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粉丝给我们留言：
“KY小姐姐你们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从小爸妈用很公正的方式对待我们——至少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的偏爱。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我更好一些，当然姐姐也对我很好。但我姐姐一直是一个比我开朗活泼很多的人。
我不喜欢接触人，在人很多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也觉得自己有点笨拙，关于恋爱更是一窍不通。而姐姐走到哪里都讨人喜欢，在所有的场合都显得很自如，很多男孩子都喜欢她，她也很会处理这些关系，即便她表示不喜欢他们，也能和他们变成好朋友。
我看了很多原生家庭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但姐姐和我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是如此不同的人呢？人是否存在天生的精神胚胎，注定了某一些命运的发展方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留言，辛苦啦，谢谢你们。“
这位小朋友，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事实上，Ta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聊一聊的话题，即我们的人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经提到过，“人，并非是一个纯粹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由原始冲动欲望堆砌的一成不变的个体，也并非绝对由文化环境所操纵的木偶”。我们人格的形成，是由先天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今天想聊的重点是，一些先天的因素对我们人格的影响被低估了；同时，我们还没有形成记忆时的人生最早期的关系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也往往会被我们忽略。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
人格是一种
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心理趋势
人格，指的是人们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自身在思想、价值观、社会关系、行为模式、情感体验等各个方面的大体趋势（tendencies）（McAdams & Olson, 2010），以及在这些方面上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差异（Kazdin, 2000）。
众多研究者认为，人格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心理趋势（McCrae & Costa, 1999; Jarrett, 2016），先天因素在人格形成过程中其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早期成长环境等后天因素对于人格的塑造时，先天因素的重要先决意义很多时候被轻视了（Erikson,1950; Freud, 1963; McCrae & Costa, 1994）。
人格形成的基础:
你可能忽略了自己的“精神胚胎”
气质性格（Temperament, 也有称作dispositional traits），也就是所谓的“秉性”，是那些在我们仅出生几天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脾气性格”（Jarrett, 2016），它被看作是奠定了人格的最基本的趋势特征（McCrae,et al., 2000）。
我们所熟知的，责任心、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及情绪稳定性，即“大五人格”，就是最常被用以描述人格的基本趋势的五个维度（McCrae, et al., 2000）。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BrianLittle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新生儿的床边制造出一些声响的时候，有些新生儿会自然地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另一些新生儿的反应则相反，他们会（默默地）转开（Little, as cited in, Dahl, 2014）。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那些会转向声源的新生儿，更有可能在之后成长为外向的人，而相对的，另一些新生儿则更可能成长为内向的人。
可以说，在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胚胎”，它在生命的最初，表现为了气质性格，影响着人们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也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成为了个体人格特质的基础内核。
心理学教授Dan McAdams曾在一次访谈中形象地描绘道，“一个人的人格，就像是被人们的种种人生故事包覆着的气质性格”（as cited in, Friedersdorf, 2016）。
* 为什么说人格中存在着“精神胚胎”呢？
除了上述对婴儿及个体成长的直接观察外，众多心理学、生物学及遗传学的研究也都佐证了这种“精神胚胎”似的人格基础的存在。
1. 某些人格特质与生物性特征存在直接相关
Roberts与Jackson（2008）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发现了特定人格特质与基因的相关性，例如，拥有5-HTT这种基因序列的人更具有攻击性，而糖皮质激素受体更活跃的人，天生抗压力更好。
另外，哈佛大学教授Jerome Kagan也发现，人的一些生理特征与人格存在相关，如更容易感染、皮质醇（又称“压力荷尔蒙”）水平更高、心率更高的人，更自我压抑、更容易烦躁和感到焦虑（as cited in, Gallagher, 1994）。
这些基因与生理特征，在人们还是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下来的生物性特征；因而，与这些特征相关的人格特质，便很有可能也是在胚胎中就被孕育了的精神特征。
2. 某些人格特质并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不同
