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学专题丨【魏澜、 张乐天】家庭本位的“关系”实践：私人书信中的家庭主义图像（1972—1995年）

学界部分研究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视为一场导致乌托邦破灭的社会运动，比如，有学者将知青时代的终结定义为社会主义“新人”改造的失败，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政治冷漠大行其道”（ 靳凡，2019；程映虹，2012；潘鸣啸，2005，2013 ）。而另一些研究则将“上山下乡”运动视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理性决策。比如，刘小萌（ 1998 ）及定宜庄（ 1998 ）皆认为，尽管这是一场失败的“实验”，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根据具体国情试图解决毕业生就业、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制定的一个理性决策。尽管既有研究对这场运动的初衷和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但学界普遍认为这场社会改造运动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预期目标的落空，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基于实践的历史经验研究予以讨论。本文通过分析一组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的私人书信，试图探讨家庭主义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自清末以来，家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是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桎梏，是中国落后的根源（ 傅斯年，2003；熊十力，2001：651；胡适，2003：612 ）。因此，通过家庭革命取缔家庭，建构一个无家庭的理想社会，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赵妍杰，2018，2020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近80年的时间里，家庭都被视为国家的对立面，面临着被“革命”、被批判、被瓦解、被重组的命运。然而，即使是在集体主义时代，家庭对个体的扶持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合作对许多人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基于对两位通信人信件内容的分析，本文发现：三代直系家庭之间的联结是非常紧密的，即使经历了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改造，两位通信人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家庭主义的，即以家庭为本位，以家庭幸福为人生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家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指理想化的“小家庭”，即夫妻与子女共同组成的核心家庭；第二，指他们既反叛又高度依赖的“大家庭”，即由父母、兄弟姐妹（ 包括已婚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共同组成的直系家庭。自20世纪70年代初，本文男女主人公便开始以家庭主义的“关系”为策略，对体制的安排进行挑战。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家”一词一共出现了2120次，“家庭”一词一共出现了194次。除此之外，近亲称呼出现的频次也非常高，比如“爸”333次、“父亲”257次、“妈”244次、“母亲”83次。可见，“家”在两位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绝对核心的地位。

本文将呈现两位通信者为了达到家庭团聚的目的，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尝试“商调回沪”的过程。本文将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整体性叙事方式，对这一“商调回沪”的过程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包括“商调回沪”的具体策略、所动用的关系网络、行动者的心理变化及其价值观的重塑过程等。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史资料，近年来私人书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受到关注。谭深（ 1998 ）通过私人书信研究了深圳“打工妹”的日常生活，包括她们的生活愿景、她们对生活经验的反思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等。邦尼·麦克杜格尔（ Mcdougall，2002：147-168 ）基于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大量的通信往来，通过分析这两位作家的亲密生活，探索了民国时期的“隐私”概念。丽贝卡·厄尔（ Earle，2016 ）则认为，书信在17世纪到20世纪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卫·巴顿、奈杰尔·霍尔（ Barton and Hall，2000 ）强调，在研究书信时，最具有启发性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并借此验证书信文本、书信的书写者、书信中描绘的活动和物件所处的社会情境，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写信”这一行动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李甜和阎云翔（ Li and Yan，2019 ）受巴顿和霍尔的启发，基于一对夫妇在1961年至1986年间的679封私人通信，考察了在集体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改造运动中，人们如何将“新人改造”的政治话语运用于家庭的权力斗争之中。

就集体主义时代之中国研究来说，书信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特殊性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带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体制安排形成的人口流动使得家庭、亲友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书信往来常常是异地而居的亲友间相互交流的唯一工具。由于亲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且不必像电报那样惜字如金，因此书信足以呈现“私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正如肯尼·普拉莫（ Plummer，2001：55 ）指出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书信获得许多见解，但书信本身的价值却并非不容置疑。一方面，信件不仅涉及书写者的世界，同时也体现了书写者对收信者的感知，这使得研究者在阅读信中的故事时，需要细致地把握通信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书信的“浮渣率”较高，意即书信材料往往包含过多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内容，偏离了研究者的核心关怀。然而，书信内容的碎片化和“浮渣率”高并非否定其研究价值的充分理由，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研究方法中。我们不妨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之进行对比。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不可能完全预见哪些信息可能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哪些信息偏离了研究的关切。正因如此，好的田野调查不是先入为主地去寻找某些“有用”的素材，而是巨细无遗地收集进入研究者观察视野的材料。尽管有研究问题和理论预设作为指引，但我们仍需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去聆听、感受、理解我们所能遇见和体验的一切，从而形成一种从参与者或当地人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各种文化现象的“主位视角”。

