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主义
”
栏目每周六更新,分为成长说(洛克菲勒)、社会说(比尔
·
盖茨)、投资说(巴菲特、芒格、霍华德
·
马克斯、段永平)、管理说(稻盛和夫、任正非)、科技说(马斯克、贝索斯、拉里
·
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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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黄仁勋、孙正义、马化腾、张小龙、张一鸣、王兴、黄峥、宿华、陈睿)、汽车说(马斯克、李想、何小鹏、李斌、王传福、魏建军、李书福)等系列。
每个系列聚焦各领域全球顶尖高手、产业领军人物,搜集整理他们的致股东信、公开演讲
/
交流、媒体采访等一手信息,一起学习经典,汲取思想养分,做时间的朋友,做长期主义者。
本期
“
长期主义
”
选择比尔
·
盖茨
2020
年度总结、
2021
年度公开信
2
篇文章,
来自微信公众号
“
盖茨基金会
”
,六合商业研选精校,分享给大家,
enjoy
!
比尔·盖茨
2020
年度总结:
2021
,世界势必取得进步
2020
年是灾难性的一年。新冠疫情已经导致
160
多万人死亡,
7,500
多万人感染及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数百万人因此失去工作,为生计苦苦挣扎,超过
10
亿儿童错过上学的关键时间。在美国,这一年还发生了乔治
·
弗洛伊德与布伦纳
·
泰勒的死亡事件、毁灭性的森林大火、现代史上前所未见的一场总统大选。
尽管如此,在即将到来的
2021
年,好消息将陆续传来。
2020
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与世界各地的基金会同事们,合作研究检测、治疗、预防新冠的办法。回顾这一年科研领域的飞速进展,着实让人惊叹。在任何疾病领域,人类从未在一年内取得如此多进展,而在
2020
年新冠疫情中做到了。正常情况下,研制一支疫苗可能需要
10
年时间,而这一次,不到
1
年时间研制出多种疫苗。
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数学模型显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左右,疫情可能会更加严重。对于病毒已经出现的一种新变种,我们还需要更多了解,它似乎传播得更快,但并非更致命。
还有两个让人充满希望的原因,其一是,在疫苗得以推广的同时,口罩、社交隔离、其他干预措施可以减缓病毒传播,并挽救众多生命。
另一个原因,到
2021
年春天,你在新闻中看到的疫苗与治疗方法,将开始达到规模,并产生全球影响。尽管仍然需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限制大型公共集会,病例数量与死亡人数将开始大幅下降,至少在富裕国家如此,生活将比现在更接近正常。
值此岁末年初之际,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向大家分享,应对新冠疫情的各项创新进展。我将从疫苗这个常常出现在新闻中、我最常被问及的话题讲起。
你可能知道有两种疫苗已经在美国通过紧急使用授权,一个由
Moderna
研发,另一个由辉瑞与
BioNTech
共同开发,后者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已获批。其他几家公司可能很快就会宣布临床效力试验结果。
你可能不了解的是,前两种疫苗的成功也预示着其他候选疫苗的成功概率大大提高。理论上,目前正在进行效力研究的所有疫苗,都与前两种疫苗一样,攻击的是新冠病毒同一位置,病毒外表突起的蛋白质部分,就是“冠状”病毒这个名称的由来。既然研究人员知道攻击这一部位的蛋白质有效,他们就有理由对其他疫苗保持乐观。
尽管存在基本相似性,不同的疫苗也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攻击病毒。
Moderna
、辉瑞
/BioNTech
开发的技术涉及
mRNA
技术,我们的基金会非常熟悉这种方法,因为我们从
2014
年就开始为疟疾与艾滋病疫苗开发,资助这项研究。令人欣慰的是,这项新技术在新冠疫苗研发上,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mRNA
疫苗最先问世并非偶然,这种疫苗的设计让它可以比传统疫苗更快制造出来。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信使
RNA
传递指令,提示你的身体产生独特刺突蛋白。接着你的免疫系统会介入,开始攻击任何带有这个突起的东西,包括新冠病毒。
RNA
疫苗工作机理
/
BBC
制造
mRNA
疫苗相对来说比较快,因为生产大量为刺突蛋白编码的
RNA
序列要比培养刺突蛋白本身容易得多。还有一个额外好处,与大多数传统疫苗不同,
mRNA
疫苗不含任何病毒,这意味着你不会从它们身上感染新冠。
可惜目前还没有很多工厂,能够制造
mRNA
疫苗。有些
mRNA
疫苗还需在零下
70°C
低温下储存,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发带来极大困难,尽管这更关乎工程挑战,而非科学壁垒。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生产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疫苗,没有使用
mRNA
,而是将这种刺突蛋白附着在一种原本无致病性的病毒上,这种病毒会导致黑猩猩的普通感冒,但对人类无害。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学会攻击那个刺突,从而保护你免于新冠病毒侵害。
在临床效力试验中,阿斯利康疫苗的平均有效率约
70%
,而辉瑞、
Moderna
疫苗的平均有效率
94%~95%
,但
70%
的有效率足以有效阻止这种疾病。我们有理由对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疫苗抱有希望,如强生公司的疫苗。
如果你很难记住所有这些疫苗研发公司,那并不是你的问题,这正彰显一个良好趋势,有这么多公司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疫苗研发,就有更大机会得到更多安全有效的疫苗。现在已经有两个,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
从来没有这么多公司为同一种疾病研发疫苗,因为生产疫苗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不仅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将一款成功的产品推向市场,而且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并涉及重大科学挑战,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新冠肺炎这样全新的疾病。
为什么这次有这么多的公司愿意承担风险?从我与他们的顶尖科学家及管理人员的谈话来看,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看到了利用专业知识帮助终结疫情的机会。此外,也得益其他力量挺身而出,承担一部分财务风险。起到助推作用的,可能是某个国家政府,如美国或德国,还可能是诸如
