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游戏也好，祈福也好，投币活动都带着美好的希冀。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到这一活动的狂欢中，唯一不凑巧的是，有人直接把硬币扔进了飞机发动机中。
来源：网易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 作者：张帆
1953年，奥黛丽赫本出演了让她名声大噪的《罗马假日》，其中有一个情节便是她背对许愿池扔三枚硬币。奥黛丽赫本姣好的面容和纯情的表演让罗马许愿池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无论是哪里的人来到这里，都会往水池扔下硬币来许愿，以至于经常有人认为，往水池里扔钱的习俗来自于欧洲文化的影响。
但实际上，相似的场景在中国早已有之。1909年，一位叫John Dingle的英国记者来到中国旅行，他记录了20世纪初的中国风貌，其中讲到他在大理看到妇人们向送子观音求子的场景。那座观音像位于莲花池中，“一个又一个想生儿子的妇女前来通过扔钱恳求她，离开时满怀能生儿子的信心。等这些忧心忡忡的妇女都离开了，僧侣们就脱下鞋子、卷起裤子、蹚进水里，把钱捡起来据为己有——有时足足有三万钱。”
虽然人们相信祷告、许愿的力量，但光用祈福消灾的理论，还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虔诚的宗教仪式没能打动年轻人，唯有投币获得了极大的青睐。今天的年轻人不会在佛像面前三跪九拜，甚至不知道仪式规则，但任何年龄和出身的人却都有可能在池前投币。可以说，它的流行，更多地来自于游戏刺激和文化传播，而非宗教信仰。
想一想，只要一枚不超过一元钱的硬币，就可以玩祈福的游戏，这个花费甚至比打气枪，套圈圈便宜。游戏的规则是固定且简单的——把钱币投到固定的点上，如果投中了，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好运。它就像各种带有竞技性质的游戏一样，刺激着人们的参与。
这种游戏有可能比宗教文化历史更为悠久。荷兰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就认为，文化产生于游戏之中，而竞赛更是游戏的一种最常见方式。
在古代，人们通过掷石头，射箭的游戏来模拟狩猎行为。根据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的说法，古代人解释世界最常用的一个规律就是“相似律”，也就是说，在古人的思维中，如果某两件事情很像，它们的功能也会是一样的。所以人们会通过击鼓来模拟雷声，从而祈雨。而能够投中石头，也就意味着狩猎活动能取得成功。
恰好击中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将有好运，这使人们愿意去参与这样的行为，就像人们愿意在山间挂满长命锁一样，美好的寓意总有宽阔的市场。而并不是随随便便掏点钱就能获得这样的好运，只有投中目标才意味着被格外眷顾，这也使“好运”显得没那么廉价。
在今天的各种景区扔钱中，最能激发起人们扔钱欲望的，是水池中有一个小坛子，而不是直接把钱扔进水池。即便是美如赫本，也要背对着许愿池投进硬币，愿望才能灵验。
当祈福的愿望遇上游戏的行为，原本严肃的仪式也就更加亲民，更加世俗化。古希腊的大部分节庆活动（如竞技、诗歌、表演、绘画、朗诵和舞蹈）都具有游戏的特征，不同于祭祀是少数人分等级参与的特权，游戏扎根于习俗中，拥有了比仪式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受众。而投币掷物作为可能比仪式存在更久的行为，早就有了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土壤。
如果说在关闭国门时，扔钱祈福会被激进分子视作封建迷信活动，那么当国门打开、外来文化逐渐引入时，这一行为也开始被人们用更加温和宽容的方式对待。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化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仪式观”的理论。他认为，仪式真正分享的并不是真理或者信息，而是共同的行为和信仰。当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发现各地的人们都在用投币祈福时，这种共同的习惯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广为传播。
往水池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扔钱，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习俗，只不过在中国，这种情况常见到甚至泛滥的地步。放生池、大水缸、佛像、花坛甚至十三陵的棺材，都有人往上面扔钱。名胜古迹也好，小商店的院子里也好，都常常有人放个水缸，里面积攒了一层的硬币。
但是，如果你仔细留意，你会发现，向景点中扔硬币在世界各地都存在。
在伊朗库姆，这个被认为是什叶派伊斯兰圣城的地方，有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大清真寺和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墓。每逢穆斯林节日和祈祷日，大清真寺外人山人海，祈祷大厅里就会跪满男女老少，人们争相用嘴去吻、用手去摸墓罩、还往里面扔钱。
泰国人相信将硬币丢到海龟身上能够让他们长寿并给带来好运。在泰国东部小镇Sri Racha的一个公共池塘里，一头雌性绿海龟一共吞下了915枚游客们扔进来的硬币，曼谷的兽医还为它做了取出硬币的手术。
印度电影《我滴个神》也有同样的场景，阿米尔汗饰演的外星人无法理解印度人的信仰，他发现，随便在学校的花坛里放上一块石头，在上面涂点红颜料，再在石头钱放几枚钱，就会不断有人来祭拜这块石头，并在石头前放上钱。
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喜欢往池子里扔钱跟古代宗教中的交易式信仰有关，是一种从祭祀延伸过来的习俗。因为古人要通过供奉祭祀来取悦神，所以就慢慢演变成通过扔钱来得到神的庇佑。
但这种说法显然并不能逻辑自洽。当古人将祭祀看做是一种交易行为时，他们会用频繁的、奢侈的祭祀来祈福消灾。比如殷商时代人们还屈服于神的威力，所以祭祀排场大、祭祀频繁。
但到了周朝，当人们为神赋予了道德性的时候，个人的道德品行和祭祀时的诚意才是神是否庇护的重要因素。《金枝》里面记载，苏轼任地方长官时曾经代民祈雨，但雨并没有下下来，于是苏轼还公开道歉。因为祈雨不成会被认为是心不够诚、做的不够好。
