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穷则不婚不育，达则去父留子。
很显然，这句话的主体是女性，在女性身体、生殖能力长期被规训的文化背景下，“不婚不育”或“去父留子”表达了女性要掌控自己身体的强烈意愿。
关于父权的起源有不少研究，简单总结，会看到父权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男性地位上升的过程，相对于这种地位的上升则是女性地位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地位互换的结果——父权之前，或者父权以外的社会，往往有着更平等协作的成员关系，没有任何单一性别处于支配地位。
父权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性别地位和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开始变得不同了。
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着部落繁衍，在早期人类社会，女性是绝对的力量持有者，但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女性的生殖力为何成为了被控制的工具？
女性强大的生殖身体又如何成了“劣等”第二性
的标志？
今天的文章，独立性别学者Alexwood将从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来阐述女性在父权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
讲述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性别的等级，也就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等性，这是父权制制造的结构，也是父权制存在的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必须通过知识生产和观念塑造不断得到维护和巩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话语：“男人是完整的人，而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
除此之外，在所谓“科学”领域或者哲学领域，女性劣等性的话语也是无处不在，只是因为学科权威的加持更隐性，也更有害。
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公开宣扬，“女性
（还有儿童和奴隶）
不配做公民”；18世纪以前很多科学家在对性别的理解上采用“one-sex theory
（单性说）
”，认为男性代表标准人类身体，女性只是一个劣等的倒错的翻版，用古希腊医学和哲学家盖伦的话说，“器官和男性完全一样，只是完全长错了地方。”
后来人们意识到男女身体生理性的不同，“one-sex theory”发展成“two-sex theory
（双性说）
”，然而其中的生理差异只是再次被用来证明女性相对男性的“低等”，从而将社会化的性别角色固定下来，正当化了女性的较低地位。
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认为，男人女人天然就不一样，所以男性属于公共领域是天然的，女人属于私人领域，即家和厨房，也是天然的。女人天然就是为了给男人提供庇护和照顾而生的，她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也应该根据男性的需要来安排，好让她能更好地服务男人。
再往后，还有为人熟知的弗洛伊德和他的“阳具嫉羡”
（penis envy)
。他认为，女人如果无法从阴道纳入阴茎的交媾行为中获得高潮，那就是“不成熟”，甚至有精神疾患的表现，她可能是因为对母亲有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渴望阳具，所以有成为女同性恋的“危险”。
同样，如果女人享受阴蒂愉悦，在他看来也是“阳具嫉羡”的表现，因为阴蒂很长时间内被看作一个低等的，不完整的阴茎。
总之，女人是第二性，相对于作为默认和标准的男性性器官，女性的性器官也是第二性的。在知识和“科学”完全为男性掌握的时代里，对于次等公民劣等性的所谓“科学”发现，数不胜数。
从曾经的“创生者”到如今的“第二性”，女人地位的下滑是一个缓慢但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和占有，是父权制度出现的根本动力，以及持久后果之一
。
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师凯伦·霍尼
（Karen Horney）
提出了被后人总结为“子宫嫉羡”
（womb envy）
的著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控制和占有的动机。“子宫嫉羡”显然是对应弗洛伊德的“阳具嫉羡”，也透露着对后者的批判。
“子宫嫉羡”，即男性对女性怀孕、分娩、哺乳等一系列生育功能的嫉妒羡慕情绪。这种情绪和心理倾向是男性扩张欲和控制欲的来源，无法生育的焦虑导致男性试图对于女性
（生殖）
身体加以不断的掌控，并驱动男性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通过扩张获得成功，好弥补自己不能创造生命的“缺陷”。
而且，凯伦·霍尼认为，
男性的“子宫嫉羡”比女性的“阳具嫉羡”更加强烈，因为相对女性，男性更需要通过贬损女性，来获得支配地位，建立自我的确认感，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令他们畏惧
