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63
年（唐高宗龙
朔
3
年，天智天皇
3
年）
8
月
27
日上午，在今韩国（原百济）锦江入海口，即白江口，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白村江海战
（也称白江口之战）爆发了。
此战
即
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
也是
东北亚
地区的一次具有国际
指标
性
意义
的战役，
其结果就是：
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
整个
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白村江战场遗迹
当时日本的国内背景是，以主张改革的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联手出身于世袭祭官家庭的中臣镰足为首的新势力集团，利用朝鲜半岛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使节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刺杀了当时权倾朝野的苏我入康，夺回并建立了以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率从隋唐留学回来的“海归”们为中心的政权，并在日本历史上首次使用了取其“伟大的变化”之意的年号——大化。而后，天智天皇通过“海归”们提供的宝贵经验，取精华去糟粕制定了一系列的包括“废除世袭氏姓制”、“设立中央集权机构”、“废除皇室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及部民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建立租庸调制”及整顿交通、军事制度等等，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是日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是受惠于这些得当的举措，使得日本开始由弱变强并真正有了觊觎朝鲜半岛的实力。
当时的国际背景则是，大唐继承了隋朝的战略部署，继续远征靠近边境的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之一的高句丽国。而半岛内部，亲唐的新罗国则在大唐的支持下，进行着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自认羽翼已丰的当时尚称为倭国的日本为了改变朝鲜半岛的势力布局，接受了已遭灭国逃亡倭国的百济太子丰璋之邀，派出二万七千兵马与半岛上的原百济政权的五千残军组成联军，来对抗唐朝和新罗的军队。
战前的军力对比表面上大唐明显不占优势，只有水军约七千人，
170
艘战舰，而倭国百济联合水军却是万余人，更拥有战舰
1000
余艘。不过，
倭国水军虽人多船多，但兵器落后，而大唐水军虽兵少船少，但却是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良，大部分水军更是由能征惯战的
靺鞨
人组成。
结果是在大唐、新罗联军的水陆并进夹击下，虽自恃人多船多但却缺少对外战争经验，再加上没能得到正在内讧的百济军队的有力支持，倭军首战即告失利。而后，不甘失败的倭、百联军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进攻。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对此亦有详述：大唐军将率战舰
170
余艘列阵白江村。
27
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会战，日本不利而退。
28
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管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唐坚阵之军，大唐军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胪舳不得回旋，于焉战死
……
彼时，眼见败局已定，百济王丰璋则趁机率随众乘船逃去高句丽。
白村江海战地图
白村江海战后，大唐继续出兵高句丽，直至灭掉高句丽，捕获逃至高句丽的百济丰璋王。斯时，靺鞨的栗末部人与高句丽遗民在旧满洲南部建立了渤海国，并与大唐对立，但不久就识时务的接受了大唐的册封，成为其形式上的属国。至此，在整个东北亚与大唐对立的国家就只剩下倭国了。日本史学家分析说：
白村江一战，让统一了中原的大唐成为了横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世界帝国，从这一点上说，白村江海战可是说是改变东北亚势力图的决定性战役。
当然，
白村江海战也给了日本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日本人认识到了自己与强国大唐之间的真正的差距
，并由此，在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执政时期，发布如“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等各种法令，加速律令制国家的建设，与此同时还正式把国名由倭国名改为“日本”。可以说，正是由白村江海战，让倭国内部酿成了真正的危机感，才开始了以“日本”这个新国家概念，进行国家新体制建设。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防卫政策，而防卫对象自然是大唐、新罗联军。据说，白村江战役后，天智天皇立即在对马、大宰府水城，以及濑户内海等西日本各地沿海建造朝鲜式古代山城防卫砦，构筑各种防卫网，甚至把首都都由难波（今大阪中央区浪速区附近）迁至了近江京（今滋贺县）
……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缘由，
白村江战役非但没有让日本为此与大唐交恶，反而在公元
665
年遣使参加了大唐的泰山封禅；
669
