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问近思半月谈 |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多尺度的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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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简讯 -

2017年11月8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学术沙龙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叶超教授进行了专题讲座。叶超教授围绕“中国的城镇化与空间生产”这一议题，从空间的生产理论反思、实证研究方法维度展开，分享了空间生产研究前沿及中国经验展现。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多尺度的理论与实证

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征是空间的生产，即超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和建城区面积扩张、超快的发展速度与超常规的发展路径。与超快速城镇化相伴的是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及更高的健康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超教授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转型，要深刻反思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

一、空间的生产理论反思 ：社会空间的辩证法

叶超首先介绍了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和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科领域发生了一次“空间转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开始从关注历史、时间转向关注空间。空间的生产原本是一个社会学、哲学的概念，后来被引入城市研究、地理学，甚至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这表明空间生产已经从物理空间转移到社会空间。

叶超认为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对空间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空间不再被当作静态的容器，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生产性的、和社会性的概念。 例如正在举办讲座的报告厅，它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是一个社会的、情感的空间。这个空间中产生了知识，也产生了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去，空间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马克主义地理学认为，任何空间过程其实不是纯粹的，它包括了社会过程。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不太强调地理的空间尺度，认为时间比空间更重要。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就是说任何问题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后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 他们很强调空间的维度，以纠正以往对于空间的忽视。最后他们发展出一门学科叫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者叫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主要研究空间的问题 ，包括如何把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把历史问题和地理问题结合到一起。这些问题可能对媒介研究也很重要，媒体作为一种社会事件或者过程，其中必然有空间的存在，任何媒体事件、媒体行为的发生都有它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在空间的生产研究中有三位代表性人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索亚（Edward Soja），他们分别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和命题。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强调社会与空间之间的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哈维则认为，城镇化过程是和空间的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之上，索亚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

那么，空间和社会、城镇化和空间生产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何理解空间的生产和城市化之间“交错”“交织”的辩证关系呢？

叶超进一步分析了资本、权力、阶层综合作用空间的过程，其中资本代表着经济方面，权力代表着政治方面，阶层代表着社会方面，它们重新塑造着空间，空间变成了介质、产物和过程。 空间的生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用以透视城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三个要素塑造着空间，另一方面空间又产生着，影响着这三个要素，这就是社会空间的辩证法。

二、空间的生产实证研究：多尺度的方法

在空间生产的实证研究中，叶超主张用多尺度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地理学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尺度划分是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地方的和身体的，这样一种由大到小的划分。在不同的研究中，尺度的选择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来定。

叶超认为空间生产和城镇化是一个多尺度的过程，大体来讲，有世界-国家、区域-城市、社区-个体三种组 合起来的尺度。 在世界-国家尺度层面，研究者要认清整体的结构以及在结构的层面一些关键的概念，比如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在区域-城市这个层面，则聚焦于时空的演化，比如资本是怎样实现了循环、阶层之间的流动是通畅的还是固化的。在社区-个体这个层面，研究者对日常生活要有批判意识，如果习以为常，就难以觉察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接下来， 叶超以空间的生产理论为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对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实证考察。 在宏观和中观层面，这一地区的城镇化率提升迅速，投资分布集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呈现扩大的趋势。同时，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关系从“包围”变为“镶嵌”。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权力的是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城乡社会差距拉大，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非常不平衡。例如，尽管同属于长三角地区，但上海、江苏、安徽地位不同，在长三角城市群里面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城镇化并没有消除区域差异，反而加剧了地理不平衡发展，这一点在江苏尤为显著。

在微观层面，叶超分析了大学城的空间生产。研究发现，首先，新的大学城在设计理念上偏好宏大叙事的风格，宽阔的道路和高大的建筑与老校区古典的美学风格截然不同。其次，大学城的交通和周围业态存在问题，被征地的农民由于缺乏相应的业态安置，转而从事开黑车，开小旅馆等工作。第三，大学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一种重要的空间载体，而它的跨越式发展，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大学城几百年的进程，必然导致空间中的多尺度割裂状态。这种割裂表现为新老校区之间缺乏传承和历史感，基于共享理念的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区块之间联系薄弱等。

