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青：
我很想聊这个，因为我有特别切身的感受。我们写过一些关于不确定性、时代带来的政治抑郁等话题的稿件，但说实话，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大学毕业至今我没有办法摆脱“不确定”的状态，对玄学开始感兴趣，会跟朋友一起研究星盘和命理，算不算对不确定的一种回应。
我还想到了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让·埃默里，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和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他的作品就提到，那些体验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我觉得确实如此。举例而言，我们现在不论是想选题还是写稿子，其实都没有那么关心“外面的”话题了，不管是美国发生的还是巴以发生的，这是一个挺明显的趋势。所以，不确定性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我没有那么关心其他人发生的事情了。
陈璧君：
我们会因不确定而变得不再关心外面的世界，更加关注到自己的遭遇，这是我有共鸣的。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个大新闻，会冲淡我们对自身生活体验的感受，但是当我们遇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无心关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孤岛的体验。我身边的部分朋友在工作之后仿佛消失在了社交平台上，当我跟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好像处在失语的状态，他们不想再说什么，因为光是应付每天的生活、应付那些很不确定的漂泊的感觉，就已经足够辛苦了。
与此同时，尽管大多数人的不确定感是有自身处境的，但当不确定性变成一种弥漫的情绪的时候，它却不是孤立的。
当代文学有一个概念叫“漫长的90年代”，有些人会将许多事情看作90年代社会转型后一个遥远的余波和回应，或者说一种蝴蝶效应。这让我联想到一些上世纪末的艺术作品，比如陈果导演的“香港回归三部曲”，分别是《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和《细路祥》，这三部电影都包含很多犯罪元素，像《香港制造》和《细路祥》是通过儿童和青春期这两个阶段的视角去传递成长的阵痛感。
最后一部作品《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叙事更加直白，因为它讲的是香港回归后行业结构性的重组，导致昔日的香港籍军人中年失业，大多数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自己身份地位的失落，比如失业后他们只能去发发传单，那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选择成为银行抢劫犯。陈果对身份政治很敏感，他注意到了转型年代对个体的影响，这同时体现在生存的状况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上。今年我也去影院看了《富都青年》这部电影，它关注到了非法移民的身份焦虑，主人公们生活在很大的不确定中，要躲避警察，自己的身份也是伪造的，以至于他们对周围女性的好感都无疾而终，自己也无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自如地接纳来自社区工作者的善意，最后他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犯罪之路，电影主角阿邦（吴慷仁饰）在影片结尾的时候贡献了非常震撼的罪犯自白：“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想要改变生活却根本不可能，我没有未来。”我觉得当一个人长期处在不安全心态的时候，就会萌生很强的丧失感。
《去年烟花特别多》电影截图 图片来源：豆瓣
董子琪：
刚才璧君提到一点非常重要，走向犯罪的人可能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或者是社会关系失败、社交贫困的状态，这对于推他走向最后一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何生活越来越像走钢索》这本书分析了美国贫民窟中的人为何难以改变现状，其中就提到，除了精力状况之外，还有更多的是心态和人际的问题。
尹清露：
回到不确定性上，只要掌握了一定的信息，进入了一定的生存状况之后，那一定是不确定的，并且是希望和绝望并存的。除非我们变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否则就要面临一个状况：你要选择是否信任他人，然而现在我们又很难去信任了，比如走在街上，你遇到一个人，可能会想“这个人会不会害我？”，但如果是上帝就不存在信任问题了。
学者吴冠军在《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一书中提到，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症候并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而是人本身的信任危机，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任别人，这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它一直在累积，只是人工智能加剧了信任危机，导致我们觉得人工智能能够奴役我们。
《再见智人》
吴冠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9