。
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
（Mineke Schipper）
在著作《乐园之丘》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发现：“男人要靠女人才能获得自己热烈渴望的子嗣，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从源头上扰乱了两性间的平衡……无疑影响了各种关系，使男性强烈地渴望被补偿：他们需要权力，渴望控制女性的繁殖能力，并禁止女性进入某些重要领域。”
从考古和人类学记录中，我们知道，早期人类男性对于女性能生孩子这件事，是极度羡慕并会加以模仿的。
人类学家麦文·康纳
（Melvin Konner）
曾讲述，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女性在怀孕临产期间，丈夫会吃很多导致便秘的植物，当妻子开始分娩，丈夫就到野外使劲排便，然后回到部落告诉大家他也生了，只是生了个死胎。
这与大家或许更熟知的“产翁制”异曲同工，甚至可以看作最早的“产翁制”。我们现称的“产翁制”风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过，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妻子怀孕期间，丈夫被禁止吃某些食物，做某些事情；妻子生产的时候，丈夫模拟女性分娩场景；妻子分娩后，丈夫则扮成产妇，也就是“产翁”，抱着孩子卧床，代替产妇“坐月子”，接受侍候，以及亲朋好友的探访庆贺，妻子则在生产后几天就要恢复劳动，还要照顾自己“坐月子”的丈夫。
瑞士人类学家约翰·巴霍芬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都认为“产翁”现象代表着一个社会从母系氏族制度向父权制度的过渡，是男性对父系生育权的争取。在母系社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随着父权制度的渗透和开展，以及男性地位的提升，男性对于母系传承的不满以及焦虑感，转化成对母亲“创生者”角色的替代企图。通过“产翁坐褥”这种种看似荒诞的模拟，男性向世人宣称“孩子是我生的”，所以血脉关系也应该按照父系继承
（随父姓）
。
“产翁”这种习俗的产生，就是为了让男性可以分享，乃至夺取女性生殖力带来的荣耀，及其相关的权利和地位。当时的男性已经明白，主宰了生育，即可以主宰家庭，以及社会。
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
（Gerda Lerner）
在著作《父权的起源》一书中说，当男性主导的秩序建立起来，所有女性必须接受，男人或男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过程。
所以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一方面“嫉羡”，另一方面想据为己有，就产生了控制和占有。如今不再有“产翁”，男性不需要再假装分娩或坐月子来彰显孩子是自己所生，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
《使女的故事》S1
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得以通过干涉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性关系、受孕/避孕行为、生殖自主权
（生或不生的决定）
，以及孩子的继嗣权/继承制
（冠姓、名分、家族谱系）
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掌握生育这种强大的能力。
一个社会中男性掌握的权力越绝对，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就越严苛，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侵犯就越严重。
汉莫拉比法典和新亚述法典中，种种对女性身体的非人性处置，其实至今还在延续，只是现在这些控制更好地隐藏在“法律”和“民意”之后。比如拒绝为非婚女性提供避孕药，或者将女性堕胎非法化，这在某些地方是近代史，在某些地方就是此刻现实。
崇拜同时忌惮，向往同时恐惧，原始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能力有着种种复杂的情感。要摆脱这种失权感，男性必须把“生殖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过程也反映在人类创世神话的性别演变中。神话中女神被男神取代，被降格的过程，往往象征着女性生殖力被控制，从而失权的过程。
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
（Marija Gimbutas）
以研究古欧洲石器时代文化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
她在1991年代初发表了著作《女神文明》，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在公元前7000-3500年，古欧洲主要是母系和母权文明，人们崇拜女神，社会由女性领导，男性作为猎人和建筑者劳作，而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皆能和谐相处，并无等级和支配关系，过着田园生活。人们制造瓷器而不是武器，建造聚居地而不是战争堡垒。