CEPI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这样的组织,它由我们的基金会与一些政府及慈善合作伙伴共同资助。
当然,开发疫苗只是众多挑战之一,甚至算不上最难的挑战。
如果开发出的疫苗只需接种一剂,那么世界需要生产约
50
亿剂疫苗,如果是目前需要接种两剂的情况下,就必须生产
100
亿剂。前提是,疫苗覆盖全球
70%
人口,就能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50~100
亿剂疫苗是什么概念?世界上所有疫苗公司通常每年生产疫苗总量,少于
60
亿剂,其中包括流感疫苗、常规儿童免疫接种疫苗等。因此要在不影响其他疫苗供应情况下,生产所需的新冠疫苗,产能至少需要增加近一倍,更有可能要增加近两倍。
技术人员正在加紧研制疫苗
/
Gates Notes
为减轻制造压力,我们的基金会协助整合了被称为“第二供应商”(
second-source
)的协议,把富裕国家的疫苗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专注量产安全、高质量、可负担疫苗的公司,进行配对。
“第二供应商”协议旨在充分利用双方技能专长,让具备卓越生产能力的公司同意生产由另一家公司设计的可行候选疫苗产品。例如,世界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正在生产阿斯利康的疫苗,一旦疫苗获批使用,就能立即提供给中低收入国家。为此我们的基金会承担一些财务风险,万一疫苗没有获批,印度血清研究所也不用承担全部损失。
这个协议的订立难能可贵,试想福特会把自己的工厂拱手让给本田去生产雅阁汽车吗?考虑到新冠挑战的影响规模与解决问题的紧迫性,许多制药公司看到这种新合作方式的优势。
这类似于二战期间,美国把汽车工厂改造成坦克与卡车工厂,以惊人速度提高产能。只是这一次,政府没有参与其中,各个公司自发选择不走寻常路,以合作应对危机。
疫苗生产外,世界还面临公平分配新冠疫苗的挑战。这既意味着物流挑战,也面临巨大的资金难题。
已有
16
家制药公司承诺与我们的基金会合作,确保疫苗和其他挽救生命的工具得到公平的分配。世界上最优秀的运输与交付专家需要想法设法,在全球范围内交付所有疫苗,并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保持合适温度。各国政府将负责在国内分发疫苗,其规模与复杂程度,远非以往任何公共卫生行动可比。
富裕国家需要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这样的组织,提供新的资金支持,因为
Gavi
在为贫困国家的儿童进行免疫接种方面,有丰富经验。
公平一直是我与梅琳达(比尔·盖茨妻子)致力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与疫苗分配息息相关,还会影响所有人如何从这场大流行病中恢复,包括美国有色人种与世界各地贫困人群。梅琳达将在下个月发布的
2021
年度公开信中,详细介绍这个问题。
即使疫苗得到普及,另一个挑战依然存在,有相当比例的人犹豫是否接种。有些人之前就抗拒疫苗,还有些人可能认为,新冠疫苗研发太过仓促,恐怕不如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安全。在一些社区,人们对政府在医学研究中的作用,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
此外,关于疫苗的各种阴谋论依然盛行,其中一些还涉及到我与梅琳达。但我们仍将继续谈论我们资助疫苗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热衷挽救生命,希望确保世界上所有孩子都有机会长大成人。我们有责任把财富回馈给社会,同时我们也相信,没有任何方式比支持开发与交付疫苗,能给世界带来更有价值回报。疫苗是医学奇迹,在过去
20
年里,让儿童死亡率降低一半成为可能。
我希望具有公信力的领导者、政治家、社区领袖、科学家,尤其是家庭医生,能帮助解释疫苗在系统中的保障作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药品监管机构,是有原因的,它的审批程序之严格无出其右,新冠疫苗审批也没有跳过任何一个安全步骤。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加入第一批接种者行列,其他人就有希望看到疫苗的好处,并选择接种。
正如我经常对基金会的团队所说,我们不能害怕失败。如果我们失败了,就应该迅速行动,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里有个案例能说明我们之前如何在新冠肺炎的潜在疗法上迅速失败,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之转化成前进动力。
医生使用呼吸机对病人进行救治
/
Gates Notes
2020
年
3
月,我们与万事达卡公司(
Mastercard
)、惠康基金会(
Wellcome
)共同创建“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
,希望利用制药行业研发的机器人,快速筛选上千种现有化合物,并从中找到一种来治疗新冠肺炎。我们想知道生物技术公司或制药公司现有产品中,是否已经存在这场大流行病的解决方案。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结果非常令人失望,但却是个有用的信息,它为医疗领域节省数百万美元资金,及众多公司测试一种又一种化合物需要花费的一两年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根本就不是失败,科学家们在几个月内就知道此路不通,就没有浪费时间钻进死胡同。
你可能听说过的一种成功疗法,是一种叫做地塞米松的类固醇。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它对重症新冠病例有效。
地塞米松的临床试验通过一个名为“康复”(
RECOVERY
)的网络进行,该网络建立各种协议,可以进行各种新冠药物的快速测试。“康复”只用
4
个月,证明地塞米松将新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
30%
。他们做这项研究的同时,关于其他最终证明无效的疗法引发的混乱与不实信息,正四处扩散。现在,地塞米松已成为新冠重症患者的标准治疗药物,对其研究与批准的速度,也让人对未来药物研发感到乐观。
你还可能听说过一种治疗方法“单克隆抗体”疗法,就是分离新冠康复者血液中的抗体,让它们通过一个刺突蛋白,看看哪个抗体亲和力最高。亲和力越高,表明其攻击病毒的能力越强。然后找出产生这种抗体的基因序列,让工厂制造出数十亿份抗体,然后把它们输给患者。
虽然在新冠疫情之前,你可能没听说过抗体疗法,但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已经应用于世界上一些最畅销的药物当中,包括治疗关节炎的药物。
围绕新冠抗体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制造出足够多的抗体以供应全世界?这部分取决于所需剂量的大小,一些治疗使用的剂量高达
8
克。如果能用低至
0.5
克的剂量就达到理想疗效,那我们就能治疗更多人。科学家们还需要知道能否用两针注射,代替目前的静脉注射。
如果研究人员能解决剂量和输液的问题,那么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生产能力。为此,我们基金会又资助另一项“第二供应商”协议,其中富士胶片旗下生物科技公司
FUJIFILM Diosynth Biotechnologies
,将生产由礼来(
Eli Lilly
)制药公司开发的抗体。这些抗体将专门用于中低收入国家,并相应定价,从而在监管机构批准后的
