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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将于河北设立雄安新区，
此举被称作“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新区的位置之所如此重要，
是因为2000多万人口的首都北京，
除了要将行政副中心搬到通州，
还要将产业转移到雄安新区，
让它真正专注于大国首都功能。
让一个国家的首都，
专注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
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载其他功能。
这一城市规划建设思路，
其实早在60多年前，
就已经有一个人提出过。
只是，他的建议非但没被采纳，
自身还遭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
这个人，就是梁思成。
建政之初，
梁思成被任命为，
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梁思成一生致力于古建筑研究保护，
面对着有近3000年历史的北京，
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灿烂的文化、皇家古建、
四合院、胡同、老城墙…
这些都是中国古文化的象征，
也是北京城的底蕴和门面，
如何将古建融入到新城规划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然而有一天，
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对梁思成说：“希望将来，
从这里望过去，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听了大吃一惊，他认为，
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
不应该发展工业。
最好像华盛顿那样，
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为此，
梁思成对北京城市规划，
提出五点建议：
1 .首都应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中心。
2 .限制城区工业发展。否则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 .保存紫禁城，尤其是古建筑城墙、城楼。
4 .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5 .城西建设南北轴向的新政府行政中心。
然而当时苏联专家，
坚持要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
并要求扩建天安门广场，
建造翻版的克里姆林宫及红场，
以便公众集会和游行。
而在梁思成的构想之中，
如果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
建设一个政府的行政中心，
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城建设，
又不破坏古城原有的中轴线。
既可以保护北京的古老建筑，
又不会给新城埋下臃肿的隐患。
可最后，5条建议里面，
只有保护紫禁城被接受。
当时，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
直接闯进彭真办公室与其争辩。
彭真不懂美学，也不懂建筑，
见林徽因气汹汹的，就说：
“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
是皇帝用来挡农民的。
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
林徽因说：“那也不要拆呀！
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
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
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
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
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
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显然，梁林二人保护古建的苦心，
当时没有人能够体会。
梁思成设想的北京城
1953年，左安门被毁；
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
1956年，中华门被毁；
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
广安门、朝阳门被毁；
1958年，右安门被毁；
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
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
西直门、元城墙被毁。
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
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
钟楼得以部份保存。
城墙、牌楼、护城河全都消失了，
这座经历了多年战火，
八国联军没有拆毁，
日本侵华没有拆毁的伟大古城，
最终毁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北京古城
据说，二战时，
美国空军轰炸日本前，
专程向梁思成请教，
哪些地方要保护不能炸毁。
梁划出京都、奈良和大坂，
标出古迹的方位，说：
“要从我个人感情出发，
我恨不得叫你们炸沉全日本，
但这是古城，炸了不好。
毕竟这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所以京都三千宫殿寺庙，至今完好。
1953年5月，北京开始拆牌楼。
肺病已重的林徽因赶到现场，
嗓音嘶哑地对着吴晗破口大骂，
悲伤的神态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此前，她还曾还对彭真说：
“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
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
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没有人比梁林夫妇，
更珍爱这片土地上的古建，
在饱受战乱的岁月里，
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
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新首都的诞生，
居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积淀着中华文明的古老建筑，
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
也是全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曾说：
“如果那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
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
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
历史文化名城，
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
也难以企及。”
历史没有如果。
梁思成的一句话，
可以让日本的古建留下来，
但他自己几乎拼尽全力，
也没能留下祖国的古城。
而更讽刺的是，那时候，
在与彭真争论规划问题时，
他曾无比心痛地说过：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
你是落后的，50年后，
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
果不其然，现如今，
风沙漫天，地下水枯竭，
阴霾蔽日，交通不断拥堵…
这些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不断困扰着首都北京。
怎么能不相信梁思成呢？
他是可以把自己的一生，
毫无保留交给中国古建的人呐。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4月，
父亲梁启超躲避清政府迫害，
所以他是在日本东京出生的。
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
他自幼攻读《左传》《史记》，
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11岁回国，14岁就进入清华，
少年时代的他是学校风云人物，
学业名列前茅，兴趣十分广泛。
合唱队、军乐队、足球队，
哪里都有他的身影。
最大的爱好是画钢笔画，
因此成了校刊美术编辑。
1924年在美国，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
梁思成对古建筑产生极大兴趣，
临摹了不知多少古建筑的构图。
回国之前，他跑遍了欧洲，
希腊、意大利、法国等国家，
对古建筑的妥善保护给了他震动。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而每一次朝代更替，
古建筑都要遭受一次创伤，
中国人想学习本国建筑知识，
还要依靠外国人整理的资料，
这是多么叫人痛心的事！
当时梁思成就发誓，
一定要研究自己国家的建筑，
为它写出一本建筑史。
回国后不久，
他到东北大学任教，
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第一个建筑学系，
立志培养中国自己的建筑学人才。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
