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性，并非一种分析综合的结果。六艺作为一个交涵互摄的整体系统，是在“统”与“类”、“总”与“别”及其相互间之诠释的动态过程中关联起来的。这统、类与总、别之间，诸经之间的互诠，形成了一个“解释学循环”意义上的整体性结构。
“解释学循环”，涉及到整体与部分、文本上下文、文本与历史背景、言与意、理解与前见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解释，蕴涵的是一种“理解”的机制，而非某种现成知识的推导或论证的方式。知识性的推导或论证，不允许把有待证明的东西设为前提。解释作为一种理解的活动，一种“进行着”的理解，却必然要在部分与整体、理解与前见、言与意间不断循环往返的运动中领会和揭示出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说：“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海德格尔，第187页）而“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同上）。“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提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循环论证’，因为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关键不在于用推导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示方式显露根据。”（同上，第11页）“解释的循环”，展示出一种意义揭示的途径，它对人的存在自觉及其意义领会，具有敞开性、“生产性”的作用。当然，知识性论证的活动亦包含并运行着理解，否则论证将无法进行，但论证的本身，却要求把这种理解活动完全区隔出去，以保证其逻辑的纯粹性。由此也可见理解对于论证的先在性意义。
马一浮的六艺论，以六经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性，是从“道”“道术”的层面讲，而非从典册、知识的层面讲。《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说：“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0页）《横渠四句教》：“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同上，第6页）《理气》：“今欲治六艺，以义理为主。”（同上，第30页）又《泰和宜山会语·说忠信笃敬》：“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其有知治经者，又只为客观的考据之学，方法错误，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同上，第45页）其语录《六艺篇》亦说：“‘经’字就字义言，是线装书……就义理言，则是常道，‘所谓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也。如实而言，须知六经非是圣人撰造出来，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圣人岂能取而与之？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盈天地间莫非经也。……拘泥文字，寻行数墨者流，何尝知六经之外别有一部没字真经耶？”（《马一浮集》第3册，第938页）从事六艺之学，要在体认吾心所同然、本具之义理，而不能拘执于文字典册、训诂考据。因此，六艺的核心，是一个义理的系统、意义的整体。
六艺作为一个义理和意义关联的整体，其各部类之间，又是交涵互摄的。马一浮以统类是一、总别不离言儒家六艺之道。“统”是“总”，是整体，是理一；“类”是“别”，是差别，是分殊。理一、整体不可说，必在分殊、差别上显。万物殊类，唯是理一，故可互涵互摄，统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六艺又是一个相涵互摄的整体。语录《六艺篇》说：“六艺可以互相统摄……《诗》亦有《诗》之《易》，《诗》之《诗》，《诗》之《书》，《诗》之《礼》，《诗》之《乐》，《诗》之《春秋》。其余各经准此可知。”（同上，第939页）从行事和功能说，六艺之言，六艺之教，异类殊方，各有分齐；而从“道”“道术”和义理说，则一经之中，又可涵蕴六艺之全体于自身之中，六艺由此而统合为一体。
我们要注意的是，马一浮论六艺之整体性，又特别注重和强调《易》《春秋》对于六艺的统摄作用。《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说：“此理自然流出诸德，故亦名为天德。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六艺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显。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故《易》是全体，《春秋》是大用……须知《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春秋》该《诗》《书》。”（《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6-17页）《复性书院讲录·论语大义》亦有类似的说法，“董生云：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以天道下济人事，《春秋》以人事反之天道：实则隐显不二，天人一理。故《易》与《春秋》者，圣人之全体大用也。”（《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60页）《易》本隐之显，从体起用，孔子作《易传》，表现了圣人“性与天道”的形上学思想，是圣人“最后之教”与“最后之言”（同上，第159-160页）。《春秋》推见之隐，摄用归体，孔子作《春秋》，“其要则正名而已矣。‘必也正名’一语，实《春秋》之要义”，《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名伦等物，表现了圣人的形上价值观念。是“《易》与《春秋》并为圣人末后之教”（同上，第165页）。因此，《易》与《春秋》，表现了圣人之全体大用，故可统摄六艺而为一体。孔子以六艺教人，于六经中亦最重《易》与《春秋》。《帛书易传·要》篇记孔子语：“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见连劭名，第409页）《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孔子于《易》《春秋》所寄托之重。马一浮此义，实承自孔子。
