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忆汪曾祺 | “老头儿”三杂

20年前的今天，汪曾祺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7岁。三年前，汪朗曾为本刊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老头儿”三杂》，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21期。今日重发，以作纪念。文章有所删节。

汪曾祺在家中（摄于1990年）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不过，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

《饮膳正要》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我在父亲去世后买到一本。一查，果然有这么一道汤：“乌驴皮汤，治中风，手足不遂，骨节烦疼，心躁，口眼面目?斜。乌驴皮（一张，挦洗净），右件蒸熟，细切如条，于豉汁中入五味，调和匀，煮过，空心食之。”看来，这个驴皮汤的味道确实未见得好。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这在他的藏书中是少有的。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因为没见过他的书。

此外，还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一本是《神话与诗》，另一本名字忘了。外国文学著作中，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选、两册《战争与和平》，那是家里唯一的大部头名著了。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介绍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还有《盐铁论》、《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等，大都是他当右派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买下的。“文革”之后，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家里的书才多了一点。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老头儿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他这样做，实在有些假公济私的嫌疑，因为除了汪曾祺，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人看什么《植物名实图考》了。

同一封信的前面，他还告诉朱德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正在读一本妙书。“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京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的读本。这本书应该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

信的最后，老头儿还说：“《文物》这一期也收到了。你和唐先生的文章都翻了一遍，不懂！这玩意儿，太专门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盟誓是怎么回事，那些赌咒发誓血嗤呼啦的话管用吗？这有什么仪式？有音乐吗？有鼓声吗？是像郭老那样拉长了声音朗诵吗？……我希望出这么一种刊物：《考古学——抒情的和戏剧的》，先叫我们感奋起来，再给我们学问。”

信中提到的唐先生是唐兰，古文字学家，在西南联大时也做过汪曾祺的老师。当时朱伯伯和唐先生在研究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并写成文章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这类学问对老头儿来说当然是太高深了。

一本一般人连名字一口气都念不下来的书，他觉得好玩，一本看不懂的刊物，他也要看，还生发出不少奇思妙想，这就是汪曾祺。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籍刊物，都要拿来翻翻。那一段，每期《文物》杂志他都会看，还常常拿一些他有点体会的问题写信和朱德熙交流。

在那个特殊时代，翻看杂书对于他日后的创作有多大助益，实在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起码让他保持了对新事物的兴趣，通过写信交流，也让他的笔头不至过于生涩，不至完全陷入那些“假大空”的语言中。老头儿重入文坛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与他看杂书的爱好是分不开的。

60岁之后，老头儿除了写评论文章外，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平时常翻的都是看过的杂书，《容斋随笔》啦、《梦溪笔谈》啦、《东京梦华录》啦，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给他买过几本中国烹饪古籍，有《随园食单》、《中馈录》、《能改斋漫录》等，都很薄。他倒是很喜欢，经常翻，还用里面的材料写过几篇文章。他还看不少书论画论一类的书，杂七杂八。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

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他的《蒲桥集》封面有这样一段话：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词是他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儿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之“杂”的特点概括得还挺准确。

老头儿还愿意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刘炳森、李铎等当红书法家的招牌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文学圈里的人，老头儿很少指名道姓提出批评，但是对书法家却直言不讳。大概是他觉得自己不在这一行，非帮非派，又无利益纠葛，说话尽可随便一点，爱听不听。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这个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什么货色，实在弄不清。如今是无处查询了。

1986年，老头儿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题目就叫《谈读杂书》，他在里面说：

读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笔下。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青年作家，不妨试试。

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讲的是写字、写小说，散文不也正当如此吗？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他对“老翁携幼孙行”那一段话很欣赏，和我们提起过好几次，说写文章就应该这样。可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这根筋，说了也是白说。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他回忆了许多吃喝往事：下乡搞音乐普查时摆脱带队的监视，想办法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上一碗蕈子粉；在干校时和渔民一道下湖捕鱼，为回京校友饯行时用十几条鲜鳜鱼做成鳜鱼宴，有炒咖喱鱼片、干烧鳜鱼、西法鱼排、清汤鱼丸、鱼白溜蒲菜等七个菜，确实很有味道。

田家青拍摄的王世襄买菜归来（摄于2000年左右）

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后来又到了新四军。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这其实也是他的风格。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以后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他觉得很不过瘾。

老头儿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是一般百姓的“吃儿”。他在北京京剧团上班时，经常会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一碗卤煮火烧，来二两二锅头，觉得挺过瘾。到了外地，也四处踅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在家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炒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上不得大雅之堂。前些年，市面上还没爆肚卖，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部分，然后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有这回事？