徐婉清与林启华均出生于1955年，他们都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徐婉清有3个兄妹，两个哥哥在黑龙江下乡，妹妹与徐婉清则留在上海。徐婉清在一家国营酒店工作，期间承担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任务，比如打字、接待、食品包装，等等。从1995年林启华妹妹林秀华的信中可知，徐婉清的这份工作让许多人都非常羡慕，因为工资待遇高，工作环境好，并且还有很多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林启华一家三兄妹，妹妹秀华和弟弟明华都在上海的工厂工作，父亲则在新华书店上班。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每年被安排下乡“插队”的人数各不相同，比如1966—1969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都前往农村“插队”，而1970—1972届毕业生则大多数被招工（ 刘小萌， 1998 ）。据林秀华在1995年写给林启华的信中所言，林启华当年决定离开上海插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妹妹和弟弟留在上海。在当时，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必须要有至少一人“插队”，因此妹妹对林启华的牺牲很是感激。同样，徐婉清的两个哥哥挺身而出下乡“插队”，两个妹妹则得以留在城里。由此可见，在“上山下乡”的制度安排中，家庭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国家视野的。因此，为了让其他家庭成员留在城里而做出牺牲，或许是许多年轻人选择下乡的无奈之举和主要动力。

徐婉清与林启华相识于1969年，他们是上海前进中学的同学，两人的情侣关系开始于1972年。由于家庭的阻挠，加上当时提倡晚婚晚育，双方工作单位批准两人结婚时已是1980年，时年25岁。两人最早一封信写于1972年10月9日，收信地址为“安徽省芜水英闸人民公社高塘小队”，林启华当时是“插队”知青。从1976年1月14日开始，邮寄地址变更，林启华调离了英闸人民公社，进入芜水H厂工作，成为一名工人。直到1985年1月，林启华才离开安徽回到上海。1972年离开上海起，徐、林二人及其家人就一直筹划通过各种关系帮助林启华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本文将通过时间顺序呈现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关系”实践过程，并通过对该过程的具体描述来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集体主义时期，家庭主义如何在国家制度安排的夹缝中持续存在？（2）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主义价值观又是如何演变的？

1972年，林启华17岁，刚刚中学毕业的他被派往安徽农村插队。虽然“上山下乡”并非林启华的意愿，但在当时，他还是理解并接受了“插队”的现实。正如徐婉清所言，“让我们把插队的这段时间当作是一段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探索做人的道理、增加才智、增强体质的机会”（ 1972年12月31日徐婉清信 ）。但是，两家人很快便有了让林启华返回上海的打算，并且明确希望能够通过建立可用的关系网络达到这一目的。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20岁不到的他们始终期待着过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1979年6月10日林启华信 ），而非成为一个在乡野田间劳作的农民。“我们将来的生活，一定要充满这种文明的、高雅的气息，否则，还有了什么意义呢？”（ 1977年9月6日林启华信 ）。“我教你写字，你教我法语，看，这是多么文明、优雅的情趣啊！我就憧憬着我们将来这种高雅、清静、斯文、充实的小家庭生活”（ 1980年1月18日林启华信 ）。在两人的通信中，除了关于“回沪”的商讨外，还有大量内容是关于小说、电影、诗歌等艺术作品的思想交流。可见，由于怀有这样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愿景，作为知青扎根农村显然与他们对未来的期盼不符。正因如此，林启华从离开上海的那一刻开始，所念所想便始终是如何能够回到上海。

（二）最初的“关系”实践：从“复杂的社会”退回“小家庭”（1974年2月—1977年11月）

尽管从1972年开始就有了“回沪”的期待，但两人真正开始对此事进行谋划却是在1974年初。 在1974年2月25日的信中，徐婉清提到她二哥的女朋友马小姐的舅舅是某市物资局局长。 徐婉清便有了通过与马小姐建立亲密关系，帮助林启华“回沪”的想法。 此时，徐婉清对“搞关系”还有些不自在，而林启华对此也不以为然，所以两人并未真正开始展开“关系”实践活动。