Blatny, Jelinek和Osecka（2007）为此做了一项跨越40年的纵向研究，被试在最初参与研究时，还仅是几个月大的婴孩，到研究结束时，他们都已年过不惑。研究者们从中发现，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得更不内敛，整体活跃度与敏感度都更高的人，在成年之后也更可能在“外向性”上的得分更高，即更可能成为外向的人。
也就是说，尽管在几十年间，这些人经历了生活、学习、工作的许许多多的变化，但他们在出生后不久所表现出来的气质性格，仍然与他们在不惑之年所展现的人格特质存在着一致性。
3. 某些人格特质也并不因为后天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明尼苏达大学的Bouchard, Lykken与McGue（1990）以及Lykken与Tellegen（1996）的两项同卵双生子的纵向研究都发现，尽管这些双胞胎在出生后不久便被不同的家庭抚养长大，他们成年后的人格特征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相似性（以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测量双胞胎各自的人格特质得到该相关性），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比那些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双胞胎更低。
不仅如此，Plomin等人（as cited in, McCrae, et al., 2000）对被领养的孩子与领养家庭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被领养的孩子在人格特质上，既不像他们的养父母，也不像他们养父母家中的其他子女。
天生胚胎中的联结，并不会因为成长环境的改变而被彻底割裂；双生子之间天生的相似性，尤其在人格上的相似性，并不会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而变得截然不同。
* 我们的精神胚胎究竟是什么？
1. 精神胚胎决定了人格特质的整体与相对趋势
Caspi，Robert与Shiner（2005）提出了人格发展的“成熟定律”，即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上都会变得更宜人、更有责任心、更情绪稳定、更外向等。这种人格总体趋势上的成熟取决于个体生理上的成熟。但同时，这种成熟，建立在同一个个体的过去和现在的比较之上。
也就是说，精神胚胎决定了每个人人格特质的总体趋势和相对位置。
例如，一个人责任心水平低于平均值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比过去的自己更加有责任心，不过，当ta在与群体中的其他人相比时，仍然是那个相对缺乏责任心的人（因为其他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比过去的他们更加有责任心）。
尽管人们大体上总是在比过去的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宜人、更有责任心等，但Caspi等人认为，这种成熟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的人格并不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无限度地发展变化。
他们以“设定点”来比喻人格的这种“有限”发展，即不论人们的人格如何成熟或变化，最终总是在这个“设定点”所在的一定范围内波动。例如，一个容易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的人，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以及反复的努力，自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低紧张感，却也很难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乐于交际的人。
2. 同时，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精神胚胎也影响着我们所成长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影响人格的形成
在大量文章都在强调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产生影响的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一个事实：孩子天生的脾气性格会对家长的教养方式造成影响。McCrae等人（2000）认为，有些父母之所以对他们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宠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天生的“宜人性”较高，更常表现出可爱的一面（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另外，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主动寻找与自己个性更契合的环境，就这样人们的天性又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中被不断强化（Caspi, et al., 2005）。比如，一个成就取向的人，觉得大城市能给自己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于是决定在大城市里奋斗，与此同时，Ta对于成就的渴望也在大城市里不断被回应和加强。
哈佛大学教授Kagan也曾感叹道，“先天因素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所愿意相信的程度”（as citedin, Gallagher, 1994）。
在记忆形成之前，
最初的环境影响了精神胚胎的发育
人格形成的后天因素，主要指的就是成长环境与经历，而这其中，家庭，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化场所、最主要的成长环境。这些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早在我们的记忆产生之前就开始了。我们有时候无法理解自己性格中的某些部分，是和人生最初的记忆的缺失是有关的。你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襁褓中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1. 人生最初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体日后的人际交往。尤其是在生命的初期，生理需求能否及时得到满足，影响着个体对于外在世界与他人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的判断。当父母能够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时，孩子更有可能认为外在世界是安全的，ta长大之后也更容易表现得不拘谨、善于与他人交往（Ainsworth, 1978）。
