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旅行。
我们向往旅行，向往成为一个在场的人，钻进一个城市的肌理，寻找它的欢愉与忧愁，与他人的命运产生真实又动人的交集。
当肉身无法启程时，这种旅行中的悸动，我们也能在一个作家的书中读到。
他就是刘子超，被许知远誉为“这一代人最杰出的旅行作家”。
歌手李健则说：“我相信，即使没有去过书中那些地方的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后，会比大多亲临过现场的人更感同身受，因为作者非凡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视角更能还原生活本身的真相。”
疫情期间，《失落的卫星》让我们从家里漫游到中亚，这本书获得豆瓣年度中文非小说类第一名，有读者评论道：“好看到停不下来”“ 作者身上像插着放大镜和接收器，捕捉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声音和表情，转身查阅史书一样刨根问底”。
中亚之旅后，我们一直等待着他再度出发。四年后，终于，他带回了这本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这一次，他从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的里雅斯特启程，进入巴尔干半岛，从北到南，由冬入春，一路穿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北马其顿，最终抵达希腊最南端的雅典，再次用文字带我们去看地球另一面的细碎和广阔。
对中国人来说，巴尔干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理名词。
它是历史课本和电视新闻的常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萨拉热窝点燃，铁托会勾起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好时候的回忆，新闻报道里科索沃几乎与战火纷飞划了等号......
它也传递过诸多文化符号：
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是几代人成长的背景乐，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名作《地下》是多少人的心头挚爱，还有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战士般存在的克罗地亚足球队、塞尔维亚的国宝级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
但关于巴尔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许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记者牺牲。消息传到国内，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北约的野蛮行径，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刘子超正在其中。
当人群爆发出响亮的口号时，刘子超闻到了空气中“铁锈的腥味”。那是一个青少年对战争和世界局势的最初记忆。
刘子超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要踏上贝尔格莱德的土地，去到事发现场。
2022年冬天，巴尔干这个遥远的地名再度浮上刘子超心头。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过渡地带，巴尔干东接土耳其，西边与意大利共享亚德里亚海，南与非洲大陆隔地中海相望。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分庭抗礼，十余个民族因为信仰、语言、意识形态兵戎相见，大规模的杀戮和处决屡见不鲜。
▲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由此点燃
今天，广义上的巴尔干地区只有55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面积略大，却分布有11个国家，1.3亿人口。
国与国之间有不容置喙的边界，而人心之间的隔阂更难以逾越。
这里，催生了人类最极端的爱与恨。
他们共同抵御过纳粹的入侵，但半个世纪后，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人；
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却声称自己和对方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即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不同族群的人也会用一段路或一条河分隔彼此，相互对峙......
▲刘子超此次的旅行路线，蓝色为东正教信仰占多数的地区，橙色为天主教信仰占多数的地区，绿色为伊斯兰教信仰占多数的地区。此地图随书附赠。
一位纪录片导演兼作家向刘子超拆解巴尔干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 bal’这个词代表‘蜜’，而‘kan’这个词代表‘血’。当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时，共同构成了‘血与蜜’的寓意。”
这也是《血与蜜之地》书名的由来：这片土地上，既有血腥的过去，也有甜蜜的希望。
这种矛盾和复杂始终吸引着刘子超——十年后，他从《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终点的里雅斯特出发，背起行囊，继续他未竟的欧洲之旅。
巴尔干不缺故事。
翻阅历史材料，我们读到的巴尔干有太多沉重的束缚，这里有“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并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
但刘子超始终把目光始终聚焦在一个个真实且具体的人身上。
他说，“我想记录下自己走过的路和途中邂逅的人——这就像书写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这趟旅途的开始，就是一处时代捉弄普通人的戏剧。
▲新帕扎尔的乌鸦
在走向斯洛文尼亚的路上，刘子超遇到一座被边境线划过的葡萄园，归属于一位老先生家。
在园子农宅石墙上，有一道黄色的直线，牌匾上写着“根据1954年的边境协议，意大利落在黄线的一侧，南斯拉夫落在黄线的另一侧”。
铁幕落下，老先生的父亲失去了边境线另一侧的葡萄园。岁月给了他们无情的摧残，他们却酿成了一瓶瓶美酒。