吴冠军认为，信任是一种政治性的智慧，只有你信任别人的时候才能达成合作、交流和社群，但是如果不信任的话就会导致极端状况，比如夫妻之间会由于不信任而互撕，国家群体之间也是如此。我当时就想到，《再见爱人》就给大家展示了不信任的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在评论和解析的过程中同样沉浸其中。书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感动，作者认为，信任是在一个不可知之域，也就是你在无法知道的地方去进行的选择，它是一个没有理性支撑的跳跃，所以叫做信仰之跃（leap of faith），任何良性的人际交流都需要行使信任这个自由的决断，也就是说，有时候并不是推理、论证逻辑后才产生的信任，反而是疯狂、非理智东西使得信任这一政治性智慧成为可能。对于这一点，我既感动又感慨，因为我们现在的信任情况是越来越恶化的，在肉眼可见的时间内还会继续恶化下去，所以我仍然怀抱着“到底如何培养信任”这个困惑。
Caroline Polachek有首歌叫《I don't know but i believe》，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带给我很大的触动，这种“我不知，但是我相信”可能是我们现在非常稀缺的，所以她把这个事情提了出来，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关于“如何到达确定”，我也没有具体方案，也许从身边的人开始？至少信任你的朋友或者爱人。
徐鲁青：
信任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如果只谈信任，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忽略环境问题。有一些环境更能促成人跟人之间相互信任，而有一些环境不容易促成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这就跟政治或者更大的背景息息相关了。亲密感里的信任和我在街上信不信任一个陌生人是不一样的。我是否信任社会中的陌生人，这个问题不需要有亲密连接或是爱的成分，但是这至少需要原则和底线，当我们这个环境的底线破了的时候，那我们面对的不确定就是更糟糕且更值得忧虑的，因为这个底线只是要求“不互相伤害”而已。
董子琪：
鲁青说的是两部分——人际基于家庭的信任和人际基于公众与社会安全层面的信任。但我也理解清露刚才表达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其实是把to know和to believe这两件事合为一体，不是通过推理或者证据导致相信，而是二者本身就是一体的。
荣格在《现代人的心灵问题》里面就分析到，现代人的心灵干涸可能就是由于没有合一的目光，把自我和外界切割开来。荣格认为，原始人天真地相信心灵就是事物本身，而现代科学中，人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世界，所以将个性搁置一旁，献祭给客观世界，这时，相信内部心灵和外部世界是分割的眼光可能会造成分裂和不知所措的状况。
《现代人的心灵问题》
[瑞士]卡尔·荣格 著 温泽元 林宏涛 译
浦睿·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6
尹清露：
鲁青说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跟“家人之间的信任”，我认为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只不过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讲，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个区分，因为现阶段我们不可能随意地相信一个陌生人，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二者是一体的。
陈璧君：
清露说当代人的信任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智慧，让我想到项飙提出的概念——“重建附近”，当我们说自己被生活重锤的时候，走出封闭世界好像勉强可以反客为主。如果“附近”不是一个空洞的、自欺欺人的概念，那在这种政治性的实践之外，一定包含着能够孕育出情感的联系。
鲁青提到大世界和个人的割裂，让我想到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这部影片将当下的困惑和意义的缺失处理得挺好的，虽然影片说的是大都市中不同女性的婚恋和生活，但其实它的一些细节又隐藏着我们这几年感同身受的背景性情绪。比如恋爱脑都市女青年小叶（钟楚曦饰），她家里面堆放了很多生活物资，搞得她好像是个微商一样，她自己还在家种炒菜要用的葱等作物，在这里就能明显感觉到邵艺辉是想表达公共世界是如何影响到家庭中一草一木的，比如经历过封城对生活观念有很多影响，必须要在家里放这些东西才有安全感；小叶自身状态也是很不稳定的，比如她会酗酒、抽烟，但又很需要亲密关系，在遇到一个崇尚多边关系的性伴侣之后她觉得很受伤，但是她又会很真诚地说男人真的很好玩。
电影《好东西》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徐鲁青：
我觉得我是一个反面例子，我一直没有调适过来，还有人说可以做一些更长远的期盼和想象，比如想象10年、20年后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和时空对于这十年意味着什么。当时间的尺度变得更大的时候，我觉得不确定性会稍微小一些。
尹清露：
我反而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追求确定呢？不确定是不是也可以呢？刚刚鲁青说到自己还没调整过来，我想到很多人会说“我之前有xx问题/困惑，但我已经吃中药调理好了”，这是题外话，但也是一种调侃——你调理不了这个世界，你就只能调理自己。如果是这样，我调理的办法就是：不追求确定性。
昨天在跟同事聊天，她很焦虑，她焦虑的点在于：到底是内部世界更能够对自己产生影响，还是外部世界？她问ChatGPT，ChatGPT给了一个非常蠢、很中立的回答：答案存在于两者永恒的张力之中。但她一瞬间被ChatGPT说服了，我猜被说服的点在于，其实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是持续存在的，都是一直在变化的，而我们存在于持续的实践之中。哲学家德勒兹已经提到了，不存在being（存在），只有becoming（生成）。我可能这些年已经被这些话语“洗脑”了，所以我自己调理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