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举家迁往北平。
在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
在这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的学术机构里，
梁思成率先提出实地调查法：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
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适合科学方法。”
当时，国内政局已动荡，
百姓生活十分困苦，
但他坚持走完了一段长路，
开启古建研究的新时代。
去河北老县城，
途中要背几十斤重的仪器，
要坐骡车，走几十里才能抵达。
但看到山中老寺庙的那一刻，
梁思成身上的疲倦顿时消散了。
白天，他跟着和尚一起吃斋，
晚上被毒蚊子咬得睡不着觉。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他丝毫不愿在工作上妥协，
专门把年轻的助手叫到屋里，
拿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建筑刊物，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
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
要到达这个水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里到外，每一尺寸都测绘无误，
连碑文、史料也详实记载。
由于时局动荡，
不但数据要准，
而且效率还要高。
为了加快测绘进程，
梁思成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调查应县的木塔时，
为了拍摄塔顶的照片，
他登上60米高的顶部，两脚悬空，
在极危险之处，拍摄重要的全景。
助手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
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梁思成下来却满脸欢喜。
对他而言，能为这些建筑拍照，
那就像是诗人写出美妙的诗句，
音乐家写出了美妙的乐章。
这都是古人的智慧和心血，
研究它们，给它们“列传”，
就是在跟古人对话。
在古建筑研究事业上，
对梁思成产生巨大影响的，
就是众所周知的才女林徽因。
甚至连梁思成走上建筑之路，
也是因为这个被徐志摩惦念，
被金岳霖苦苦追求的女子。
在家长的安排下与他认识后，
林告诉他，自己准备学习建筑。
后来梁思成回忆道：
“当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
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
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
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喜爱绘画，
所以，最后我也选择了,
建筑这个专业。”
1927年，两人都以，
十分优异的成绩毕业，
并于次年3月21日，
在加拿大渥太华完成婚礼。
林徽因气质出众，才学过人，
追求她的男人排了一长串。
但她偏偏嫁给了梁思成。
后来有人将梁的绘稿拿出，
开玩笑说：“看了这些图稿，
才知林徽因为什么不选徐志摩。”
从这些细致、精准的图稿中，
不难看出梁思成是怎样一个人。
当时制图、测量工具如此简陋，
政局动荡，生活朝不保夕，
弄不好就会丢掉性命，
他却不辞劳苦、奔波千里，
将中国古建筑往昔的辉煌，
一寸一寸记在了纸上。
林徽因陪伴着他，
穿梭在战火纷飞的大地上，
在古老的建筑前静静驻足，
用敬畏、虔诚和专业功底，
记录下了一个逝去的时代，
挖掘出了一笔丰厚的宝藏。
真正让他俩执子之手的，
不仅是颜值，不仅是才华，
还有一颗志同道合的心。
他们都这样热爱建筑事业，
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
这样的爱，胜过甜言蜜语，
他们从灵魂上支持彼此，
如同互相辉映的星辰。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人邀请梁思成，
出席“东亚共荣协会”。
梁思成怎么可能答应，
连夜带全家人避往昆明。
结果在四川的穷乡僻壤里，
所有经费来源统统断绝，
林徽因又患上严重肺病，
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
当时美国邀请他去国外治病，
他却和林徽因拒绝说：
“祖国受苦，我们岂能远避？”
在乡下破旧的房屋里，
靠着昏暗的油灯灯光，
夫妇两人还坚持工作，
直到抗战结束。
梁林二人的工作，
今日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1930年到1945年间，
他们和营造学社的同仁，
走过了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
测绘考察了2738处古建筑。
正因无惧风雨的数次考察，
才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的奥秘，
完成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
在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时，
他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
加上物资匮乏，营养也跟不上，
最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就是在不知名的小山村里，
他写出首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
《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本著作，
达到了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度，
远远超过外国的研究水平。
1946年10月，
耶鲁大学请他去讲学，
梁思成将自己的著作，
各种古建筑图片、文稿，
一一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
赢得了无数的敬佩和赞扬。
为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赠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
称他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他说：
“二战中，我们在中国西部重逢，
他已成了半残的病人，
却仍在不顾一切地，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在我心目中，他是不畏困难，
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可就是这样一位，
中国建筑学的宗师级人物，
在提出了首都北京建筑规划后，
不但眼看着它被高层否决，
还为此受到了各种不公的批判。
1950年2月的时候，
他和留学英国的建筑家陈占祥，
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两人建议，
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
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
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
结果就像文章开头说的那样，
方案被否决，旧城被拆除。
尽管梁思成四处游说、写信，
阐明继续这样做的危害，
但当时执意于发展现代工业的人，
最终大手一挥，让北京的古建筑，
成为了一捧土渣子。
千年沧桑的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的历史标记，
就这么被粗鲁地毁灭了。
多少外敌入侵也没毁掉，
最后全毁在自己人手上！
为此，林徽因抑郁而终，
梁思成只能瘫坐在窗，
听到今天拆这个明天拆那个，
心里不断地淌出血来。
“北京每拆掉一座古城墙，
那就是在挖掉我一片肉啊！”
看着旧城被拆，林徽因忧心忡忡
梁思成给周恩来的亲笔信
更叫人失望的是，
196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曾经培养的学生们造反，
居然贴出大字报来攻击自己，
要求他写下“各种罪行”。
他被造反派从建筑系推出来，
胸前挂着“反对学术权威”的牌子，
工资被停发，职务被撤除，
在没有水暖供应的房子里，
三天一抄家，五天一批斗，
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折磨。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
有一天，梁思成听说外面拆城墙，
拆出了一段元代的“墙中墙”，
连忙叫第二任妻子林洙去看，
“最好能给我拍张照片回来。”
如此痛苦、危险的处境，
他心中惦念的还是建筑。
新城方案中，明确写道：控制车流
1972年1月9日，
为保护中国古建筑，
耗尽了一生的梁思成，
在贫困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
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即使那个时候，他还在说：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
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
将来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
在意识到问题的今天，
真的真的，欠他一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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