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读者来稿，感谢译者杨基先生的赐稿。文章译自卡森《重返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第四章第二节。提前声明一下，囿于卡森的神学家背景，本文的观点我们未必会完全赞同，不过，作者对民主脆弱性的分析，以及对神化民主的担忧，显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文近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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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唐纳德·卡森（Donald Arthur Carson，1946～），归正福音派神学家、新约研究教授。
多数西方人会毫不迟疑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当然，美国人认为民主带来和平，所以民主是所有人的权利；这个想法已经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长达一个世纪——自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点计划至今。不可否认，民主制度的确立，已经带来很大的社会变革。从二战的废墟中，从“日出之地”（即日本）的集权主义政权和千年帝国（即纳粹德国）的失败中，崛起了两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继续在西欧推进：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也纷纷加入民主阵营。民主在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推翻苏维埃帝国的各种伟大思想当中，民主是其中一个；苏维埃帝国的前卫星国家如今都在以不同的步伐走向较少集权、较多民主的理想。阿富汗和伊拉克当前军事冲突的部分驱动力，就是人们希望这两个国家建立良好民主体制，不仅克服它们内部的分裂，而且成为中东的进步磁石，吸引其他穆斯林国家走向民主政府、自由市场、相对自由、较少爆发狂热侵略的方向。当然，在民主形式的政府环境下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无视民主有许多问题——笨拙、低效、腐败等等；没有人可以无视民主与暴民政治之间的界限多么细微。尽管如此，（122）我们如果不同意丘吉尔的著名判断，就是对历史的极端无知：“民主是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别的形式更糟糕”。
我们思考“民主如何帮助建立一种亲近基督教、有时又反对基督命令的文化”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记得民主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民主的复杂性表现在多个层面：从民主的表面形式，到作为民主基础的意识形态，再到民主实践的成熟程度。古代雅典的那种相对直接但当然严格受限的民主，迥异于美国投票选举的复杂层级，美国连总统选举都要通过选举团这个中间机构进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神话解释自己的民主起源。英国总是提到1215年和大宪章，并且自夸威斯敏斯特是“一切议会之母”——尽管自从13世纪一来，英国已经经历了多场内战、一次弑君之变、奴隶制度的设立和废除、以及不列颠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法国人喜欢夸耀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教权制度，以及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罗伯斯庇尔暴政，然后又引发拿破仑战争，而自从1789年之后，历史的波涛推动法国走过两个帝国、两个君主集权、两次独裁、以及五个共和国（到我上次数的时候）。美国夸耀自己的宪法和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法案，夸耀其明确分权的管制形式，但这种形式的民主并没有阻止内战爆发（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美国长期受困于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总统多次遭到暗杀和未遂暗杀，并且，当然，还有常见的各种不公正、不平等、操纵民意和外交政策失误等等问题。
克钦（Ketcham）的新书仔细描绘了各个地区的民主（例如北美、欧洲和亚洲）具有相当不同的根源。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长处。例如，儒家意识形态推动很多亚洲形式的民主走向金字塔式的、集体共享的理想，而远离多数西方形式的民主。（123）我们也会思想民主如何演变的问题。民主的演变可能是非常缓慢，我们可以合理地问这样的问题：“英国是何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并且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回答。我们也可以思想思想美国宪法的多数设计者预见到民主不是“智慧出于多数人意见”的政府形式，而是“确保政府必须向人民交账”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形式有“定时淘汰”的机制，每隔几年就要甩掉那些“统治者”，免得他们的个人权力（更不用说政府本身的权力）变得迟钝和腐败。与之相反，今天形形色色的政客则倾向于诉诸“美国【可以换作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等】人民的智慧”。
然而，更困难的是，西方传统上与“民主”相联系的那些自由和价值观，在另外一些“民主国家”几乎毫无踪影。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很多统治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程序也相当公正，而且他们上台之初都得到了多数人的真诚拥护，可是最后却变成了暴君，只能用政变赶下台。 伊拉克和阿富汗最近产生的民选政府仍然非常脆弱（尤其是前者），并且这两个政府都根本不支持西方民主国家那种“宗教自由”——但公平地讲，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是穆斯林，这里的“宗教自由”和西方世界大不一样。选举人为什么要信任这个或那个政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投票所要表明的公众意愿并非总是一目了然。例如，很多人说（讲得不无道理），最近的巴勒斯坦大选投票（2006）导致哈马斯掌权，选民投票给哈马斯，并非因为多数巴勒斯坦人想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阿拉法特和他死党的无耻腐败。（124）加拿大魁北克轰动一时的投票公决也是这样，魁北克人党掌权不是因为多数选民希望脱离加拿大（随后的公民投票证明了这点），而是因为多数投票人厌倦了其他传统政党的争吵、狭隘和腐败。换句话讲，民主真够乱的。