90
天内,就能获得数百万剂价格可负担的抗体。
关于新冠肺炎的检测有很多困惑,需要搞清楚哪些工作更有成效,哪些还有待改进。
新冠病毒的检测有三种不同场景。一种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需要去诊所或医院看病的严重症状,医生需要知道如何治疗你。之前,美国的医疗系统一度难以为这些病例提供足够检测,但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第二种情况是,你可能已经接触病毒,但只有轻微症状或根本无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感染,需要自我隔离,从而保护其他人。即使你没有或尚未出现症状,你仍然有可能传播新冠肺炎,所以需要马上得到检测结果。
遗憾的是,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出结果,这让它们基本上毫无作用。我们需要更好检测工具与更有效系统,来处理检测结果,这样人们才能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他们所爱的人与他们的社区。就在上周,我们听到一些好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首个人们可以在家使用而无需将样本送到实验室的诊断方法,它的工作原理很像家庭验孕仪。
检测的第三种用途是“疾病监测”(
Disease Surveillance
),这个词听上去不太友好,但实际上与监控个人毫不相干。事实上,疾病监测能让公共卫生专家估计一个地区的病例数量与新发感染的发生率,有了这些信息,政府领导人才能做出明智决定,找到最佳方法阻断病毒传播。
如果前两种情况的检测到位,那么你就已经有了进行疾病监测所需的群体数据。但是,正如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如果你不知道谁可能被感染,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疾病监测。
我们一直在资助西雅图当地的一项工作,来填补这一空白,该地区的成千上万人,有些有症状,有些没有。他们都填写了一份简短的在线调查,用鼻拭子进行自我检测,并将结果送去处理。在旧金山地区,也有类似的工作在进行。
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的一个很酷的创新,是让患者用鼻拭子采集自己的样本。我们支持的一项研究,第一次证明其结果和标准的咽拭子一样准确。如果你曾做过咽拭子的检测,就知道那有多不舒服,还可能导致咳嗽或打喷嚏。这对于新冠这样的呼吸道传染病而言,是绝对的坏消息,它增加了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幸运的话,把棉签伸进喉咙后部取样进行新冠检测的时代,将成为过去。
西雅图与旧金山项目的重要之处在于,他们正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未来,发送与处理检测试剂盒的系统,将有助于检测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的病原体。
检测的挑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严峻,那里的许多国家都无力负担精确的检测工具。他们也没有进行监测研究的基础设施,所以政策制定者也无法使用实时更新的数据。
这是最适合用创新来解决的问题,有几家公司正在研发能实现千万量级生产的快速检测工具。英国的
LumiraDx
公司发明一种设备,尺寸跟一部厚一点的手机差不多,一端带有读卡器。医护人员从病人身上获取样本并插入机器后,
15
分钟内就能得到检测结果。在删除可以识别患者身份的个人信息后,该设备会将结果上传到中央服务器。分析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对疾病进行实时追踪,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最新信息,从而决定在何处开展预防和治疗工作。
LumiraDx
公司的读卡器设备
/
DPC LEBANON
在我们的基金会的支持下,非洲
55
个国家部署了最初的
5,000
个这样的读卡器。尽管项目规模对这么大的区域而言远远不够,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它的益处将不仅止步于新冠疫情,未来这个设备还能用于检测
HIV
、结核病及其他疾病。
还有些公司正在研究如何使我们现在用的高灵敏度检测工具,变得更快、更便宜,或是扩大那些灵敏度稍低、成本也更低的检测方法生产规模,从每天生产数万个提高到数百万个。检测领域的创新速度令人惊叹,这会让每个人从中受益。
我很高兴自己错判了一件事,至少我希望自己错了,那就是我对新冠疫情将在低收入国家肆虐的担忧。
人们在院落里散步
/
Gates Notes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担忧没有成真。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病率与死亡率仍远低于美国或欧洲,与新西兰持平,新西兰因其对抗新冠的成就备受关注。非洲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南非,但即使在那里,病例率也比美国低
40%
,死亡率比美国低近
50%
。
我们仍然没有足够数据,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病与死亡人数,没有我担心的那么高。一些国家较早实施的封锁措施,起了一定作用;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非洲人口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更年轻,年轻人不太容易感染病毒;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量农村人口长时间呆在户外,在那里病毒很难广为传播;还有一种可能,尽管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是由于贫困国家的卫生系统存在差距,无法对疾病进行准确监测,真实数据可能比看起来要高。
然而,我之前的另一个担忧却成真了,新冠肺炎正在给其他疾病造成涟漪效应。上个月,我惊讶地获悉,新冠肺炎在非洲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中,仅排在第
31
位。相比之下,它在全球排名第
4
,在美国排名第
1
。
原因何在?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新冠发病率相对较低,也因为卫生工作者注意力转移到抗击新冠上,严重干扰了检测与治疗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及其他疾病的工作。因此新冠在健康威胁的名单上虽然排名靠后,但其他的健康危机却在卷土重来。
另一个原因,是病人更不愿意去诊所,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感染,这意味着更严重的疾病无法得到诊断。例如,在印度,结核病诊断率下降约
1/3
。随着未发现病例的增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于这种疾病。
正因如此,世界要确保挽救生命的工具必须到达并适用于每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