1977年4月，徐婉清结识了一位叫小袁的朋友，他对徐、林二人的处境非常同情。小袁朋友李师傅的亲家老严在天津某高校工作，于是小袁便让李师傅和女儿一起给老严写信，介绍了徐、林二人的情况以寻求帮助。老严的儿子小严被分配在太原工作，而他的女友则留在上海，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起初小严非常乐意对徐、林二人伸出援助之手。小袁想让老严在林启华厂里“肯放”、天津的大学“肯收”的情况下，“行个‘方便之门’（不是‘后门’）”，但老严却对此事并不上心。事后，徐婉清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既然社会的势力是权势的势力，社会的结构是权势的不平等的结构，那我们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地去乞求人家呢？我们就不能像《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基度山那样，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在这个社会中争得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权力、地位吗？真的，心爱的，努力吧！你的妻将永远在你的身旁，随时地帮助你，一定要使那些对我们竖着眼睛的人，把他们的眼睛横过来！（不管是谁，包括我们家的人）…… （ 1977年4月11日徐婉清信 ）

由于这一次失败包含着有求于人的屈辱感，这激起了徐婉清“报复性”地“自立更 生”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与“自立更生”的决心同时出现的还有“明哲保身”的决心。这两种决心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来自对家庭外部世界的怀疑与失望，进一步而言是对社 会正义和人情关系的怀疑。

自1977年初林启华到H厂工作开始，徐、林二人便开始表现出对政治的消极态度：

而徐婉清所在单位内部的政治斗争更让她“不愿混在这种搞不清的政治中去”（ 1977年1月24日徐婉清信 ）。此时，林启华提醒徐婉清社会很复杂，正直纯洁的人很少，“即使有正直之人，也总是些在社会上吃不开的，而狡诈、油滑、见风使舵、奉承拍马的人，倒是可以三面吃开，步步高升的”（ 1977年1月27日林启华信 ）。这种政治上的消极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两人对“小家庭”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从一个似乎更广阔的世界退回到更可控、更可信、更具有利益相关性的小世界里。正是因为这一转变，两人回沪团聚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1975年，徐婉清还将20世纪80年代想象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理想境界”（ 1975年2月24日徐婉清信 ）。到了1977年，她眼中的社会显然已非“光辉灿烂”。这一年，他们似乎深陷对社会状况的怀疑之中。1977年10月，林启华决定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他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加。然而，出于对公正性的怀疑，林启华担心成绩与他相当或略差的人会因为“上面有人”而胜出：

20岁刚出头的他们在后来的通信中反复地强调，他们的孩子（ 但直到1984年两人才有了第一个孩子 ）承载着他们未完成的梦想。由此可见，此时的徐、林二人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淡漠感，他们退回到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里。正如李甜与阎云翔（ Li and Yan，2019 ）在研究陆庆生与江淑媛的书信时所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对家庭与物质生活的追求已经逐渐地取代了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特质在这个自我改造的过程中被消解了。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特质”包含着“自我牺牲”“大公无私”等英雄主义色彩（ 武新军，2015；丁玲，1984 ），那么对于当时的徐、林二人而言，这些“高尚道德”已渐渐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想象中的“小家庭”，只有它是“欢快、自由、文明、风雅”的，因此充满着值得追求的意义与希望。为了将这个理想的小家庭变为现实，两人在未来的岁月里似乎经历了一场与“社会主义新人改造”背道而驰的自我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922封信中，当提及“家庭”一词时，通常指的是与父母兄弟组成的“大家庭”。颇为有趣的是，提到“家庭”时的语境往往与“家庭冲突”相关。比如，在1976年2月23日的信中，林启华写道：

在1977年3月20日的信中，徐婉清这样描述自己在阅读了《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这两本小说之后的感受：“心爱的，我们的恋爱史和目前还受着家庭等旧势力阻止的处境，与这两本小说是多么相像啊！……我要为我（我们）的理想、幸福斗争到底，不实现目的，决不罢休” （ 19 77 年3月20日徐婉清信 ）。在1977年6月2日的信中，她又谈到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并表示非常佩服书中女主角冲破家庭的桎梏，抛弃一切追随丈夫而去的勇气（ 1977 年6月2日徐婉清信 ）。但是对两人而言，“小家庭”固然是理想的家，“大家庭”在事实上也几乎同等重要。尽管徐婉清与父母（ 尤其是母亲 ）在此事上冲突剧烈，但她也并没有萌发离开上海到芜水与爱人团聚的想法。婚后，徐婉清曾对自己独自在上海生活的境况感到不满，并因此陷入抑郁的情绪中，她在此时也想迁出上海去芜水生活，但最终被家人劝阻（ 1981年2月28日徐婉清信 ）。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两人所向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家庭生活来说，上海在文化资源、物质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更能帮助他们将理想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也是全家人都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徐婉清始终与父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接受了女儿的婚姻后，徐婉清的父母为女儿新家的建设提供了诸多经济支持；孩子出生后，他们在养育上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可以说，由于原生家庭的情感牵绊，调回上海已经不仅是两人情感的需求，更事关两个大家庭能否团聚。

