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邓小平在 70 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们进入了登月时代，GDP 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不再落后成为普遍的感受，“新四大发明”的提出更令国人自信心爆棚。
不料中兴通讯因为美国一纸禁令就陷入“休克”，这犹如戳破了“皇帝的新衣”那样令国人错愕不已、捶胸顿足、摇头叹息。
反差就是动力。可以说，1990 年海湾战争战斧巡航导弹令国人震惊，唤醒了中国军队现代化。
此次中兴通讯如果能帮助国人客观认清现实的骨感，这是改革的机遇。
一味悲情呼吁“今夜我们都是中兴人”，只会让我们痛失“猛醒”的良机。
有人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不都一样是采购欧美日韩的核心技术吗？
此言差矣。中国不一样，美国只针对中国。
当前，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当其时。回顾历史，第一次产业革命帮助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第二、三次产业革命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因此，当前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有很大概率帮助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的机遇就是美国的焦虑。新兴大国崛起，原有的大国心里不爽，这是人性，“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
特朗普最初抛出贸易战威胁，很多人以为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但从 301 调查报告、对中国制造 2025 的指责和中兴通讯事件来看，“贸易逆差”只是一个幌子，争夺科技霸权才是真实目的。
核心在于建设创新体制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是悲哀的。但如果看到了问题，却给出错误的解决方案，同样是悲哀的。
笔者认为，中国搞核心科技是必要的，但千万要记住以下几点：
美国顶尖的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国企。
原因很简单，科技创新风险极高，而国企的体制却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年中国通讯领域一度有四大巨头：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
1998 年，华为销售额 89 亿，中兴 40 亿，巨龙 30 亿，刚成立的大唐 9 亿。如今，巨龙和大唐已经不见踪影。而民企华为成了唯一的希望。
产业保护只能“保护落后”。
汽车产业是最为沉重的教训。我们通过合资公司，“养肥了”上汽、北汽、东风、一汽、广汽，但他们创新了吗？真正有些创新的是吉利、比亚迪这些当年不被放在眼里的民企。
我们的落后不仅是芯片，也不止是中兴。
从汽车到电脑、手机、电视、飞机，几乎所有的核心科技都掌握在欧美日韩手中。
搞核心科技，不是靠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投入”就能解决的。
关键是体制机制，不然就是浪费钱财。
“鱼”不如“渔”。
关键要学会创新的体制机制，而非某一项技术、产品。因此，我们必须搞清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成就了源源不断的核心科技？
美国的创新之路并非从一开始就就那么顺利。美国真正走上创新的康庄大道始于里根。里根因此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在里根之前，美国经历了野蛮发展的镀金时代、大萧条、二战，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政府越变越大。70 年代的中东战争，令“车轮上的国度”美国陷入“滞胀”的泥坑。
在学界、政界、企业家都充满迷茫的时候，伟人登场了。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有惊人的直觉和判断力，深谙国家强盛的根本。里根在 1981 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道：“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引发了美国的思想革命，帮助美国重回正轨，“里根－撒切尔”组合也在 80 年代引领了全球范围内的思想革命。
里根这句话，翻译成中国式表达，就是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里根知行合一，果断采取四大改革：
• 大规模减税，税率降低 30％
• 大幅度减少政府管制，推动自由化（deregulation）
• 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告别凯恩斯主义
• 坚决控制货币超发
所谓里根革命，其本质就是给企业减负松绑，激活“企业家精神”。“小政府，大社会”，这是美国创新的制度根基。美国创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这样评价共和党总统里根：
“里根是在以尼克松、克林顿无法办到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轨迹。他直截了当地触及到了大众期盼的透明和乐观主义。”
细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是硅谷模式。几个年轻人在自家车库里折腾，居然成就了英特尔、惠普、微软、思科、苹果、谷歌一个个科技奇迹。
除了“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制度根基，美国创新奇迹背后是三大底层因素，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
当今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均被美国囊括，美国一个国家的诺奖得主占全球超过 1/3 。仅哈佛大学一所学校诺奖得主就高达 151 人，超过了排名第二的国家英国。
自由，是美国大学的灵魂，也让美国大学在吸引人才方面进入了良性循环。2015 年，哈佛校长福斯特在清华演讲时说得掏心掏肺：
新知识来自无尽的探讨、辩论、思考和一种怀疑精神。
每条道路都可能通向新的答案。因此，大学应该是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地方。大学必须培养这种讨论，因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发现。这些才是世界最好学府的核心标志和共同价值。
中国呢？
马云说：“杭州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钱颖一说：“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此，笔者呼吁落实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本源。
伟大的企业起步于渺小。创业之初，资金是最大的障碍。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美国硅谷拥有极为活跃的风投机构，成为创新的助推者。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进行 IPO ，风投套现然后去投资更多的初创企业。已经上市的公司则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和激励机制茁壮成长，人才和资金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美国顶级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一切背后的关键是：IPO 是自由的而非审批的，监管是严格的而非纵容的。
反观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受制于 IPO 审批制和“搔痒式”监管，资本市场孵化的不是创新公司，而是“乐视”、“绿大地”、“万福生科”，是业绩变脸、高位套现，创业板沦为“套现板”。
中国证监会邀请“独角兽”回归 A 股，固然是进步。但是真正值钱的是“未来的独角兽”，这绝对不是靠证监会能选美选出来的！IPO 注册制改革，对于创新创业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