2020
年春天,当新冠开始在全球蔓延,我写道:“这就像一场世界大战,只是这一次,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如今,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全球携手抗击新冠的乐观估计已经成真,除一些明显的例外。如果各国政府、公司、科学家没有如此紧密的合作,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快、这么远。
这种全球合作是我对
2021
年满怀希望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乐观不仅限于疫情控制。我相信,世界还可以就这个时代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即气候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2021
年,世界各地领导人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会议,这是自
2015
年巴黎会议以来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美国将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发展与部署清洁能源,推动消除温室气体。
2021
年,我希望用大量时间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针对气候变化与新冠肺炎问题进行交流。在下个月梅琳达与我的年度公开信中,我将阐述世界在新冠疫情中的经历对于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意味着什么。我也将在
2021
年
2
月出版的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中,与大家分享我在过去
15
年研究这一问题,并投资于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学到的,希望这本书能带来更有成效讨论。
希望一年之后我们再度回顾,会认为
2021
年比
2020
年有所进步。这个进步可能并不瞩目,但对全世界每个人而言,都应当是显著且可衡量的。
比尔·盖茨
2021
年度公开信:这一年,全球健康与你我休戚与共
比尔·盖茨
/
梅琳达(比尔·盖茨妻子):
写下这封信时,我们刚刚经历前所未有的一年。
20
年前,我们创办盖茨基金会,聚焦全球健康,希望用从微软获得的收益,尽可能改善更多人的生活。健康是任何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石,如果你的健康受到威胁,总是担心染上什么可能致命的疾病,那就很难全心投入到任何其他事情中,因为生存与健康会成为你的首要任务。
过去一年中,许多人第一次对此有切身体会。现在,我们做出任何一个决定之前,都要考虑一个新的因素,如何将感染或传播新冠肺炎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封信可能会被一些流行病学家读到,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猜想大家都在过去一年被迫学习了一套全新的词汇,并努力调整,以适应这样的生活,如社交距离、拉平曲线(降低感染高峰)、某种病毒的
R0
值(基本传染数,指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未免疫情况下,一个感染者传染他人的人数)等。对正在读这封信的各位流行病学家来说,你们恐怕从来不会相信自己的同事安东尼·福奇,竟然登上时尚杂志《
InStyle
》的封面。
撰写
2020
年度公开信时,世界才刚刚开始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尽管我们基金会一直对全球暴发大流行病的可能保持警惕,尤其在西非埃博拉疫情后,但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地的经济、就业、教育、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之大,还是让我们始料未及。
在第一次听到“新冠肺炎(
COVID-19
)”这个词仅仅数周后,我们就关闭了基金会在各地的办公室,与全球几十亿人一起开始适应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而言,日子变成了一次次视频会议、一条条令人担忧的新闻推送、一顿顿微波炉快餐组成的混沌时光。
但与疫情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相比,我们俩所做的妥协简直微不足道。新冠肺炎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数百万人受到病痛折磨,全球经济也因此陷入严重衰退。
15
亿儿童被迫停课,有些孩子甚至再无可能回到课堂。坚守在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做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他们自己与家人都承受着巨大风险,压力与隔离对心理健康也产生深远影响。
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家庭遗憾地错过许多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毕业典礼、婚礼,甚至是葬礼。我们的父亲,老比尔·盖茨
2020
年
9
月去世了,我们却不能聚在一起悼念他,让这场离别倍添感伤。
在关闭学校的政策方面,国家或地区内部可能存在差异。如果国家下属某些地区要求停课,则将该国标记为“要求停课(仅某些层级)”
/
Our World in Data
过去几个月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沉重一笔,这是整个疫情期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希望就在眼前。虽然复苏之路仍然漫长,但在这场抗击病毒的战役中,全球在开发新型检测工具、药物、疫苗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工具很快便能大幅拉平疫情曲线。
此时此刻,我们不禁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
1942
年秋,英国在对纳粹德国的一场战役中取得胜利,丘吉尔认为这是战争转折点,在为纪念这场胜利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他发出了警告:“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序章,但这可能是序章的结束。”
就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们乐观地相信“序章的结束”就在眼前。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为走到今天,全世界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医护人员、商业领袖、基层组织人员、宗教团体、许多其他各界人士,正在以全新方式通力协作。
