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 美籍顾问杨格与战前中国的币制改革

作者 王丽，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美籍顾问杨格与战前中国的币制改革

晚清以来，中国币制便存在迫切改革的内生要求和外在压力，历届政府均设立专门机构，并引进外籍专家攻坚克难。著名者如晚清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Jeremiah W. Jenks）和民初荷兰专家卫斯林（G. Vissering），二人都主张确立西方普遍采行的金汇兑本位制。北京政府虽以清末《币制则例》为基础，于1914年2月颁行《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并对银元做了统一规定，但仍两元并存。加之政权更迭，币制始终未有整顿，货币本位的争议历日旷久，根本改革无从谈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便宣示清理财政和整理币制的决心，宣称币制改革以金本位为愿景。如1928年6月全国经济会议提出《国币条例草案》，规定“以确定银本位佐以金券为入手，期于训政期内植其良基；以采行金本位为终鹄，期以宪政成时竣其大业”，后经全国财政会议审核通过。11月中央银行成立，宣布以统一全国货币为己任。同年底，国民政府聘任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来华。甘末尔为普林斯顿大学知名教授，不仅是货币权威，且在多国成功主持金本位改革。他以财政专家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币制专门委员的身份率团来华，“规模之宏为我国历来政府聘请顾问空前所未有也……凯末尔之学识经验，当在精琦、卫斯林两博士之上，且所历各国于改革币制等项，已卓著成效”，被各界寄予厚望。

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抵华后历经10个月考察，最终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35册报告书，包括预算、银行、国库等多项改革方案。其中货币改革方案即《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最先公布，共40条，约6万字，主要包含货币本位、货币价值和种类等内容。

应该指出，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所提金本位改革与精琪、卫斯林的方案类似。其以“货币法定价格”为中心，规定货币价值单位含纯金60.1866公毫，定名为一“孙”（Sun），相当于美金4角，英金1.7726先令，日金0.8025元。国内通货分银币、镍币和铜币三种，建议铸造一孙、五角及二角银币，一角及五分镍币，一分、半分及二厘铜币。作为名目货币，委员会建议以金汇票或生金无限制兑换，以维持银孙与金单位之平价。该报告提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前者指先择地试行金本位，成功后再普及全国；后者指采用银本位过渡。甘末尔本人倾向“直接计划”，他还曾建议全面或局部地以海关金单位征收关税。

金本位契合官方意志，亦得到经济学界热烈拥护，国民政府高层却未即刻采行。这既因政局所限，更是由于当时国际银价处于跌落期，对财政的影响得失相半——银价下跌加剧“镑亏”使财政负担无形加重，但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故1929年底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结束使命时，其所提改革并未施行。

尽管如此，时任财政部部长兼央行总裁的宋子文对财政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高度肯定。据甘末尔日记所载，宋子文在其离华前曾口头邀请他于次年六七月再度来华，协助在广东推行金本位。宋子文还在送别晚宴上对他的工作大加褒扬，“一年以来，中央政府日日为维持它的生存而奋斗，简直没有余力来顾及建设的工作。因而设计委员会所贡献的各种好计划，亦无从实施。然而我已经将他们的报告详细地看过一遍，觉得是有好多他们的计划，非但是极有充分的理由，并且都是将来万万免不了的设施。待时局平静些，即便可以实施的……把委员会中比较重要的几位留在中国帮助我们开始财政建设的基础工作，并预备将来全部计划的实施。所以，杨洛克、克利夫、来华勒斯、华生与林启诸位先生肯继续在此帮忙，我是很感激的。从另一个观点看来，我们请他们继续替我们工作，也足显得我对设计委员会的十分信任了”。

宋子文所提到的五位美籍顾问，即杨格、罗哈脱、华勒斯（Benjamin B. Wallace）、华生（William Watson）、林襟宇，他们以个人身份受聘于财政部等机构，继续留华服务。在1930年金贵银贱不断加剧的情形下，杨格等人很快成功推动了海关金单位改革。时评认为，此举“足使税收固定，且可谓将来增加税率之准备、财政改革之基础，使各债款有确实之担保，各国亦有同情，且政府购汇还债亦不致为银行所利用操纵，有利无弊，一举数得”。专题研究亦指出，海关征金有效增收节支，不仅有助于维持债信，还避免直接提高税率引发外交冲突，令多方称赞。