然后这一切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打破，负责创生和丰收的女神们被男武神们取代。女神们要不被配偶化，成了万神殿中的某个男神的妻子、情人、女儿，或是被带上了面具，化身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顺从但依然强大的女神。
比如成为性感符号的美神阿佛洛狄忒
（Aphrodite）
，被武装化成为战争女神的雅典娜
（Athena）
——这两个女神其实相当于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情人，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女儿，雅典娜甚至没有母亲，而是父亲宙斯头顶生出来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女性生殖力的“窃取”。
金布塔斯的观点基于实证考古，比如那段时间挖掘出的陶像和石像，其性别特征有70%以上是明显的女性，有乳房和怀孕一样的腹部，以及生殖器。
但是当考古学家缺乏性别视角，或者满含现代人的性别偏见，这些发现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当作女神崇拜的证据，而是被色情化，被理解为当时人类的性玩具，抑或是被简化归类为某种“生殖力邪教”的崇拜
（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
。
这个知识生产史本身就是人类女性在父权历史中被降格的体现。女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创生力和生殖身体，在父权意识深深渗透的近现代，却只会被看做一个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因为这样的父权思维，我们又不断与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性别历史失之交臂。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中阐述了与金布塔斯相似的历史观点。当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基于等级的统治关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合作关系，社会完成了一次父系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转型。
虽然父权社会的奠定并非一日之寒，历史的发展也并不是“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线性进程，但女性一旦成为下位者，权力关系就很难再彻底的扭转，权利的流失变得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中国的女神史呈现同样的模式。西王母、嫦娥和女娲，是三位有完整叙事的中国古代女神，她们最初在文献中的事迹都是独立的，后来都被配偶化。
西王母是住在昆仑山的神仙，可以支配宇宙力量，她的蟠桃树是天地间的枢纽，果实让凡人永生，她保护众生，掌管人间生死的灵丹妙药，所以备受人类崇敬。后来西王母被配了一位丈夫东王公，她也降为了女仙之首，主宰范围成了人间婚姻和生儿育女。
女娲在《山海经》记载中“一日七十化”——“化”即化生。不同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创世神话中总是一个男性神灵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男性介入。可她之后被配了一个老公伏羲，而且总是出现在伏羲之后，比如“伏羲女娲造人烟”。
嫦娥，据说本名是“恒我”——“使我永恒”，表达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景。后因汉文帝刘恒之的忌讳，“恒”渐渐变形为”娥“。最早关于嫦娥的神话文本并没有出现后羿，到了汉代人们将阴阳观念和日月的神话进行了整合，把嫦娥与后羿组团。嫦娥从一个不死永生的图腾，演变成家庭伦常中背弃丈夫、破坏团圆的人物。
用比较文学学者叶舒宪的话说，“在父权制的社会，如果想要将一个单独的女性神灵留存下来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拉郎配的办法，把她配给男性大神作为夫妻。这样名正言顺，既符合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又便于在美术上加以表现……一般来说，
没有配偶化，就被妖魔化
。要想存在，就要变成男性神灵的对立面。”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女神伊南娜
（Inanna）
经历的父权改造，基本对应着现实社会中女性逐渐失权的过程。
伊南娜曾是苏美尔文化中最重要的主神，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随着男性为了保证孩子是自己所有，对孩子主张所有权和冠名权，苏美尔的村庄开始转为父系。但此时女性仍然掌握食物，苏美尔的男性和女性也依然一起劳动和建造伊南娜的神庙。
随父系传承而来的，是随夫居的习俗转变，女性开始嫁入男方的部落，也因此活动和移动变得更受限制。
父系部落单位的建立，催生了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地域扩张和军事化，女性此时失去了食物分配的权力。与此同时，伊南娜在苏美尔的神庙中降格，屈尊于其他男性神灵。
到了公元前3500-2800年，苏美尔经历了持续的部落战争，战败部落的女性被掠夺成为性奴或生育机器，强武的军事精英占据了部落和村庄的领导地位，并继续兼并扩张，神庙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的女儿被任命为女祭司，并以伊南娜之名，代表土地被嫁给男祭司——显然，此时伊南娜的生殖力已经被分割出来并工具化。