很多严肃的批评家已经注意到，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至少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有自由媒体，某种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通常是被奉为神圣的宪法，和纪律严明的警力），某种确保军队服从平民控制的结构，以及一个和平更换领导人的制度（通常是一个稳定的两党轮换制或多党制）。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一些要素，例如民众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但有一点很明显：西方人所讲的“民主”，其实是“自由的民主”，而非“不自由的民主”，也就是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涌现的民主实践。后面这种表达方式，“不自由的民主”，来自于扎卡瑞亚（Zakaria），他在书里深刻地指出，在确保自由的措施真正到位之前，肤浅的民主政府形式很容易让位于极权主义——二十世纪法西斯的崛起证明了这点。换句话讲，一两次民主选举并没什么用。这种投票，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某个更实质进程的第一步，但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可能组织投票，甚至是相当干净的投票，而这种投票只是为了拥护某个暴君或屠夫或理论家（宗教理论家或别的什么理论家）。没有证据表明最近的伊朗大选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是伊朗的新任总统内贾德是那种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还发誓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随着内贾德在伊朗国内强力推行伊斯兰教法，伊朗的基督徒正在承受一轮又一轮凶猛逼迫的压力。那么，可见，（125）将来在伊朗，基督和文化必定发生大量冲突。但伊朗政府确实是民主选举的。那么，显然，有头脑的基督徒不可能兴高采烈地拥护一切民主诉求。
但是，让我们现在把讨论的范围局限于西方成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多年享受自由，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不觉得稀奇。从西方的角度看，名副其实的民主是拥有各种自由和保障的民主，就是扎卡瑞亚所说“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又如何呢？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它呢？
几年前，我和斯洛伐克一位牧师谈话。他说，柏林墙一倒塌，各种全新自由就涌入斯洛伐克。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伯拉第斯拉瓦街上贩卖色情书刊。这不是基督徒鼓掌欢迎的进步——但基督徒也不希望政府完全压制媒体。简而言之，自由带来很多好东西，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善于败坏任何体制，所以，自由必然也会带来很多邪恶的东西。专家说，北美的色情出版销售收入如今超过酒精饮料、毒品和香烟的总和。
问题比斯洛伐克这位牧师的故事所暗示的还要复杂得多。多数人掌权，意味着少数人不掌权。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可以认定多数人永远（甚至经常）赞同基督教理想。随着多数西方国家迅速自我脱离犹太—基督教传统，民主多数派的观点和基督教少数派（并且，同样地，当然与其他少数派）的观点越来越对立，极化现象日益尖锐。理论上，民主制度努力保护少数派的权利；但在现实中，这很难落到实处。有时候，立法者和法官只注意保护少数人，反而忽视多数人的观点。但是，一旦少数人的观点来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126）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这时候，杰斐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隔离墙”就要求宗教信仰必须回归私人——这又带我们回到世俗化的难题，就是本章第一部分所讲的问题。如果基督徒讨论堕胎、同性性行为或干细胞研究等问题，别人就会指控他们“把基督教信仰混入公共领域”，而基督教根本不属于这个领域。如果基督徒讨论无家可归者、贫困现象、公共福利、消费主义问题，那么人们就认为他们是（有时是居高临下的）时代的先声。
这里涉及一系列问题，必须更深入地探讨。既然已经谈到自由的本质，我将在下面简要讨论这个主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主题显然比“民主”本身更宽泛，我将在下一章回来谈这个更大的主题，因为不同的基督徒就“基督徒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国家”这个问题，给出了各种各样、差异很大的回答。现在，我只强调一个事实就够了：连上面这些粗略的思考也表明，基督徒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制度视为医治世界上各种顽疾的“万灵丹”。出于很多实际的原因和道德的原因，我们或许赞同，如果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自由保障，民主形式的政府最不可能不向人民交差，最不可能不计后果地残害公民：它有一套机制要求政府最终必须向人民交账。民主是一种最有可能保障个人自由（通常包括基督徒实践和推广其信仰的自由）的政府。但是，事实证明，民主也可以用来摆脱责任感的束缚，就是人必须向造物主上帝（更不用说我们主耶稣的父上帝）交差的责任感；换句话说，民主完全可以用于培养偶像崇拜。民主体制里的自由，很多都是极其宝贵的，在政治、宗教、个人和艺术方面都很有价值，这些自由包括成为享乐主义者的自由；以娱乐为中心来生活的自由；为了没完没了崇拜自我、追求时尚、追求今生的浮华而拒绝承担家庭责任、逃避社会责任、不愿意舍己的自由。“积财宝在天”显然不在很多基督徒雷达屏幕上。基督徒，就是那些牢牢掌握圣经从创造到终结的故事线索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感谢民主制度所提供的这些自由，（127）但他们不会忽视一点：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不能与上帝国度的公义相提并论。历史会不情愿地给出许多例子证明不能依靠民主做好事：我们只需要回忆魏玛德国就明白了。圣经说，各民各族都有道德责任，都要向上帝交差；所以我们不禁会想：上帝还要忍耐多久才会审判某些西方民主国家，正如从前审判那些古代的文明。因为这仍然是上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让人民蒙羞”（箴言14:34）。尽管基督徒被圣经本身拖拽着当好公民，那些在民主国家的基督徒更是如此，但基督徒最终的身份，以及他们最终的效忠对象，不在别处（希伯来书13:14）。基督与文化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主和宗教之争不可避免。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读者来稿”：世俗化的诱惑｜卡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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