扔硬币的行为，既不够奢侈大方，也不够庄严肃穆，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求好运的行为，远远谈不上与神的交易。宗教祭祀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少地强调祭品的贵重，而越来越多地强调内心诚意和道德修养，现代人已经难以再有这种靠钱来“贿赂”神的思维方式。
有趣、好玩、有美好的寓意也并不能保证一项活动历久弥新，不信你看看端午、重阳这类传统节日在中国遭遇的困境就能知道，有趣的活动也需要适宜的生存土壤。而恰好，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在推动着祈福活动的进行。
不管是游戏也好，祈福也好，投币活动都带着美好的希冀。作为祈福消灾的最佳场所，寺庙是投币行为最常出现的场所。但能把它发展成所有景区的常态，则可能跟中国寺庙的特点有关。
跟欧洲和中东地区漫长的政教合一历史不同的是，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儒家学派（也有学者认为是儒教）。佛教、道教等在中国受众最多的宗教，除了辅佐国家政权外，更多地是教化民众修身养性。
因此，寺庙和道观大多建立在名山大川等风景秀丽的地方，它们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旅游胜地，这也是人们喜欢到佛寺参观旅游的主要原因。来此地者既有虔诚的信徒，也有文人骚客。
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原有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下，宗教的传播需要以不断地世俗化来进行。而这个过程要求宗教要不断地去适应社会进步，关注人们的世俗生活，积极参与现实世界建设，较之以往会更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
在过去，寺院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自给自足的，随着旅游的介入，寺院经济的发展空间迅速扩大。宗教人士、政府部门、旅游机构都能在宗教旅游中分得一杯羹。随着资本和权力的介入，宗教加快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过程。而作为一种既能增加客流量又能增加收入的方式，许愿池早已从一种民间习俗转变成了经济手段。
人越多香客也就越多，佛寺只要大门敞开，香火灯油的钱就会络绎不绝地送进来。如果说古时候的文人也多少对宗教怀有敬畏，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出门旅游时，寺庙作为旅游场所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大。
截至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共八批225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以宗教旅游资源为主要吸引力的景区数量已达104处，占总数的46.22%，并且其中的18处宗教景区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吸引着无数信徒和海内外游客前来朝觐和旅游。
Collins kreiner和kliot将宗教旅游者按世俗-神圣的动机进行了区分。虔诚的宗教徒将去寺庙看做是一次朝圣，而世俗的旅行者则将寺庙当作旅游胜地。当朝圣者去宗教场所时，他们更注重的是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而旅行者则更注重游玩过程中的体验。
如果说高僧名寺最能吸引朝圣者，那么有趣的、功利性的活动是吸引游客的最佳方式。这些原本就是抱着游玩而非朝圣的心态来到寺庙中游客，借着宗教的宝地，一方面模仿着朝圣者供奉物品钱财、祈福讨彩，另一方面又将这种仪式世俗化、娱乐化，成了在寺庙中常见的游戏。
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扔几枚硬币对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值得一提。通过一份在安徽九华山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而他们花费在旅游景点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宗教场所成为旅游场所早已是不可抵挡的趋势，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地参与到祈福活动中，这些简单易学的小仪式就越来越流行。
尤其是近几年来，宗教旅游渐渐成为旅游设计中的一个热点。在旅游资源开发项目中，禅学、道教体验营等以文化主打的项目往往针对高端人群，而长命锁、许愿池则将目标锁定在普通大众身上。而这类最没有门槛的项目设计，还能为景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提高人气，各大景区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许愿池的。
不要小看了许愿池的收益，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2016年抛入许愿池的硬币总值140万欧元（约合1027万元人民币）。虽然这笔收入最后被分给意大利几家慈善机构，但许愿池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在洛阳白马寺的莲花池中，媒体报道说这里每天都要打捞四次钱币，10元、5元的钱都很常见，甚至还有一些百元大钞，黄金周期间，这里一上午就能把钱堆满整个池底。
甚至在成都的宽窄巷子，一个普通的水池也被游客们当成了许愿池，过年期间游客们把池中心的三个烛塔当做靶心投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投了近2700元。
在各类祈福活动中，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到这种狂欢里，拉动内需，创造价值，而且无害。
唯一不凑巧的是，有人真的把这类消费活动和游戏当成了世界规律，直接把硬币扔进了飞机发动机中。这就像单身狗被忽悠了买了999朵玫瑰之后，就以为自己真的能找到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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