这种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当我们面临这种全球危机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企业的决策仅仅出于商业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各国政府只顾狭隘地保护本国公民。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与利益团体以良善之心聚四方之力,以团结合作谋人类福祉。
慈善事业可以促成这样的合作。盖茨基金会在传染病方面已经有
20
年工作经验,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专家、政府、私营部门等,都保持长期、深入合作关系。同时,由于盖茨基金会着重关注全球最贫困人口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也深知世界需要充分考虑到低收入国家的独特需求,这一点尤为重要。
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已经为抗击新冠肺炎投入
17.5
亿美元。大多数资金都用于生产、采购重要医疗用品。例如,我们为开发单克隆抗体等新冠肺炎新型药物的研究人员提供支持。我们还与合作伙伴携手,确保这些药物的配方能方便它们在最贫穷的地区运送及使用,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受益。
我们还支持研发、交付安全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在过去
20
年间,我们提供资源支持
11
种疫苗研发,这些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都得到验证。我们的合作伙伴正将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应用于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工作中。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或你身边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我们认为,这些疫苗能如此快速地问世十分了不起,因为在
2020
年初,人们对新冠肺炎的病原体还几乎一无所知,而验证一款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也需要遵循非常严格的流程。大家一定要明白,虽然这些疫苗的研发被提速了,但还需遵循严格审评才能最终获批。
纽约市某疗养院居民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
盖蒂图片社、
Spencer Blatt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能独立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各地资助方慷慨解囊,竞争对手共享研究成果,而全球多年以来对科技的投资开启疫苗开发的新纪元,这一切让每位参与者都能把握先机。如果新冠病毒不是在
2019
年、而是
2009
年出现,那疫苗的研发过程会漫长许多。
当然,在实验室中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还只是一切的开始。因为全世界需要数十亿剂的疫苗,才能保护所有人免受这种疾病的威胁,所以我们帮助合作伙伴探索如何能够在研发疫苗的过程中,同步推动后续的生产工作。通常来说,这个过程是有先后顺序的。
现在,我们需要从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及其他高风险人群开始,让世界上每个有需要的人都得到这些疫苗。盖茨基金会之前也与疫苗生产企业合作,以低廉价格大规模交付其他疫苗,包括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向低收入国家
8.22
亿儿童提供疫苗,而我们在交付新冠肺炎疫苗时,采取相同方式。
我们的基金会与合作伙伴也在以其他方式,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
2006
年,我们的好朋友沃伦
·
巴菲特将他的大部分财产捐给基金会,让我们的资源翻了一倍。他那时督促我们聚焦于那些对达成我们的使命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抗击新冠肺炎无疑是
2020
年全球健康事业中一个关键工作,但它绝不是我们
2020
年唯一工作。我们的同事们在基金会的各个项目领域都在积极推动进展。
受疫情影响,通过举办一次活动向大批民众集中发放蚊帐做法不太安全,因此疟疾团队需要重新考虑怎样分发蚊帐。我们还帮助合作伙伴了解新冠肺炎对孕妇及婴儿的影响,并保证他们能持续获得必需的医疗服务。
我们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伙伴帮助教师进行调整,让他们习惯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远程教学。换句话说,我们仍然在向着基金会成立以来的既定愿景迈进,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医疗工作者在贝宁分发蚊帐
/
盖蒂图片社、
Yanick Folly
如果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对疫情后的世界保持乐观,那就是,虽然疫情迫使很多人去学习全新词汇,它也为老生常谈的“全球健康”赋予全新含义。过去,“全球健康”很少真正用于描述全球各个地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
实际上,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常会用这个词指代贫困国家人口的健康状况,虽然形容这一情况更准确的用词或许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健康”。但这种情况在
2020
年发生改变。
2020
年全球健康与本土健康融为一体。面对无视国界或地理边界的病毒,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间人为设置的区隔瞬间坍塌。
我们亲眼见证这样一幕,一种你闻所未闻的疾病在某个你或许从未踏足的地方暴发,迅速形成一场你身边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提醒着我们,无论我们有多么不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被微生物与微粒组成的微观网络紧紧相连,无论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我们希望
2020
年一起走过的经历能深远地改变人们对全球健康的看法,也让富裕国家的人们看到,对全球健康的投资不仅能惠及低收入国家人民,更能让所有人受益。我们非常兴奋地看到美国最新的新冠肺炎援助计划涵盖一项
40