因此，徐、林二人仍在积极地寻找各种不同的“回沪”机会。在1979年的通信中，关于“调沪”问题的讨论占了很大的比重。当年5月，林启华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但却连考试资格都没有获得。于是，调动到上海交船队的计划仍然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根据H厂调遣管理规定，林启华要调去上海首先需要车间同意，然后再由劳资科下发调动通知。为此，他们尝试与工会的项民主任建立关系，因为项主任跟劳资科及厂里的领导都“很熟”。在项主任来上海出差之际，林启华的父亲和徐婉清盛情接待，并为其安排住宿与娱乐活动，如提供演出券、电影票等（ 1979年4月3日、5日林启华信 ）。虽然接受了很多好处，但最终项民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这一次满怀希望却无效的努力使得林启华情绪波动很大：

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周旋让林启华感到痛苦：“心爱的，托人帮忙的事是多么地艰难啊！不经其事，不知其苦。我们这小小的年纪，可是吃够了苦头的了，但愿我们的后半生能补偿这些痛苦了”（ 1979年6月15日林启华信 ）。1979年的下半年，林启华的父亲和徐婉清分别带着礼物亲自拜访了林启华的多位领导，但H厂的调离工作却进展缓慢。而在交船队方面，为了加强与李庆其及老王的关系，徐婉清和林启华的父亲也不断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上的便利（ 1979年12月4日徐婉清信 ），然而李、王二人也始终没有认真地向有关领导提出将林启华调来上海的建议（ 1979年11月9日徐婉清信；1979年11月17日林启华信 ）。

余科长提议可以让林启华先调到厂里的财务科，然后再派往H厂支厂。为了尽快促成此事，林启华多次请余科长吃饭，给他送礼，让家人在上海为他安排食宿等，可谓用心良苦：“平时一直与余科长接触，以加强亲热的程度，香烟也不知去掉（送了）多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1979年11月29日林启华信 ）。

与其他的“关系”一样，余科长虽然接受了徐、林二人及其家庭的很多好处，却一直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迫于无奈，徐婉清提议林启华继续给余科长送礼: “我早就在想你这次返芜没有送余科长礼物（送得也太少）是否会影响调工，故你能回来，我准备一条中华或凤凰（香烟）给你带去送他，其他人与调工不直接就不送了，你看可好？”（ 1980年4月30日徐婉清信 ）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启华继续与各个相关人士周旋此事，然而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进展。此时，徐婉清写了一封信鼓励他脚踏实地地干出一点名堂，在事业上早点取得成绩或许会有助于调动，从而摆脱困境。“譬如：分居两地的事在搞对调时，因为你有点名声，人家或许办起来就更有劲点、热心点，而接收单位也就可能更愿意一点，你说是这样吗？”（ 1980年5月20日徐婉清信 ）。这一年，林启华在书法方面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安徽省内名气渐长（ 1980年6月4日、10日林启华信 ）。

不幸的是，在当年的8月9日，调到财务科的计划也宣告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党委领导认为林启华到财务科工作不合适，将其正式安排到了厂工会（ 此前他经常被调去工会兼职 ），负责宣传和文体，而这也意味着他很难再辗转调回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林启华马上去找政治部秘书和党委秘书，却被他们一顿劝解。两位秘书让林启华顾全大局，以免领导误会他不识抬举，并告知林启华：“工会油水很足，经常能有机会到上海出差，今后肯定会在这方面照顾你的，望你不要辜负领导的一切热心和期望，好好工作，先干上几年，今后干部调动好搞一些，而工人却是很难的”（ 1980年8月9日林启华信 ）。这次失败让林启华对人生有了深刻的反思，面对自己不断失落的现实处境，“抽象的理想主义”正在面临坍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原先由于幼稚而被灌进去的说教早已不复存在，在那个圣洁的地方，只有我贤妻，这才是永恒的”（ 1980年8月14日林启华信 ）。