老先生邀请刘子超喝酒，开玩笑地回忆往事：“我们需要护照，才能从房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时代捉弄人，但人也可以嘲弄时代。这就是巴尔干人的黑色幽默。
▲萨格勒布的集市与大教堂
一杯葡萄酒下肚，我们继续跟着作者上路。
我们将遇见活在过去的人——
一个生长于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青年，跑去奥地利打工三年，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金钱，最终回到祖国，沉迷于修旧物品。
“他会修东西，鼓捣各种废旧物品，他其实更适合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你才需要修理破旧东西的能力。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你需要不断赚钱，然后去买新的。”
我们将遇到活在时差里的人——
在黑山，有个女孩在给一家美国比萨公司当外包的接线员，她凌晨四点起床，给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订“一张十三寸的大比萨，还要加上炸鸡、薯条和大桶可乐”。
但她从未去过美国，也从未尝过一口那家公司的比萨。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中心废弃的南斯拉夫时代建筑
为何巴尔干从不缺故事？
因为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才可以看到，民族、宗教、战争、文化、政治中的种种冲突，如何扎实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
而刘子超如一个高超的摄影师，将人们的情绪、语言和命运捕捉到纸上。
那些或辉煌、或残酷的宏大历史，就这样被虚化成背景，也埋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之中。
除了与人对话，刘子超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好的旅行作家惊人的观察力。在《血与蜜之地》中，我们能读到i人是如何通过细节感受和认识世界的。
在黑山的街头，他遇上了旅途中第一座铁托雕像——这位南斯拉夫曾经伟大的领袖，在旅途一半时才以实体的形态现身，足以说明各个国家对他的不同态度。
刘子超绕道雕像的背后，发现铁托手里还塞了一朵玫瑰花——“大概是新年时塞的，红色的花瓣依旧鲜艳，但边缘处正开始枯萎”。
▲黑山城市波德戈里察，手持玫瑰花的铁托
他写道：如此看来，这个国家还有人怀念铁托，怀念那个时代。
波黑，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所以国家元首由三人组成，分别代表三个民族，轮流担任。
战争的伤疤至今仍横梗在三个民族之间。在车牌上，刘子超发现了独属于巴尔干人的智慧——
塞族共和国在车牌上开始使用T、K、J、O、A这几个西里尔字母，因为它们的写法与其他民族所使用的拉丁字母恰好相同。这样就没人知道车辆究竟是属于塞尔维亚族还是波什尼亚克族了。
▲波黑城市莫斯塔尔市区建筑物上的弹坑。这里曾是巴尔干地区民族构成最均衡的城市，塞尔维亚族已尽数搬离，留在这里的人们仍对彼此抱有敌意。
当搭乘火车抵达萨拉热窝，刘子超在火车站的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发现了欧洲咖啡文化隐秘的分界线。
手头这杯咖啡，是在滚烫的沙子上缓缓煮沸的土耳其带渣咖啡，而此前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喝的咖啡，都是意式风格的蒸馏咖啡。
这一小杯咖啡的区别，背后隐藏着威尼斯文化圈和奥斯曼文化圈对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影响。
古老帝国的余晖，也悄然照进了咖啡馆里。
旅途不曾在意的细节，是关于这片土地的隐秘注脚，被刘子超嵌入故事之中。
▲雪后的萨拉热窝
通过《血与蜜之地》，我们不仅能洞悉历史的秘密，更能获得一双寻找美的眼睛——
我们看到夜色如“一张深蓝色的天鹅绒毯子覆盖大地”；倦鸟归巢，“仿佛鱼群游弋在燃烧的大海上”；“街边的梧桐树巍峨而挺拔，宛如夜色中沉默的守望者”......
寥寥几笔便营造出充满历史感的氛围，仿佛你也变成一个这片土地上的游荡者，与历史的幽灵偶遇。
那些我们不曾抵达的陌生城市，逐渐被摊开，跃然纸上。
尾声
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想象中的面孔。
除了巴尔干人，还有许多涌来这里的异乡人。他们以为这里是要寻找的新家园。
克罗地亚人去拥抱欧洲，六万多尼泊尔人来填补底层工作的空缺。28岁的阿富汗难民，人生有一半时间在逃亡，他告诉刘子超：“我不信任何宗教。我只信我自己。我只对自己的生命怀有信念。”
那些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洗钱的寡头，逃避兵役的男人，因制裁而失业的人……二百万人口的贝尔格莱德，有三十万人来自俄罗斯。一个俄罗斯小伙叫嚣着：“我们会彻底消灭乌克兰纳粹，再用原子弹炸平波兰、立陶宛——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
但当刘子超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军，他却说：“兄弟，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才不在乎这场操蛋的战争。我才不会为了任何人去送命。”
▲米特罗维察，大雪中的拉扎尔王子，手指科索沃平原方向
除了哀伤的旧梦，这里又添入异乡人的新愁。
巴尔干的故事不只属于巴尔干。
对刘子超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
2020年，现象级旅行文学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出版时，新冠疫情正把每个人困在原地，没人想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移动会成为一种奢求。
等一切归于平静，重重叠叠的物理阻隔消散，世界的许多角落悄然发生着变化：局部战争的枪炮声不断；恐怖主义的阴霾依旧；全球经济变幻莫测......
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早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竖起了无形的高墙，先是不理解，然后是拒绝理解。
矛盾、隔阂，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正如刘子超在《血与蜜之地》后记所写：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处为家？
或许在这本书里，你我也能找到一些问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