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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军统洪淦棠在寓所内
“高雄市有个104岁的老先生，是由大陆来台的老兵，至今头脑清醒，精神好得很，这样的老人全台湾都已很难找到了。他还是广东深圳人，您要是过来采访，一定会不虚此行。”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魏国伟先生在电话里多次这样“动员”我。
201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终于抽空专程到高雄走了一趟。乘坐台湾高铁，从台北车站直达高雄左营，恰是台湾高铁的起点至终点，全程321公里，直达车不足两个小时就顺利抵达。
当天下午，魏先生带我来到洪淦棠老先生的寓所。洪老先生的小儿子洪金龙也特地放下公司的事务，赶了过来。洪老先生正是魏理事长所称的104岁老人，据老人自己介绍，他出生于民国元年之前3年，因此，104岁应指虚岁。
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又讲乡音很重的广东白话，我未必能听得懂，细心的魏先生特地请来一名从事广东话研究的粤籍“翻译”，让他协助我们之间的沟通。
抗战初年，他任随军服务团副团长，洪老先生的寓所在一栋临街建筑的二楼。
走进客厅，正面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进入老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一张书桌，一张简易床，这就是老人工作兼休息的地方。案头一盏台灯下，堆满了各种剪报资料。“老先生喜欢舞文弄墨，算是你的同行——他是台湾杂志协会的会员，还是《工商劳务画刊》的发行人兼社长，因此，他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魏先生介绍说。
“我是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人，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虽然年逾百岁，可老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超好，健康状况之佳，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得知记者来自深圳，他首先自我介绍一番。为了让我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老先生手握一支毛笔，遇到拗口的人名地名，他就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在纸上。自知听力不佳，老人说，你有什么问题也请写出来，我来回答。
由于有“翻译”在一旁解释，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老先生所讲的年代都是民国纪年，因此，涉及年代时，必须加上11年，将其转换成公元纪年。
“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以下均按公元纪年），七七事变后，我开始参加抗战。不过，我参加的不是正规军队，而是‘战地随军服务团’，我任副团长，服务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上将的部队。”
所谓随军服务团，是抗战开始后，由东南亚等地的一批年轻华侨自发组成的爱国救亡团体，他们多半是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各地华侨富商的子女。这支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的特殊抗日救亡队伍，成分较为复杂。他们以原宝安县、东莞县，加上来自香港、广州青年会的年轻人为骨干，还有从越南、菲律宾、泰国、美国等回国的华侨青年共同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抗日。随军服务团团长是侨领邓锦辉，洪淦棠为副团长。这支特殊的队伍，通过广东同乡会、教会等民间组织联系形成。
根据相关资料，并据当事人的回忆录记载，洪淦棠先生所称的随军团，全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最初是由广州男青年会及香港男青年会联合组成。青年会属于教会组织，在抗日随军服务期间，他们并不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完全服务于抗日。随军服务团，成为一个鲜为人知，并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历史名词。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笔者曾查找相关资料。史料表明，随军服务团于1937年底成立，至1940年解散。随军服务团主要由粤港澳热血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很多人是爱国华侨。大陆方面曾有人撰文回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何家葵先生，在一篇题为《爱我中华》的回忆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往事多已模糊，能忆及的学生、青年计100人，他们来自各方，为了保卫中华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走在一起……激流过后，海河平静，愿这济济之众，尚存者自强，先逝者安息！”
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何先生在文中提及有名有姓的即有100人，其中，就有洪淦棠的名字。他就是“尚存者”之一，想必，时至今日，这样的“尚存者” 活在世上的已极难寻觅了。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洪淦棠先生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属实。
洪淦棠老先生说，1937年，他们先是在广州协助抗战，广州失守后，他们随同吴奇伟（广东人）将军的队伍转战江西南昌、九江一线。
洪淦棠亲历了1937、1938年，日军两次对广州和南昌的狂轰滥炸。“1938年5月，我们在广州待了1个月，亲眼所见，有3000多人殉国。作为随军救护队，目力所及，到处是残壁断垣，满目疮痍，好惨啊！”老人颤声说，这次日军轰炸中，自己10岁的女儿也被活活炸死了。后来，广州沦陷，随军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北上，转战南昌一带。