早有相关研究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过送礼调换工作的情况相当普遍（ 杨美惠，2009；刘小萌，1998 ），日常的礼物交换与大大小小的宴请都是建立“关系”的核心策略（ Yang，1994；Qi，1989：112；Kipnis,1997: 39-57 ）。在“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感情与物质交换之间难以划清界限，二者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Kipnis，1997: 147-164 ）。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徐婉清与林启华已经不再执着于一种纯化的感情关系。正如林启华所说，“只要达到目的，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可见，对“拉拢关系”的不适感已经不再是其内心的阻碍。对此时的徐、林二人而言，让他们痛苦的并非是“搞关系”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关系”实践中的不公平，在他们看来，“关系”实践并没有按照“公平”的逻辑运行。当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建立“关系”付出代价时，他们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那些不断接受“好处”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只是接受了好处，却不考虑如何回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洞察到“关系”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细微变化：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关系”指涉的是一种“互惠性”的交换，同时还包含有“人情”“感情”与“义务”（ Kipnis，1997；黄光国，2010；翟学伟，2005 ），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关系”实践的逻辑似乎开始陷入失范状态。正是这种“失范”让林启华开始意识到，家庭关系是唯一可信赖的关系。因此，为了爱情与家庭的圆满，他决心在书法上更加刻苦钻研，努力做出亮眼的成绩，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交换资本的人，从而改变家庭的处境（ 1980年8月14日林启华信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林启华更加笃定这个“自立更生”的决心，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一种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家庭主义。

1981年，徐婉清因怀孕身体状况不佳，父亲又患上了癌症，这些情况使得推动林启华“调沪 ”之事更为迫切。她告诉林启华：“我身上重压着四座大山（你的户口、房子、经济、生育）”（ 1981年8月21日徐婉清信 ），而这四座大山，无一不需要通过与权力所有者们“搞关系”“走后门”来解决。怀孕导致的身体不适要托关系开病假条才能请假休息，房子的分配需要给相关领导送礼才能分到一个好房子（ 1981年8月27日徐婉清信 ）。同时，这几年来举办婚礼和频繁地请客、送礼给两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甚至让两人负债累累。这些债务问题还涉及家庭内的资源分配，进而影响了徐婉清后来与公婆及小姑子的关系（1981年10月3日徐婉清信）。一系列的困境让徐婉清身心俱疲，“这个社会给了我什么？它给了我足足的人间的苦难。在这个社会里，平民百姓不是幸运儿！……恳求你抓紧时机多活动活动，要想想办法争取早日感动‘上帝’”（ 见1981年12月10日徐婉清信 ）。

……因为我看不到生活的曙光，只能体验年复一年的孤独、悲哀和不知所措。这些东西年复一年地积累得太多了，就容易使人绝望。……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调回来，这对我是太重要了，根深蒂固、病入膏肓。除此，一切都维持不了我的生活热望。因此，我想挣扎，想做一次努力。 （ 1982年4月27日徐婉清信 ）

这些以“家庭困难”为核心论据对单位提出诉求的信件，是当时许多知青采取的抗议策略。正如陈映芳（ 2015 ）所指出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家”这一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项成了共同的选择，“家”所蕴含的传统道德性“不仅可能中和各种不同价值观间的对立性，在伦理规范层面，也具有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因此，从“家庭困难”的角度提出请求往往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大约5天后，徐婉清和林思德收到了工会的回信。然而，厂领导不但没有回应家属的诉求，反而告了林启华一状，说林启华骄傲自负、生活作风散漫、在经济上马虎，等等（ 1982年5月22日H厂工会信 ）。徐婉清怒不可遏，“想不到家庭困难，家长写信向工会求援时，工会却趁机来一纸告状书。……你为厂里卖了七年苦力，没有功劳还有七年苦劳呢，封封来信都如此冷酷无情……H厂的米贩子们的良心都被狼狗吃了不成”。于是，徐婉清和林思德都建议林启华请长事假回上海。请事假需要扣工资，而当时林启华的工资才三十多元，但家人都认为可以不要工资，只要不被单位除名即可。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厂里不同意就辞职，“退职三五年后，会没有单位要？三五年后的政策谁知道？” （ 1982年5月29日徐婉清信 ）

1982年11月28日以后，林启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调沪”机会：林启华的朋友叶辉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首长向他索要书法作品。林启华这些年在书法上下了苦功，在安徽已经小有名气。父亲林思德有个同事叫赵玉光，其父赵明与这位首长又是老战友关系。这双重熟人关系的存在似乎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徐婉清鼓励林启华亲自去合肥给首长送作品，再通过赵明给首长写一封信，带着信去提调动之事。同时，徐婉清还交代林启华，要同时给首长递上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资格申请表，请他帮忙协调申请事宜。徐婉清知道林启华可能会因为有求于首长和叶辉而感到委屈，便劝他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而克己努力。多活动活动，争取早日成功。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嘛。还望夫君勿耽误时机。”可以说，在多年的“调沪”努力中,“委屈自己”是一种常态。此处的“委屈”，大意是指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又无法反抗或为自己争取平等的待遇，心里因此而感到压抑。换言之，这是一种无法达到自我意志与行为相统一的分裂状态，而忍受这些委屈的根本动力还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