根据美国作家玛丽莲·弗伦奇
（Marilyn French）
的梳理，从最早掌握生死、植物、天气和星辰的“万物之神”，到后来的的“爱与战争女神”，后来又成了一名“疗愈者”，一名男性主神之间的“说情人”。
伊南娜的地位节节下滑，直到美索不达米亚被亚摩利人征服，伊南娜成了“妓女之神”，而当时的妓女即被掠夺来的女性奴隶，身体成为统治者私有财产。
《父权的起源》一书中总结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古老文明，在父权制度发展下的女神演化模式：
首先，这个文明的大母神被降级，她的男性伴侣或者儿子的上位直至主导地位，然后这个男神和一个风暴之神被融合成一个男性的创世神，位于万神殿之首，统领所有男神和女神
（“宙斯”不仅是一个神，更是一个套路）
。这时候，创世和创生之力也从女神转移了到男神身上。
在《父权的起源》发表30余年之后，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
（Mineke Schipper）
在著作《乐园之丘》中，再度通过详尽的跨文化研究，确认并补充了前辈勒纳的结论。
她发现，很多文化中最早的母神都是自主诞育生命，无须男性介入，随着时间流逝，创生发展成一种男神和女神性合作的形式，比如女娲和伏羲，比如印度赫鲁索人
（Hrusso）
神话中的天空和大地。
在这个故事中，男神天空因为无法把大地母神纳入双臂，还要求她把自己缩小，才能“带着爱靠近她”。最后，能够独立孕育的大地母亲从画面中逐渐消失，她的男性配偶神逐渐发展成无需女性也可以独立创造生命的天神。
因为没有女性生殖器官，男神们在神话中展现了各种生育方法。埃及的远古力量努恩
（Nun）
是一个男性造物者，他与自己的手交媾创造了万物，一切都是出自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刚果库巴人的神，班巴，从嘴巴里吐出了完整的宇宙。
万物之父宙斯，担心第一个妻子墨提斯生出的孩子雅典娜会超越自己，于是将怀孕的墨提斯吞了下去，然后从自己的头顶生出雅典娜。而雅典娜后来则为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俄瑞斯忒斯
（Orestes）
辩护，说生命的神圣根源是父亲，自己就是父亲生的，可谓是敬父贬母的代言人。
在一个楚科奇神话中，男性造物者雷文
（Raven）
看到妻子先是腹部鼓胀起来，然后生了两个她称为人类的孩子，他对此感到十分不快，以至于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自己也想要创造些什么。
最终他通过大小便创造了一个世界，包括上面的山谷和海洋，骄傲地把他的妻子诞育的人类放到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很多男神拥有乳房，好滋养他诞出的生命。
希珀还总结了一个神话演变模式：女性造物神作为生命之源，有着绝对的力量，但往往会变得苛求无度，睚眦必报，最终导致一个男性神灵
（很多时候是她的儿子）
代表正义与之抗衡，并最终将之制服或者除掉。
神话故事是人类最早的共同信仰，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念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创世神话中女神的演变历史，也正折射着人类社会中女性权力被逐步剥夺的历史。神话中，女神的创生能力往往被一个男神接管，女神退位，而这种权力转移会因为她作为女神的任性、贪婪、不公正而被正当化。
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身体，在这些叙事变化中，常被指认为一切邪恶和混乱的源头，因为在现实中，男性强烈地需要这些自己缺失的身体部位，对之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
如希珀所写：“女性创造生命的能力被与一种必须被驯服的、无法控制的天性联系在一起。很多神话引入一个令人安心的、至高无上的男神或男性祖先作为一切生命的创造者，以此尝试给女性这种令人恐惧的生命力套上笼头。”
于是，“男性生育能力的缺失总会转化成一些成功的故事，故事中，神性的或男性的秩序总是能战胜和管控女性造成的混乱。”这对应着现实中，女性的生殖身体，包括乳房、阴道、经血，以及和生殖相关的身体活动，都被视为具有危险的力量从而成为禁忌，被加以限制。月经至今是用来贬低女人，将之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有效手段。
古代埃及人认为，只有父亲才是后代的创造者，母亲只是为胚胎提供巢和营养。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生命的精华，也就是后代的“形式”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身体只是提供材料，被男人的生命气息嵌入子宫。希腊诗人赫西俄德
（Hesiodos）
称，如果没有女人介入，男人就不能再造自己的同类，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希珀论述道，想令生育的特权受到控制的人通常会采用两种措施：
一方面警告人们注意女人所拥有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贬低女人。
从而，男性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垄断了繁殖，以及关于繁殖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