马一浮讲天下学术统摄于六艺，又讲“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3页）。在马一浮看来，《论语》一书，蕴涵着圣人六艺之教的具体内容。“《论语》章章皆六艺之教”（《马一浮集》第3册，第948页），“《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34页）。“《论语》记孔子及诸弟子之言，随举一章，皆可以见六艺之旨。”（同上，第23页）而《孝经》一书，则为六艺性道德教思想之总会。马一浮说：“六艺皆以明性道，陈德行，而《孝经》实为之总会”（同上，第178页），“六艺总为德教，而《孝经》为之本”（同上，第192页），故“《诗》《书》之用，《礼》《乐》之原，《易》《春秋》之旨，并为《孝经》所摄”（同上，第179页）。因此，在《复性书院讲录》中，马一浮既分别即《诗》教、《书》教、《礼》《乐》教、《易》教、《春秋》教，来揭示《论语》所涵圣人之“大义”；又通过对《孝经》“至德要道”“五孝”“三才”“明堂”“五刑”诸义的诠解，来揭示六艺性道德教思想之大体。六艺与《论语》《孝经》间的这种相互诠释，构成了一个解释圆环，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解释学循环”的结构特征。
解释学循环不仅涉及到六艺整体与各部类经典之间的关系，亦涉及到言意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之意存乎经籍，吾人须经由圣人之言、经籍文字以见圣人之意，却不能偏执于经籍文字。如《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而此“以意逆志”，又须以“论其世”而“知其人”即“尚友”古人的途径来实现。“尽信书不如无书”，并非全不信书，并不否定文字言教，而是要人不泥于文字言教，经由并超越文字言教，熟读精思，以意逆志，尚友古圣，必使圣人之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圣人之意“若出于吾之心”（黎靖德编，第168页），而达到与古圣心心相通的境域。这里所谓以意逆志、论世知人而尚友古人，包括了现代解释学所言“前见”“前理解”“先行具有”与本文间解释循环的义涵。马一浮的六艺论，将其涵括、落实于六艺总别、经义互诠的结构系统，不仅凸显了经学诠释自心当处体认的当下性和创生性意义，同时亦避免了现代解释学哲学偏重理解的历史性所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趋向。
在六艺论的系统中，经即六经，义即德教。《复性书院讲录·孝经大义》云：“六艺之教，总为德教。六艺之道，总为性道。”“六艺之要归，即自心之大用，不离当处，人人可证，人人能行，证之于心为德，行出来便是道，天下自然化之则谓之教。”（《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86页）“六经所示，皆修德之门，学道之事。修德者先务知德，而后能成德；学道者先务明道，而后能行道。圣贤立身垂教，总为此事。”（《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85页）可知六经系统的内容即是性道德教，总归于吾人一心本具之性德。
马一浮的六艺论，以总别互诠为总体原则，各经之间又相互诠释，引申触类，至如帝网，交辉互映，义类层出，不可胜穷。有时我们看马一浮言六经间的关系，觉得其犹如庄子之言万物之“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把握。马一浮讲“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就是要在这六艺总别互诠，各经相摄互入的解释学循环中提挈一个纲维，使从事于六艺之学者，知统类，明次第，而有所遵循。要而言之，马一浮以《论语》为入德之门，即《论语》揭示六经大义，是要为学者讲明一个进德之次第；《孝经》总会六艺之德、六艺之道，亦即性德之总体，是要“约此性德之发现而充周者举示于人”（《马一浮全集》第1册，第186页），为学者开启一扇尽性成德之门径。由此，可以对马一浮经学和哲学的思想逻辑，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
总括言之，六艺之教，即是一种成德之教。而此“德”之内涵，可归于一个“仁”字。
《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有两段话综论此义。其一曰：
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知、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曰“至善”。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知是仁中之有分别者，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礼是仁中之有节文者，信即实在之谓，圣则通达之称，中则不偏之体，和则顺应之用，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同上，第15页）
其二曰：
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知，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此以《书》配义，以《乐》配智也。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实理也。以六德言之，《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大哉，六艺之为道！大哉，一心之为德！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同上，第17页）
以上两段论述，从经、义统一的角度，对六艺论的体系作出了一个集中的概括。六艺，从“道”上说；一心，从“德”上说。六艺于诸德，各有所配，各有所当，而归于一心。一心之德，举一全该，就是一个“仁”字。一心之“仁”德，总括并展开为诸德（仁义、仁知、知仁勇、仁义礼知、仁义礼知信、知仁圣义中和），而构成一个性德的整体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