老头儿也会做上几样拿手菜，在朋友中间有点名气。

一个是煮干丝。这本来是扬州的名菜，但他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俏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他做的煮干丝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籽、鸡丝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儿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中招待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结果客人把碗里的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让他很是得意。还有一次，朱德熙来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他就对夫人何孔敬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朱伯伯平时很谦和，对夫人也很好，但真碰上合口的东西就不管不顾了。真有意思。

老头儿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汽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都有相当水平。他做的菜南北杂陈，不拘一格，往往因时而异。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儿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真相识，而且得到她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这次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真吃了赞不绝口。

当时是春天，北京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他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时，他便会买些回家。别人要挑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却专拣嫩的买，玉米粒中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之后，将玉米粒剥下，与猪肉末、青辣椒同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若是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异臭。这道炒青苞谷本来是昆明的家常菜，但是能在北京吃到的人不多。

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除了“三杂”之外，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不少东西，能画两笔画，能写两笔字，新诗旧词也都能写上两句，还会唱几段昆曲，这里就不多说了。

老头儿的“三杂”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他住北京南城蒲黄榆时，经常到一家小酒馆喝酒，啃兔头，还结识了一帮酒友。后来他把酒馆里的见闻写成了一篇小说《安乐居》，很有味道，还拍成了电视剧。《安乐居》中写了一帮酒友，有木材厂下夜看门的老吕，做过小买卖的老聂，文化馆的“画家”，当过厨子的瘸子，扛过麻包的老王，还有一个久居北京的上海老头。老头儿把每个人都描画得活灵活现。

上海老头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中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词语，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么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词语、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自带酒菜，一顿酒要跑好几家酒馆，对此还有一个妙喻：“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这只鸟喝完酒，收拾好筷子，盖好小饭盒，拎起提包，和其他酒客打个招呼后，飞了。

他走后，有的酒客问：“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发笑。这个老头儿，一肚子坏水。老头儿写小说不怎么会编，一般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出来的。如果没有泡酒馆吃兔头的经历，不可能写出这只“鸟”来。

老头儿吃兔头还有一个收获。一次酒客们在老头儿不在时聊起老头儿，有一个老者说，别看那个老头儿不言不语，肚子里有货。一看那双手，就是个写文章的。老头儿听说后很得意，向我们显摆了好一阵，同时也惊异于江湖之上确有高人。

有一篇小说编的成分比较多，就是《金冬心》。冬心先生是“扬州八怪”重要人物金农的号，老头儿对他很感兴趣。他曾经和我说起过金冬心的捷才：一次某盐商参加宴会，席间行令赋诗，诗句中须带有“飞、红”二字，盐商没什么文化，居然说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皆说不通，弄得盐商很没面子，此时金冬心站出来说，此乃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句，并随口吟出全诗：“廿四桥头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为盐商解了围。而这首诗其实是金农自撰的。

事后，盐商送了金冬心一大笔钱。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金冬心确实不一般，有“夕阳返照桃花渡”做铺垫，“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通，而且很有画面感。没想到，过了没多久，老头儿就写成了《金冬心》，说的就是这件事。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也说汪曾祺》，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都十分精到。真的是懂老头儿。其中谈到了《金冬心》：“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汲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才子文章”，这等评价，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金冬心》确实没有花老头儿太多精力，确实是“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但是要将这点子事情敷衍成篇，肚子里还真得有点杂货才行。就拿金冬心赴宴这件事来说，老头儿用相当篇幅具体介绍了宴会菜单：“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烩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螯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苔、素炒金华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尖、素烧黄芽白……”

有了这些吃食，这道宴席才够档次，才能为酒席上行令营造气氛，进而带出故事的核心。老头儿为金冬心先生设计的这个菜单，可以说是他多年所见所闻所尝的饮食精华之荟萃，一般人还真编不出来。

金冬心的这个故事，不少人都讲过，但出自何处，则语焉不详。老头儿也没提起过，写小说时也没见他查阅过什么资料。后来，根据一个朋友查到的线索，我从清人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卷三中找到了有关记载：“钱塘金寿门农客扬州，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甚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金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和老头儿当年跟我讲的情节几乎一样。看来，他早把这件事吃进肚子里了，逮着机会就写成了小说。

黄裳的《也谈汪曾祺》，是写给苏北的一封信。苏北是老头儿的铁杆“粉丝”，也是我们这一辈的朋友。他当年曾经把汪曾祺的许多作品逐字逐句抄了下来，有四个大笔记本，后来也成了作家。苏北找到黄先生请教关于老头儿的一些问题，于是黄先生就写了这篇东西。信的最后他说：“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二○○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几句话，写尽了两人的交情和感情。

如今，老头儿和黄裳都已离去。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该有许多闲聊的话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