸似乎越来越局限于某些精英人群，而更多人正在转向社交媒体和播客——在本次大选中，两位候选人多次出现在非传统的播客中，比如哈里斯做客了深受年轻女性喜爱的节目Call Her Daddy。在这种状况下，贝索斯等亿万富豪的收购当然是拯救报纸的一种方式，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报纸是否仍能维持自身的独立性？此次背书风波就是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