在更微观的层面，叶超则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大学布告栏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布告栏原本是大学校园里非常常见的信息传播渠道，然而通过对比南京大学布告栏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布告栏，发现二者呈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景观。在南京大学仙林大学城，布告栏被商家的培训、招聘和服务类广告占满，学术讲座、音乐会等其他非商业海报张贴的空间被严重挤压，因而引发了学生自发组织的驱赶小广告行动。在UBC，布告栏则被划分为求职、生活、学术等不同的区域，其中呈现的内容非常多元，包括政治批评、读书会、艺术宣传、期刊发布等各种信息。这一差别，也折射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大学向学生呈现的是怎样的世界；什么是真实的教育；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在空间的生产中有right to the city，即进入城市的权利这一概念。 叶超认为，城镇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在生活中，像张贴商业广告这种资本的“权力”和开展校园公共生活这种作为人的“权利”对空间的争夺，持续影响和塑造着大学乃至城市。由于城市容量的问题，有些城市，甚至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外来人口。因为这些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没有把进入城市的人的权利放到首位，而是把人口的容量放到首位，认为人的权利是可以被牺牲的。 这正体现了社会空间的辩证法，空间和社会之间是相互斗争、或者相互塑造的。在提出追求卓越城市的目标时，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城市容量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不应该被回避的一个问题。

叶超特别强调了“尺度”在空间生产研究中的重要性。城镇化和空间生产是一个多尺度的过程，不同的尺度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

• 在宏观的层面，包括开展综合性研究时，可以借助遥感影像等可视化技术，同时进行多国的政策比较和统计分析，以发现世界和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

  
  

• 在区域-城市层面，以量化研究为主，比如构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的、计量的分析，空间分析，还可以运用政策分析的工具。

  
  

• 在社区-个体层面，以质性研究为主，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社会调查，包括一些文学和艺术结合的、亲身参与的方法在这里都尤为关键。

其次应当注意：第一，不同层面的尺度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第二，尺度是有弹性的，既有以小见大的一面，又有宏大影响微观的一面；第三，尺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

最后，叶超还指出当今时代，城市和媒体已融为一体，现实已向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城镇化过程中，媒体空间是如何生产的？媒体空间和实体空间之间是如何联系，如何转化的？日常生活和媒体空间是怎样交互作用的？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Q & A

黄旦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非常感谢叶老师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城市和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些研究，我们就很难从您这样的角度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很有启发。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献，讲传播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交叉，（两个学科）如何交叉呢？就是传播学要用空间的概念，地理学用传播的概念，两个点上可以形成一个交叉。所以您刚才讲到尺度的问题，我们也在讲尺度，可以从尺度去理解传播。根据您刚才所讲的几个维度，我认为尺度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问题，因为尺度的改变，空间的展现就会改变，呈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叶超 ：对，当然我这里面只呈现了一种（尺度），现实中的尺度是错综交织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并不是这样从大到小的顺序，这种顺序划分只是一种习惯做法。

黄旦 ：所以同样从这里展开来，您给我们展示的空间生产的辩证法，然后是历史的、社会的。如果我来划分的话，我会把存在看作是空间的呈现，是社会的、文化的媒介。比如您刚刚提到的遥感，遥感技术在我们的专业看来就是一种媒介，因为遥感技术一进入，空间呈现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看不到，有了遥感技术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样一种“看到”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含义都会有变化。另外，在您的研究中，似乎自然地理的东西没有牵涉到。您是从社会的层面来研究苏南、苏北的变化，但是如果把生态和自然地理这一面放进去的话，资本、政治和社会阶层的互相生产会不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

叶超 ：您说的非常重要。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变化，原来我们认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相对分隔的，但是后来发现，自然地理是作为一个背景、一种基础条件？还是作为社会过程的一种动力？人们对自然地理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这个背后意味着，地理这个词的含义在发生变化，不同的人在想到地理这个词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设定的。但是我认为您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自然地理的问题仍然是很重要的，仍有必然放在里面去研究。

孙玮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理解您是在研究新的地理，但是比较多的是政治的、资本的、社会的地理影响，但是我们也想看到地理空间本身如何影响了政治和资本。就是同样的政治、资本条件，会不会由于地理条件本身的特殊性，导致政治和资本进入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状态？

黄旦 ：是的，就是政治、资本、社会和地理是怎样相互构成的，否则问题就会变成自然地理仅仅是一个对象，然后政治、资本、社会是怎么样征服了这个对象。这其实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或者说是世界观的问题，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我们研究者本身也是在顺着政治和资本的逻辑在走，从道德和伦理的层面上怎么样考虑人的生存的问题，而恰恰是那一面，把自然本身东西作为一个变量被消解掉了，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感觉就是从整个模型的建构来讲，从整个研究来讲，可能会变成一种单向的东西，而不是相互作用，不是在自然地理里面相互碰撞、介入和改变，可能完全变成了社会对自然征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