年又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历届天皇、政府也都致力于与大唐的和解关系。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可谓是中日交往史上第一次军事冲突的白村江战役还有个直接效果，那就是使得日本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更在此后的
1000
余年里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那么，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意味着的是：日本人的现实主义思想乃为古已有之的，
在比自己更强大更先进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识时务的低下了高傲的头。
往事越千年，时针转到明治大帝统治时代。
如果说“大化改新”是以中国化为最高目标的话，“明治维新”就是以西洋化为终极理想的典范。
那么，明治天皇为此又干了些什么呢？个人认为，明治天皇在继位最初的几年之所为，尤其是在
1871
年（明治
4
年）所干的那些事儿，可以说真正为日本奠定了近现代化的基础。
让我们还是从头说起。随着“黑船来航”，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日本的国门，这犹如给腐朽的江户幕府政权敲响了丧钟，看到了西方先进的一切的幕末英杰们，再也不堪忍受幕府的腐朽统治，寻求改革之声不绝于野。
“黑船来航”（图｜Peter Bernhard Wilhelm Heine）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的鼓噪声中，随着德川幕府的走向衰亡和崇明天皇的骤然驾崩，
16
岁的睦仁于
1867
年元月
9
日践祚登基，并于次年改元后，正式成为日本第
122
代天皇，即明治天皇。
十六岁的明治天皇，1868年底从京都前往东京
他的“广兴公义，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陋习，立基于天地公理正气
……
”的登基誓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届天皇，令人耳目一新，给列岛众藩的感觉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立志改革的明智君主即将呼之欲出了。
“大政奉还”（图｜邨田丹陵）
1867
年，借德川幕府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之机，天皇家族重新掌握了国柄，而随着
1868
年鸟羽、伏见战役对幕府势力的最后剿灭，明治天皇信心百倍的行幸江户，并就此开始了事实上以东京（江户）为都的明治大业。明治二年﹙
1869
年﹚，由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四藩”提出的“版籍奉还”﹙把领地和领民返还给国家﹚被认可，全国
274
名“大名”（诸侯）正式把土地和人民交还给了皇室，而做为交换，这些大名被中央政府任命为藩知事，继续享有支配领地和领民的权利。这一举措，使得明治天皇在表面上掌控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力。
版籍奉还后
,
沾沾自喜中过了两年的明治天皇，感觉到了国库并没因此而充盈起来，国家财政与老爸孝明天皇活着时的幕府时代几乎一样不见起色。究其原因，明治天皇意识到“版籍奉还”后，“藩”并未消失，近
300
名大名还实际拥有着广袤的土地、家臣及领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的武士所效忠的不是他明治而是原主子大名，这让素有雄心大志的明治天皇相当的郁闷。于是，废止这些大名与武士的从属关系，把土地真正收为国有，使臣民效忠皇室，从而建立起真正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就现实的成为了明治天皇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无独有偶，当时也正值萨摩藩、长州藩因巨大军费开支导致藩政难以为继之时，于是，在以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当时政界主要人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大山严、木户孝允、井上馨、山县有朋七人的策划下，与明治大帝一拍即合，最后，于明治
4
年
7
月
14
日
（
1871
年
8
月
29
日），可谓万事俱备的明治天皇召见众“大名”藩知事，正式下达了“废藩置县诏书”。从此，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式在日本列岛诞生了。但明治知道“废藩置县”彻底伤害了既得利益层的全国近
300
名大名和
200
余万藩士。为防地方武装叛乱，他命各大名定期移住江户，不能来的则以妻儿代替，实际上也就是人质制了。而各大名所属武士，则由国家实行一次性买断政策使其自谋生路。
“废藩置县”使得明治实现了全国“年贡”归属皇家的谋求。由此，国家财政得以安定，中央集权制得以确立。非但如此，
1871
年“脱刀令”下，国家开始文明开化，而“身份解放令”的颁布，使得人权得以确立，百姓从此获得平等权利。
这些举措，使明治政权的威信从最底层开始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明治天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也由此得以坚如磐石。
“废藩置县”（图｜小堀鞆音）
纵览明治天皇一生，可谓是政绩辉煌，
1869
年的“版籍奉还”；
1871
年的废藩置县；
1873
年的地税改革；
1882
年的《军人
敕
谕
》；
1889
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家典范》的制定；
1890
年发布的《教育
敕
语
》，以及
1893
年下达造船诏书，扩充军备；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
1904
年对俄宣战；
1910
年的合并韩国，直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