亿美元投入,用于支持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类投资能让我们在应对下一次全球挑战时准备得更好。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的决定性事件,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也将重新定义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二战促使各国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利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将应对这场疫情危机中来之不易的经验教训,转化成一个人人更加健康、平等的未来。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阐述对构建一个更加美好未来至关重要的两个领域,优先解决公平问题,及为下一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
梅琳达:
过去一年我最怀念的事情,就是去实地看看我们基金会的工作情况。我家到处都能看到我在这些旅程中遇见的女性的照片。即使现在在家办公,我也能时常看到她们的面孔。
我常常在想她们眼中的疫情是怎样的,她们又在如何应对。在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及领导者视频通话时,我也会想象这些对话中做出的决策,将如何影响这些女性与她们的家人。她们时刻提醒我,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应对行动中,不能让任何人掉队。
从艾滋病到寨卡病毒,再到埃博拉,这些疾病的暴发都呈现出一种残酷模式。它们对一些人的伤害远大于其他人,而受到最大冲击的往往是同一群人。在它们影响整个社会的同时,还会加剧原本就已存在的不平等。
新冠肺炎造成的影响也是如此,资源匮乏的人群比资源丰沛的人群,受到疫情冲击更大;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比可以居家办公的人,面临更大风险;无法上网的学生比能够远程学习的学生,在课业上落后更多。在美国,有色人种患病与死亡率都更高;而在世界各地,那些一直在为生命的权力与影响力而抗争的女性,眼看着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微小进步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付之一炬。
盖茨基金会自疫情伊始,便与美国及世界各地伙伴通力协作,应对新冠肺炎对社会与经济造成的不平等,并阻止早已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
在美国,我们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很多努力,与我们推动种族平等的工作息息相关。例如,数据显示,美国黑人感染新冠肺炎几率是白人
3
倍,且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缺乏新冠肺炎检测能力的地区。为满足当地社区的检测需求,盖茨基金会与传统黑人学院、大学合作,提高校园内的新冠诊断检测能力。
医护人员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为人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
梅哈里医学院
我们还通过其他方式,包括基金会在美国教育领域的工作,应对疫情对有色人种造成的不平等影响。我们担心各个年级的学生都可能落下课业,
2020
年春天学校停课时,学生平均失去了几个月学习时间,但我们尤其担心新冠疫情会加剧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壁垒,特别是对于黑人、拉丁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大学毕业生终生收入的中位数,是高中毕业生
2
倍,因此这一问题会对这些年轻人产生深远影响。
为帮助学生克服新冠疫情造成的阻碍,盖茨基金会扩大与三个组织的合作关系,它们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数字工具帮助学生坚持学习,并取得大学学位。我们认为这些组织正在探索的模式和方法,会在疫情后继续为学生们带来更多机会。
谈到美国以外的工作,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呼吁世界领导人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应重点考虑女性。这场疫情及由其造成的衰退,对女性影响更大,如果政府忽略这个事实,这场危机还会进一步延长,经济复苏延缓也势必影响每一个人。
例如,由于
2020
年经济停摆,低收入国家数亿人口需要政府帮助才能勉强度日。但讽刺的是,政府常常会对最迫切需要这些经济援助的女性视而不见。向没有缴税记录、缺少正式身份证明,或没有手机的女性,安全快捷地转账汇款非常困难。
除非这些金融系统是专门为女性设计,否则很可能忽视她们的需求,将她们进一步推向经济体系边缘。我们的基金会还与世界银行合作,帮助各国克服障碍,建立起真正考虑到女性需求的数字转账项目。
印度锡拉纳的业务员帮助一位女性完成一笔银行交易
/
盖茨基金会
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我们正在支持设计针对女性与低收入工作者的经济应对计划。在中低收入国家,最贫穷的人通常是非正规部门的个体经营者,如农民或街头小贩。政策制定者常常忽视这些人,而传统的经济刺激措施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税费减免措施无法帮助那些不纳税的人,而给自己打工的人又如何实现带薪休假呢?盖茨基金会也在资助研究政府如何通过优先采取现金资助、食品救济、延付租金及水电费等措施,修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漏洞。
2020
年,女性无偿劳动成为人们关注焦点,我在之前的年度公开信里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几十亿人都隔离在家,对做饭、打扫、育儿等无偿护理工作需求激增。女性已经承担其中
3/4
的工作。
疫情中,她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类工作虽然是无偿的,但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全球范围内,女性无偿护理工作每增加
2
小时,就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
10%
。在政府重振经济时,我们也应该开始将育儿视作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像修建道路、铺设光缆一样值得资助。长远看来,这有利于创建更具生产力、包容性的后疫情经济。
然而,比尔与我最为担心的是,这场疫情不仅会暴露很多已经存在的不平等,还会引发一个全新的问题,免疫不平等,即未来只有最富裕的人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而其他人却无法接种。
富裕国家早在数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大量预购疫苗,确保这些疫苗获批后能立即为其公民接种。从目前状况看来,中低收入国家在未来一年内只能为其
1/5
人口提供疫苗。在一个全球健康与本土健康融为一体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此深感担忧。