另外，Mahler等人（1975）认为，婴儿会从最初时期与母亲的“共生”（symbiotic）关系中（由于婴儿的生理需求与有限的认知能力，觉得ta与母亲之间最初就像是一个生物性的整体），逐渐分离独立出来。但若在“共生”期，母亲的爱过于有侵犯性或让孩子感到“喘不过气”时，ta便会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和母亲保持距离。而ta也更有可能在成年之后，对他人的亲近感到不适或甚至抗拒。
尽管大多数幼年的记忆早已被我们遗忘，但这些关于爱与安全的感受早就固着在已有的精神胚胎之上，影响着我们之后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密关系（Hayasaki, 2016）。
2. 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
父母在家庭中养育、保护、照顾孩子的同时，也教育他们如何行走和说话，培养他们形成自己对世间的好恶、价值态度，为他们提供社会交往、情绪管理等一系列社会化行为的模型（McCrae & Costa, 1994）。而我们很多时候思考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时，都并不了解在生命的最初，你父母对你的教养是什么样的。——它对我们的塑造，在懂事之前就存在了。
从社会学习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人们通过观察学习来模仿父母的表情、姿势、发音，到说话、走路，再到后来的为人处世、价值判断等等，这个过程塑造了孩子的人格特质。另一方面，通过行为强化，即奖赏与惩罚，人们也能直接习得行为的模式，例如，不谙世事的婴儿，也会因为发现自己的笑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关注（奖赏），而更经常开怀大笑（Thompson, 2008），这便使他们更有可能在长大后成为“宜人性”更高的人。
Anna Freud（弗洛伊德的女儿）在“儿童发展”理论中（Developmental Line）提到了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对我们人格的影响（Freud,1963）：
例如，进入肛欲期（analstage，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自身的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力，孩子也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则能够帮助ta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意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之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个体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当然，无论哪个生命阶段，包括婴儿期，个体成长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创伤经历（如被某一方父母遗弃，目睹剧烈的家庭斗争等），都会对人格造成影响，即便个体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经历是存在的（没有记忆）。并且，这种影响是有生理基础的。Bremner（1998）的研究发现，创伤性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导致大脑中的海马体（hippocampus）发生萎缩，而这又会对人们的情绪稳定性造成影响。
我们仍然可以是自身人格的塑造者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如果我们的人格很大一部分由先天的精神胚胎决定，又受到生命最初环境的影响（即便那时候我们对环境还没有太多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精神胚胎还影响着我们会在成长过程中进入什么样的环境（例如，天生宜人性高的孩子更不容易被父母严厉地处罚，天生竞争性强的孩子会选择不断进入更有挑战性的学校等）。
这样的事实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是不是会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缺乏足够的掌控力？
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意识到这些事实，恰恰对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格成长有好处。
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胚胎，它决定了你的一个基本气质，和你未来可能发展变化的范围（复习：一个天然内向的人，可能会通过成长变得比自己更外向，却不太可能比天生外向的人更外向）。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你一定有天然的极限，但同时也会有天生的优势。你接受最本真、最核心的你自己，同时在一个合理、现实的范围内努力成长、进步。这会是一个让你更少自我苛责、更少焦虑的状态。
你的精神胚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能帮我们避免自己变成一味埋怨外界和他人的人。同时对自己的环境保有更多一份的警醒。同时，如果你的环境持续地不如人意，你需要看看你自己的人格特点是否在其中有一些影响（你是否选择了进入和留在这样的环境里）。
而如果你希望更多的了解自己身上、不被自己理解的性格特点，可能你可以考虑去了解自己生命最初的经历。也许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牛津大学的BrianLittle认为，人们并非基因或环境的受害者，即使在人格形成之后，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ascited in, Dahl, 2014）。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三个自我（three selves），一个是由基因决定的自我，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自我，还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所定义的自我，而最后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