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文章
《如今的年轻人,活得都像一座孤岛》
,大意是,真诚、深入的沟通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是陌生的。
深度沟通的缺乏会带来孤独感和空虚感,同时自我认同也会受限,因为身份感需要依靠自我表达来获得。
作者认为,深入的沟通具有如下特点:情绪流动性,对脆弱的暴露,真实的自我表达,以及完全的专注。
高质量的深度沟通能给内心带来极大的愉悦,然而,深度沟通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当深度沟通丧失,往往意味着一系列能力的下降:如自我觉察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
有学者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荒诞而空虚的社会之中。人们努力地用各种娱乐性的、快速轻松的方式去掩饰和填补内心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却不去为从根本上降低这些感受作出努力——那就是通过深度沟通与他人建立牢固的联结。
深度沟通必然建立在对沟通对象的绝对信任之上,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值得给予某人完全的信任?许多人因害怕遭信任之人的背叛而拒斥深度沟通,如何应对这样的心理呢?
你所说的深度沟通,被定义为真诚、深入的沟通,这不算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按理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充满着这类深度沟通才是;但如若四处皆不可得,那必是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吧。
第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世俗的深度沟通是带有情感意义的,而这个时代过于功利,已无暇顾及情感这种“言不及利”的无用之物。
当个人利益是必需品、人类情感是奢侈品时,才会有人四处秀恩爱,秀关心,秀慈善,秀乐于助人——自然,由于大家没朋友,如今最流行的是秀社交,也因此,才会有如此了得的社交媒体,如此巨量的社交信息。
我们发图片,念台词,读花絮,看抖音,仅仅是因为这些情感形式更容易。如果要用时程来衡量,用真诚来苛求,用承诺来约定,也许那些社交情感本身都会纷纷死去,还谈什么“深度沟通”?
何况,真正的“深度沟通”并不只是情感诉求,它还要求你对人表达真实的观点,袒露诚恳的内心。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更为关键,中国原本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经过多年的“市场思维”洗礼,人之间的信任水平更是每况愈下。
福山曾在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一书中指出,低信任社会,即社会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半径到了血缘关系的边界便戛然而止的社会。
费孝通也在《乡土中国》里说,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
如果我们观察今日的中国社会,其低信任性和差序性是扩大了呢,还是缩小了?看起来并不乐观。
几年前,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份
《社会心态蓝皮书》
,称中国当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
这种社会格局,注定了人们彼此难以交心、更难以相互托付,作为社会信任的一个副产品,人际“深度沟通”势必会日渐匮乏。
因为,没有人会在低信任条件下暴露脆弱,更没有人会在差序条件下公开真实的自我——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
社交还只是社会的单元,当肤浅、虚假的社交流行时,社会性的“深度沟通”也因此日渐枯竭和消亡了。
无论是在阶层对话中,还是在团体协商中,真诚、深入的沟通,早已成为天真、不懂规矩的代名词。
一旦我们在宏观的政治—社会尺度上难觅“深度沟通”时,取而代之的就会是繁多的假话,不计其数的套话,还有充斥在媒体上的仪式化语言。
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此非深度化,人们又从哪里习得“深度沟通”呢?
这也许是第三个可能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的深度沟通能力都被外部因素所宰治。你看,不管土壤多么贫瘠,大地上依然会有花朵盛开,同样,不管社会心理如何闭锁,依然有人愿意深度沟通——那些硬核的知识人,无畏的新闻人,杰出的社会代言人,真挚的思想家,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知己,且能与陌生人真诚、深入的沟通,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向公共领域认真地发声。
这样的人将顽强存在,不与环境相妥协。
这是因为,他们是唯理的,也是有情的,也因此,他们是健全的,是朝气蓬勃、无拘无束、无所畏惧的,还是愉悦而充实的。
无疑,这样的人将保有自我觉察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
无疑,这样的人将能抵抗一个荒诞而空虚的社会环境,他们不必用各种轻浮的娱乐去填补内心的空虚,因为他们自己一直感到着方向和意义。
那方向,就是一个公共化的社会,那意义,就是自我成长为朴茂清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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