从疫情开始,我们就在提醒富裕国家谨记一点,任何一处的新冠疫情都会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在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前,还会有一批批病患不断出现。这些病患群体会扩大、蔓延,学校与企业会再度停工停学,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也将持续下去。一切都取决于全世界能否齐心协力,保证
2020
年取得的科学成果,在
2021
年尽可能挽救更多生命。
此类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会影响生活方方面面。而随着这些历史性时刻应运而生的解决方案,也必将产生涟漪效应。包容性的应对措施不仅能挽救生命、改善生计,还能为建设一个更强大、平等、坚韧的后疫情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比尔·盖茨: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何时会恢复正常。我理解为什么大家会问这个问题,我们都想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是有一个领域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回到过去,那就是我们对于大流行病的轻敌自满。
残酷的现实是,新冠疫情恐怕不会是我们面临的最后一场大流行病。我们不知道下一次疫情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它是一种流感、冠状病毒,还是其他前所未见的新疾病。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能再被打得措手不及。除非全世界行动起来,防患于未然,否则下一场大流行病的威胁依然会笼罩人类。
所幸,我们可以在传染病暴发前未雨绸缪。尽管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没能为新冠疫情做好充足准备,但我们依然受益于过去抗击其他传染病的经验。例如,埃博拉疫情让我们认识到需要加速新疫苗的研发。因此,盖茨基金会与政府及其他资助者合作,创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CEPI)
。
CEPI
资助多个新冠候选疫苗研发,包括
Moderna
研发的疫苗、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合作研发的疫苗。
CEPI
也深度参与梅琳达提到的疫苗公平分配的工作。
为防止
2020
年的艰难形势重演,我们必须像对待战争威胁那样重视大流行病的防范工作。世界必须加倍投资于研发,及像
CEPI
这样有助于抗击新冠疫情的组织,也需要加强建设我们尚未具备的能力。
预防下一次全球大流行病需要每年数百亿美元投入,这确实是一笔庞大开销。但请不要忘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预计会造成
28
万亿美元经济损失。全球花费的这数百亿美元,可以节省几十万亿美元,并避免数百万死亡,我认为这是全世界可以买到的最好、最划算的保险。
这笔投资大部分来自富裕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高收入国家政府更需要带头行动,因为他们将因此受益良多。如果你来自富裕国家,那你的政府为全球流行病防范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将惠及于你。正如梅琳达提到的,世界上任何一处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整个世界都会受到威胁,下一次全球大流行病也是一样。用于切断病毒传播的工具与系统,需要在全球普及,包括在那些中低收入国家。
首先,政府要继续投资于此次疫情中不可或缺的科学工具,即便是在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新的突破可以帮我们在下一次抗击新的疾病时抢占先机。美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建立起足够检测能力,但其实在短时间内提升快速检测能力是有可能的。在下一次大流行病到来前,我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全球超大型诊断平台,每周可以检测多达
20%
全球人口。
实验室技术人员将棉签插入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仪器
/
盖蒂图片社、
Angus Mordant
我相信下次面对大流行病时,我们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单克隆抗体是新冠疗法里最被寄予厚望的治疗方法之一,如果病人能够及时获得这种治疗,死亡率就有望下降
80%
。
10
多年来,盖茨基金会一直在资助单克隆抗体疗法的研究,探寻其治疗流感、疟疾的潜能。这些抗体可以用来治疗多种疾病,而其劣势在于研发与生产非常耗时。我们恐怕还需要
5
年时间改进技术,才能快速将其应用于抗击新的病原体上。
未来
5
年,我们研发新疫苗的能力也会突飞猛进,这主要得益于新冠肺炎
mRNA
疫苗的研发成功。我在自己的年度总结《
2021
,世界势必取得进步》一文中,详细地介绍过
mRNA
疫苗。简单而言,
mRNA
疫苗属于一种新型疫苗,它可以给人的身体发出指令,教会它如何抵御一种病原体。尽管基金会自
2014
年起,一直在资助这一新技术平台研究,但直到上个月才有一种
mRNA
疫苗首次获批,这次疫情大大加速
mRNA
疫苗平台研发进程。
正如我相信检测方法与单克隆抗体疗法将取得巨大进展一样,我认为在未来
5~10
年,
mRNA
疫苗研发速度会更快,生产更易规模化,储存性能更稳定。这对于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及其他全球健康挑战来说,都是巨大突破。
mRNA
疫苗的技术平台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疾病防治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潜力,也许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进展,将会成为我们终结这些致命疾病的利器。
要防范全球大流行病,光靠科学工具是不够的,全球还需要可以实时监测危险病原体的基层能力,及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启动的基层卫生力量。这方面的细节还有待考量,包括应该在哪些地点建立这种基层卫生力量,组织架构怎样设计等,但我现在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首先,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发现疾病暴发,不管何时何地,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球预警系统,现在我们的系统规模还不够大。这一系统的基石是诊断测试。假设你是一名农村卫生诊所的护士,你注意到咳嗽的病人比往年这个时候要多,或病患死亡数量高于往常。于是,你做了常见病原体检测,如果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你的样本就会被送往其他地方进行测序及进一步调查。
加纳库马西印加诊断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组装新冠肺炎检测套件
/
