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畅
2017年4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和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CST)中国公司联手打造的精准医学战略合作中心在上海成立。
接下来，双方将借助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阐明疾病机制和开发生物标志物、PTMScan®技术推广、科研成果转化、科研管理人才项目建设、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入合作。
贝壳社作为媒体支持，专访了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苏冰和CST中国总经理董增军，解读现阶段我国免疫学领域所处的独特位置和前景。
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期，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免疫学在国际上取得飞速发展。
英国和法国是免疫学研究的传统强国，但近二十多年来，囿于基础研究经费，两国发展缓慢，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每年投入15%的基金到免疫学研究。如今美国已经成为免疫学领域第一大国，免疫学科技论文产出排名全球前20的机构有70%出自美国。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并没有赶上80年代的浪潮。我国早期的免疫学工作者多在医科院校的微生物教研室、病理教研室或者肿瘤学实验室、医院检验科开展工作，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免疫学实验室独立出来。90年代末，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免疫学研究机构。
苏冰表示，“发展快和起步晚，这是当前我国免疫学领域现阶段两个并存的事实。”
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提出新一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案，提出将削减NIH 20%左右科研经费。
美国这位新上任总统的政治立场波云诡谲，动荡的政局终于也波及了生物医药界。去年年底，美国国会才批准通过了举世瞩目的《21世纪治愈法案》，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NIH增加约48亿美元拨款，用于资助“脑研究计划”，“抗癌登月计划”和“精准医学计划”。半年不到，NIH就要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经费危机，如果预算案通过，政府拨款将降至259亿美元。
而另一头的中国却开足了产业升级转型的马达。2008年12月，政府出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计划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千人计划”官方数据称，目前已经分12批引进了600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上海免疫研究所所长苏冰就是随第八批国家“千人计划”回国的创新人才。他在签约仪式上回忆，他在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任教之时，“5年就招了5个PI”，后来转到耶鲁大学医学院，“也只招了3个（PI）”。2012年，苏冰回国担任上海免疫所所长，3年时间就招收了18个PI，都来自于世界顶尖的院所。
苏冰在接受贝壳社专访时表示，培养一个免疫学研究人才周期漫长，从博士毕业算起，需要10年左右时间才能刚刚起步，要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tenure（美国终身制教授或副教授），还要7-12年时间，这样加起来，从博士生到真正独立的科研人才，需要20年左右。
据苏冰观察，近几年回国的主力军主要是博士毕业后10年左右的博士后，也有20年以上的免疫学界领军人物，如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免疫学系董晨教授;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皮肤病免疫学系主任陈列平教授; 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联合免疫学系副教授舒红兵教授。
苏冰经常和上海研究所的PI们谈论各自回国的原因，他总结，一个平台吸引人才的核心要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跟国际接轨的科研规章制度；二是合理的人才制度，包括聘用体系、评估体系、工资体系等；三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尤其对于原有的机制，苏冰看到突破性的变化，“如果按照原来的标准，年轻人进来要想获得具有竞争力的位置，要熬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很多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建立课题组，独立开展研究。”
随着这批归国科学家回国的，还有国际顶尖的科研成果：田志刚领衔开展的NK细胞；清华大学医学院免疫研究所董晨主导的信息免疫和后天免疫调控；
林欣，祁海，曹雪涛专攻的固有免疫（先天免疫）和免疫识别都已经跻身国际前沿。
应用层面，中国在抗体治疗、PD1/PDL1等肿瘤治疗领域，已经见到比美国发展得更快更广的迹象。
发展的迅速并不能掩盖基础薄弱的事实。苏冰对此有理智的认识，近年来，我国综合性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才开始设立免疫学研究所或中心，在基础建设和硬件条件上，国内高校已经可以和美国媲美，但忽略的是科研的内涵和积累，缺乏的是以免疫学专门立项的重大专项工程。
苏冰称，我国刚起步，虽然通过引进，直接获得了一批在国外受过不同时期、不同程度训练的人才，但比起美国还是有相当差距。“哪怕是美国非顶尖高校或州立大学，在学科传承、人才培养、人才数量和素质上，都有很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免疫学大拿曹雪涛曾统计分析了1998年-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免疫学领域的科技论文，发现我国在免疫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数排名世界第13，引用次数排名第21。他认为，我国创新性、源头性的免疫学研究工作不多，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具突破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免疫学研究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应处于世界的第20位左右。
比起创新能力，我国现阶段更欠缺的可能是创新转化能力。董增军则接受贝壳社专访时称，“我们目前陷入了一个所谓的mid-income trap，也就是说，成本在增加，但产出遇到了瓶颈。如何提高科研产出和国际化程度？”
董增军认为，这个mid-income trap反应了业界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不管是从致病机理、治疗方案、诊断方案上看，很多原创性的工作并没有从临床需求入手，而是科学家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另一方面，一些人自身存在局限性，又缺乏开放合作的心态，很多原创性工作得不到开展；最后，整个行业都缺乏包容失败的氛围，“应该给人才打造一个如鱼得水的环境，鼓励他们成功，包容他们失败，用更长远的眼光创造一种包容失败的良性环境，才会有长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