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节
「主流文化，灌输给了女性一些错误的期待，误导女性以为分娩是个绝妙的，充满能量的体验。」
文◈Leah McLaren 编译◈七小姐
从分娩的挣扎到等待婴儿第一声啼哭的那几秒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时刻。因为那时，我的第二个孩子，Frank，并没有啼哭。
骨盆底部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去年夏天，在伦敦的一间医院里，Frank出生的时候是半昏迷的。他脉搏微弱，四肢瘫软，气色晦暗，像个破旧的布娃娃。鼻子和脑袋上通红的印痕一会儿就变成了深紫色的瘀青。出生记录上的新生儿评分里，10是发育健壮，0是无生命迹象，他只有两分。
起初，仍处于分娩恍惚中的我，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
门外穿着手术服的住院医生和实习生们开始尖叫着，伸长脖子往里瞧那位病人——后来我才知道那病人正是我一动不动的、一分钟大的儿子。很快孩子身边就围满了人，丈夫紧紧抓我的手，我艰难地看着现实沉默地揭开真相：我们的孩子需要急救。
我们看着医生把一个玩具大小的氧气面罩罩在儿子的脸上，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快，周围也越来越安静。我们一遍遍打量着医生们的表情，是忧心忡忡还是如释重负，但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一片空白。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啼哭声，但它始终没有传来。
几个小时以后，医生说Frank没事了。「这时有发生，」医生说「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孩子有一点黄疸症状，但没有缺氧的迹象。
与此相反的是，我的状况出人意料的糟糕。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产钳，还有外阴切开过程中的切开和缝合，造成了我身体内外多处撕裂。后来，一个医生这样向我描述「你的骨盆底部像被卡车碾过了一样」，给我输血和用镇痛药都无济于事。
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什么个人的悲剧故事，很多妈妈的经历远比我的惨烈。怀孕与分娩，一旦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包括孩子夭折——这些经历，我连想都不敢想。
不断回想满是鲜血的产房
直到现在我都很难承认，Frank出生8个月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孩子降生的喜悦。我尽责地照顾我的儿子，给他喂奶、洗澡、拍饱嗝、包裹他、夜夜安抚他，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有种莫名的疏离感，像一具行尸走肉般机械地运作。
他的啼哭声引起了很多黑暗的想法，使我本来就阴暗的情绪更加阴暗。每一次我看着他，新生的他那么漂亮，我却无法将他的身体与生他的痛苦剥离开来。我总是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他出生的时候缺氧了，医生们也藏着掖着不跟我说。
我带他去社区助产师那儿看过两次，因为我知道他的眼睛是斗鸡眼。当我询问他是不是看起来像大脑受到损伤时，社区助产师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我每天都不断回想。我在超市排着队，突然就回到了疯狂的产房里，产床下的地面上满是鲜血，我的孩子生死未卜。我长时间反复思量着发生的细节，别的什么事都想不了。有时我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愿意倾听的人；除此以外，我根本开不了口。
最终，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我被诊断为精神创伤。她很明确这不是产后抑郁，而是创伤后的应激反映，是被Frank出生时的身心折磨所造成的。
这种挣扎也体现在我的身体上。每次当和医生或者社区助产师单独共处一室时，我都会要求他们进行检查，看我是不是康复良好。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切都很好，缝针的伤疤在愈合，运动、行房、生活都没问题。但我就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
和很多新妈妈一样，我被焦虑性小便失禁（我咳嗽或者打喷嚏时会小便）和一个衰弱的骨盆底折磨着，但不止这些。我还有一种奇怪的拖拽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我一遍遍地描述这些症状，直到有一天，正喝着茶，我一个从事健康行业的闺蜜说，折磨我的可能是盆腔器官下垂。
第二天，医生给我我引荐给了一位妇产科医生，从那里我被确诊出，患有中度到重度的膀胱下垂。医生告诉我，最好的治疗是进行复位手术。但这必须等到我哺乳期结束三个月后才能进行，也就是说，得好几个月以后了。在这期间，我需要接受一系列产后康复，包括在医生指导下完成骨盆底锻炼，还要用震动棒刺激下体以缓解肌体组织的损伤。
尽管如此，我仍是幸运的。大部分经历过分娩的身心创伤的女性，从未能得到恰当的诊断和治疗。
分娩是个绝妙的体验吗？
在生理创伤这方面，2015年《英国妇产科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发现，24%的女性在分娩一年半之后的性生活中仍会感到疼痛。
同年，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8名女性在产后七周时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这个样本数是少了点，但即使是在这么小的样本中，他们还是发现了29%的人有耻骨骨折的症状，而这29%的人居然都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41%的人盆底肌患有严重的损伤症状，却从未诊出。
另一个发布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PLOS One））》上的研究表明，他们发现77%的母亲仍被背痛困扰，49%的母亲在产后一年还有过小便失禁。
在一个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7%的孕妇会死于分娩。现在，生产环境是安全多了，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性依然饱受分娩后遗症的折磨？
一部分原因是，在羞耻感和蔚然成风的性别歧视的语境下，关于分娩创伤的讨论显得特别敏感。我指的不是在讨论女性生殖健康话题时，那种常见的拘谨。而是我在与专业医疗人员的接触中，感受到一种普遍态度：新妈妈们应该学着对此忍气吞声。
一个全科医生带着怨气地对我说：「你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你的身体已经变了。怎么可能感觉还和没生之前一样呢？」
可是，这么多产后女性遭受身心创伤，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们多一些关心呢？
这是产后创伤协会主席Maureen Treadwell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问了将近20年了。她为那些在分娩中被拒绝麻醉而出现了心理创伤的女性，建立了这个组织。她说：「如果一个男人在牙科手术中请求麻醉而不得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寻求心理康复，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产房里，发生一个女人身上，我们却告诉她你是个好姑娘，干得漂亮。这简直是疯了。」
她表示，只鼓励勇敢生育的文化还会激化分娩创伤。「这个体系，还有主流文化，灌输给了女性一些错误的期待。误导女性以为分娩是个绝妙的，充满能量的体验，而如果感觉不是这样，那这个女人就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8个月以来，Frank和我都是在一种筋疲力竭的喜悦中混日子。他的出生所带来的创伤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天里他带给生活的惊喜。现在，我的身体真正成了一个母亲该有的身体——久经沙场、温暖舒适、有着令人生畏的功勋。
我很感谢我的儿子们。在这段很多母亲都经历过却几乎没有人寻求认可的遭遇里，我得到了帮助，对此我也心怀感激。
如我所言，我是幸运的。
本文编译自theguardian.com，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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