“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曾有共70多架日军飞机轰炸南昌，真是惨绝人寰！”洪淦棠他们这批来自广东的随军团，此时共有200多人，被分成4个小分队，一部分服务于由商震将军率领的第二十集团军，另一部分服务于吴奇伟将军率领的第九集团军。
老人说，当时，自己所服务的部队有一位广东籍的将军名叫梁华盛（广东茂名人，黄埔一期，后为蒋介石所倚重），两人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就是这位梁将军将洪淦棠引上从军救亡的征途。
1939年，随军服务团同部队转战潮汕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洪老先生说，次年5月，经梁华盛将军介绍，自己报考黄埔军校，并一举考中，成为黄埔（燕塘军校）第十七期学员。参加随军团之前，洪淦棠曾经做了几年的私塾先生，文字表达功底尚好，在那个时代应属于文化青年了。
报考军校那年，洪淦棠实龄已32岁，年龄偏大。
为了顺利报考入学，他灵机一动，将年龄虚报为26岁，一下减去6年。“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年龄随自己报。”老人说，当时，自己所上的燕塘军校，属于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长是蒋中正，分校主任是来自广东海南的韩汉英。洪淦棠老先生说，当时军校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多次转移，从广东德庆到广西宜山，最后在贵州独山落脚。三年艰苦求学后，洪淦棠顺利毕业。
老人迄今清楚记得临毕业前发生的一幕——
那天，韩汉英主任亲自来找洪淦棠。他远远就喊：“你是洪大哥吧？” “报告长官，我不叫洪大哥，我叫洪淦棠！”
“我问你，你留校当教官好不好？”
“报告长官，我才疏学浅，怕难以胜任教职。” “想当官？” “不，我只想当军人。” “那很好啊，你想到哪个部队去呢？” “我军校毕业，立志报国，希望到一线部队去抗日杀敌。” “很好！作为军校毕业生，理应到前线杀敌。”
就这样，洪淦棠没有留下来任教。但是，命运却因为另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发生了重大转折。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正值用人之际”。戴笠（戴雨农）这个“特务总头子”应运而生，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其命运跌宕起伏，其人生之多姿多彩，迄今仍为学界和民间所津津乐道。洪淦棠同戴笠这个名字联系上纯属偶然。戴笠到学校，是要“伯乐相马”。他要为“党国”物色一批可造之材，用以培植个人势力，为抗战所需，更为蒋家王朝所用。
当年，戴笠被公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掌管军统局，名声极响，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敬畏三分。他来军校物色人才，希望相中一批精英分子进行“深造”，组成高级参谋团，为战局服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情报搜集工作，直接服务于战场，以维护国民党的江山社稷。为了网罗“党国精英”，戴笠特设了一个高门槛，要求必须是上校以上官衔者才有资格入围。
许多学员慑于戴笠的威力，又害怕到前线卖命，因此畏缩不敢报名。当时，洪淦棠仅是中尉军衔，不符合“深造”条件，就因拒绝留在后方当教官，而愿意上前线杀敌，被认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受到军校长官的好评。这一点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于是，他一眼相中体格出众、血气方刚的广东仔洪淦棠，极力拉他入伙。就这样，本想到前线领军抗日的洪淦棠，阴差阳错成为戴笠一手培植的“军委会参谋班”特七期学员；未能如愿到前线杀敌为女儿报仇雪恨，却被送到陪都重庆受训。他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同戴笠发生了牵连。
“戴雨农少将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军统局掌门人，我们都习惯性称他为戴先生。”在当时，因其行事极其诡诈神秘，又深得蒋介石的宠信，被视为一代奇人，为军情人员所仰视。在洪淦棠心目中，“戴先生”永远是一个偶像级人物。
经过严格训练，洪淦棠顺利结业，随后，继续被选送到陆军大学战教班（一期）深造。集训1年后，洪淦棠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高级特工，正式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他被分派到“军委会国际科”工作，专门搜集国际情报。基于战事需要，此阶段专门收集日本军情。与此同时，洪淦棠还兼任参谋班的教官。迄今，他只记得一个曾与自己一起共事的同僚，他是山东籍科长王汝桐。
尽管年代较远了，可洪老先生提起戴笠，依然眼睛发亮，声音也立刻大起来：“戴先生真是一代奇人，提起他许多人都会敬畏，能在他手下工作，之前想都不敢想。”他回忆说，其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风云变幻，胜负之间谁也无法逆料，战局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情报工作尤为重要，一个关键的情报甚至会扭转整个战局。
洪淦棠说，戴笠一生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当年，戴笠的情报网络遍布全球，可谓无孔不入。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因为这宗重大的情报未被采信——因美国人疏失，日本成功偷袭了珍珠港。
当时，戴笠手下的谍报人员已经收集到了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信息， 拿到这份绝密情报后，戴笠立即上报给蒋中正，蒋中正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可是，美国人根本看不起老蒋的情报能力，压根儿没有予以重视。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
不过，美国人由此对戴笠刮目相看。这件事之后，蒋中正和戴笠也更加看重情报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洪淦棠加入军统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可“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经典教案，戴先生在情报人员中经常提及”。