Diagnostics Lab in Kumasi
如果你的样本被发现是某种有超级传染力或前所未见的病原体,传染性疾病的应急人员会开始行动,这些人就好比应对大流行病的消防队,与消防员一样,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随时准备应对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潜在危机。当没有疫情暴发时,这些人可以进行疟疾、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防控方面的工作,以维持高技能水平。我估计全球共需要约
3,000
名应急人员。
为学习如何最好使用这些应急人员,全球需要经常进行情景模拟演习,在模拟中演练、分析、提高应对疫情暴发的能力,就像用军事演习提高实战能力一样。速度在大流行病期间是关键,速度越快,越能尽早切断病毒的指数级传播。
那些近年来抗击过呼吸道疾病暴发的地方,如遭遇过非典(
SARS
)的中国台湾地区、遭遇过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的韩国,在这次疫情当中的反应速度要快过其他地区,因为他们已经有经验了,演习可以确保所有人在下次疫情到来时迅速展开行动。
归根结底,我之所以乐观地相信,我们下次能够做好准备的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是世界已经明白应该严肃对待大流行病。世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传染性疾病可以夺去数百万人的性命或令全球经济陷入瘫痪。
过去一年的苦难将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留下永久烙印。我相信所有可以确保悲剧不再重演的努力,都会得到广泛支持。我们已经看到不断有新的大流行病防范战略出台,包括
2020
年由英国主导的七国集团提出的战略。我预计未来的数月、数年内,还会涌现越来越多的举措。
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来袭时,世界没有做好准备,我相信下一次会大有不同。
比尔·盖茨
/
梅琳达:
在新冠肆虐的当下,还有很多人深受其害,我们很难预计疫情何时才会终结。而当那一刻终于来临的时候,历史会铭记那些在疫情中涌现的卓越领导者,因为正是他们带领我们走出这次危机。
我们说的领导者不仅包括那些负责组织政府抗疫行动的政策制定者或政府官员,也包括历经艰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确保孩子不会落下功课的老师、家长、保育员,夜以继日研究如何阻止病毒的科学家、研究者,还包括那些愿意多做几份饭、让邻居不会挨饿的好心人。
他们展现出的领导力将带领我们走出疫情,多亏了他们,世界才能复苏,而复苏后的世界将变得更加坚强,并为下一次挑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过去一年中,疫情几乎威胁到世界上每个人,我们希望,在
2022
年结束前,公平、有效的抗疫举措也可以惠及每个人。
祝福你与你的家人、朋友,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比尔·盖茨,
1955
年
10
月美国华盛顿州西雅
图出生
,父亲威廉
·
亨利
·
盖茨,是当地著名律师;母亲玛丽
·
盖茨,是华盛顿大学董事、第一洲际银行首名女性主管、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主席;外祖父
J. W.
麦克斯韦尔,曾任国家银行行长。
1967
年,盖茨进入私立男校湖畔中学;
1968
年,盖茨与学长保罗
·
艾伦
(
1953
年
1
月出生)
,利用一本指导手册,开始学习
Basic
编程,当时盖茨仅
13
岁。该校拥有一台
PDP-10
计算机,其使用费用按时间计费,年度预算
3,000
美元,但仅仅数周,盖茨与艾伦便花光这笔预算。
不久后,
他俩与计
算机中心公司(
CCC
)签订协议,盖茨与艾伦向
CCC
报告
PDP-10
存在的软件漏洞;作为回报,
CCC
向他们提供免费上机时间。
1971
年,盖茨为湖畔中学编写程序,其中包括一款课表安排软件。
1972
年,盖茨卖掉他的首个电脑编程作品
“
时间表格系统
”
,
买家是他
的高中学校,价格为
4,200
美元。
1973
年,盖茨考入哈佛大学,盖茨在
SAT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标准化测试中得分
1,590
分(满分
1,600
)。
1975
年
1
月,在当月出版的美国《大众电子》杂志上,刊登
MITS
公司介绍其首个微型个人计算机
Altair 8800
的文章,但当时
Altair8800
缺乏相应的系统软件。数天后,盖茨就给
MITS
总裁埃德
·
罗伯茨打电话,表示自己与艾伦已为这款机器开发出
BASIC
程序,实际上,当时他们一行代码也没有写。
1975
年
2
月
1
日,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后,盖茨与艾伦编写出可在
Altair 8800
上运行的程序,出售给
MITS
的价格为
3
,
000
美元,但相应版税却高达
18
万美元。由此,艾伦加入
MITS
,任软件部主任,年薪
3
万美元;
1975
年,念完大学二年级课程后,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入职
MITS
。
1976
年
11
月
26
日,盖茨与艾伦注册微软商标,曾考虑将公司名称定为艾伦与盖茨公司(
Allen & Gates Inc.
),但后来决定改为
MicroSoft
,当时艾伦
23
岁,盖茨
21
岁。
1976
年底,艾伦离开
MITS
。
1977
年,
MITS
以
600
万美元估值被收购,盖茨离开
MITS
;
1979
年
1
月
1
日,盖茨把微软总部由
MITS
总部所在的阿尔伯克基,迁往华盛顿州贝莱佛市。
1980
年
8
月
28
日,盖茨与
IBM
签订合同,同意为
IBM
的
PC
机开发操作系统。随后他以
5
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公司的
QDOS
操作系统,改进后,改成
IBM
需要的
PC-DOS
系统,也就是后来风靡世界的
MS-DOS
系统。
1982
年,在上市销售的第一年,盖茨向
50
家硬件制造商授权使用
MS-DOS
操作系统。
1983
年
11
月
10
日,
Windows
操作系统首次登台亮相
,
该产品是
MS-DOS
操作系统的演进版,并提供图形用户界面,后续的系统版本由于不断迭代升级,更加易用,逐步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操作系统,助力盖茨成
为当时全球
首富。
1995
年
7
月
17
日,盖茨荣登《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榜首,个人财富
129
亿美元,年仅
39
岁。此后,
1995~2007
年连续
13
年成为《福布斯》全球富翁榜首富,连续
20
年成为《福布斯》美国富翁榜首富。
2000
年,比尔
·
盖茨成立比尔与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
2008
年,盖茨宣布将
580
亿美元个人财产捐给慈善基金会;
2014
年,盖茨辞去微软董事长;
2020
年
3
月,盖茨退出微软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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