洪老先生说，自己所在的国际科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属于戴笠庞大情报网络中的一个局部。戴先生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当时在情报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使在日本皇宫内也有他的人。“每天，我们国际科的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最新信息上报给戴先生，他整理后再报告给蒋中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程序。”洪老先生双眼直视着我道，“我的这些经历，从来没有开口对外讲过，包括我的儿子他都不知道。今天，我是第一次告诉家乡来的记者朋友。”
他说，有些情报到后来才逐渐被披露出来，有些还被人争执不休，而作为一名军统情报人员，自己当年早就了然于胸，只是因为保密纪律，才咽到了肚子里……
1945年，日本投降后，政局发生了剧变。
抗战胜利后，很多军人回到原籍，一些战时建制也被取消。洪淦棠身份改变，他被留在重庆训练青年军。不久，孙立人将军所率的入缅甸及印度的远征军也胜利返回国内。戴笠随即将洪淦棠调往孙立人所率的新一军。洪淦棠因此随新一军回到广州，从日本占领军手里接收战略物资和军需品。
经过8年抗战，洪淦棠再次回到祖籍地广东宝安县（现深圳市宝安区）。他说，抗战期间，自己一心一意为了抗日救亡，并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战事紧迫，长期不能回家探亲。“我太太在家里守了8年活寡啊！”忆述当年，洪老先生无限感慨，“那时她还很年轻，嫁给我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我的好太太，虽过世多年，我现在还一直在怀念她！”说到这里，洪淦棠老人眼里盈满了泪花。
部队奉命在广州休整，洪淦棠这才有机会将太太和68岁的老父亲一并接到了广州。“我本来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可她被日本人炸死了，想起这些往事我就会流泪。日本人！最可恨的就是日本人！”时至今日，说起这段历史，老人依然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恨意。
洪淦棠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刚刚安置好家人，部队发来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归队。原来，曾远征缅、印，屡立战功的远征军，又要开始新的“远征”。只不过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同胞—林彪所率领的部队。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洪淦棠受命随同孙立人所率新一军远赴东北，目的有两个：其一，接收日军的战略物资；其二，排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
洪老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北上路径：“先是在香港待了两周，然后乘船北上，在海上颠簸了8天8夜才到达营口。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
“刚抵达时极不适应，秦皇岛的气温是零下20多度。”洪淦棠的新职务是新一军新三十师二科上尉参谋，依然是主管军事情报。
老人说，当时东北战事混乱，很多现象简直是匪夷所思：那里有国民党、苏联的军队，还有日本残军，都混杂在一起。“苏联军队当然是‘别有用心’。他们将从日军手中接收的军械物资等慢慢地一点一点交给国军，目的是拖延时间……”
洪淦棠所属部队为新一军下属新三十师，在锦州一带同林彪部队周旋。开始时，国军进展顺利，可谓“势如破竹”，连克锦州、四平等地，直捣长春，陈兵松花江畔，目标直指东北大都会哈尔滨。洪淦棠说，战局开始时，国民党部队确实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老蒋盘算，占领东北只是时间问题。
未曾料到，战局随时间推移开始发生变化。在昌图、铁岭一带的夜战中，洪淦棠身负重伤。而在此前的抗战时期，洪淦棠已经负过一次伤。这次受伤，给洪淦棠留下了终身印记。他捋起裤管，脚腕处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老人终身不忘。当时，作为先遣队队长的洪淦棠率领300人急行军穿插，“林彪的部队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洪淦棠率部夺占了一个据点，晚上，他们就在据点里的一座红楼内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楼塌屋倒，硝烟弥漫……洪淦棠所率部队死伤惨重。住在三楼的洪淦棠，被抛到数十米之外，虽幸免于难，但是腿部受了重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元气。
在东北期间，洪淦棠参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战”，而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城子街之战”。他所讲述的这段历史，有史料如此记载：“……新一军在一下江南中被林彪围点打援吃掉了近两个团，二下江南中第一仗在城子街被吃掉一个团，但第二仗在德惠就打了一个翻身仗，守点部队没被吃掉，援兵也没被吃掉，三下江南也没有吃亏。”城子街成为拉锯战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双方拼死争夺。洪淦棠记忆中的“城子街保卫战”，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林彪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兵力大增，以3个纵队围攻城子街。双方激战两昼夜，3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洪老先生神情黯淡地说，就在这次战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队的俘虏。
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随国民党残兵败将被押往哈尔滨。经过甄别、教育两个星期之后，他竟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回家！
这是何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