海关征金后，宋子文曾向银行界明言“目前中国改为金本位制有可能，而且先在海关税收上实行”，一时多家报纸称政府将于短期内采用金本位。如《申报》报道：“改变全国币制为金本位事，经凯末尔经济团拟定改造计划，已开始进行。一方面调查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数目及流通市面状况，以便逐渐取缔，俾将来金本位计划实现时不致发生障碍；一方面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代为售卖大宗标金金条，以为进行铸造金币之准备。又关于中央银行发行之关金兑换券，凡商人完纳关税,均须用此兑换券。此种兑换券即将成为改变金本位制之试验品。”其中所提“关金兑换券”即中央银行于1931年5月1日正式发行的关金本位钞票，该券多限于上海、天津、福州和厦门，社会普遍认为是一种钞票。关金券的流通在观念上彻底否定银本位，促进黄金外汇市场和央行发展，为后续改革奠定基础，其意义不容忽视。

作为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杨格主要负责研究债务。从债务担保的角度考虑，他对金本位改革支持最力。甘末尔离华后，尽管杨格注意到一些反对意见，但仍积极劝说宋子文和中央银行副行长陈行实行金本位改革。在救济金贵银贱的讨论中，钱币司也提出依照甘末尔方案，直接推行金本位。1931年1月，财政部派中央造币厂总技师赫维特（Clifford Hewitt）率温宗禹、钟望荣、黄福祥三位专家赴美国费城造币厂考察，并向该厂定制金本位币模和选购设备，这让当年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的成员颇为兴奋。在与甘末尔、约翰·杨格（John Park Young）、法兰克·菲特（Frank Fetter）等美国经济学家交换意见，又与林襟宇和罗哈脱两位在华顾问充分沟通后，杨格于1931年3月向宋子文提交“关于切实推进货币改革之步骤”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阐述了货币单位、整顿辅币和革新行政三项内容。首先，新货币选定价值40分黄金的关金券，因其已广为接受，不宜变动。在斟酌货币单位时，宋子文较为看重甘末尔本人的意见，他指示杨格征求其看法。甘末尔建议：“在发行一孙货币前先发行半孙，两者重量成色一致，加以推广替代银元……直到物价和工资水平稳定后再发行一孙。由于铸造银币利润较低，可先行铸造镍币，待其盈利后再铸造银币。”杨格向宋子文转达甘末尔的意见，并加以附议。当时国际联盟财经首脑阿瑟沙特爵士（Arthur Salter）也曾建议结合卫斯林和甘末尔方案，由中央银行开设金币账户，以0.20美元为单位发行钞票。

其次，杨格主张切实整顿辅币，理顺主、辅币关系。具体步骤为先铸造镍币，并将铜币融入新的货币系统，然后确定银币和镍币比价，进而稳定白银和海关金单位比价。杨格多次论述镍币的优点，如成本低廉、简便易铸、能迅速缓解辅币匮缺、硬度较高难以仿造、铸造利润倍蓰等。他还建议：“将铜币和海关金单位比价稳定在400∶1或500∶1，最终将铜币熔毁重铸。这一比价应待镍币发行后确定，届时镍币和铜币兑换率稳定，便能够将铜币购回。”开铸新币后，所有旧币均应停铸。从整理辅币入手优化货币系统，可谓先易后难。不过后来杨格自己也意识到，铸币须以汇价稳定为前提。国民政府迟至1935年6月才开始铸造5角、1角和5分的镍辅币，以及1分和半分铜辅币，有关辅币的立法则到1936年才颁行。

另外，杨格还对货币行政多有建言，如广设兑换处、成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统一货币铸造权，特别是将镍币铸造权收归上海造币厂、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到中央银行等。随着海关金单位顺利推行，杨格等人认为关金券足以成为新货币的价值基准，新辅币系统应先行建立，金本位应照“直接计划”落实。考虑到银价剧烈变动，杨格指出货币改革有赖于确定新货币单位和高效的执行力，而这两点都必须以完善的计划作基础。然而，国内银钱两业的激烈纷争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剧烈震荡，延宕了币制改革的进程。

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英国和日本先后于1931年9月、12月放弃金本位，英镑和日元汇率均急剧下跌。次年底，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多达45个。杨格根据金贵银贱的长期趋势，判断这只是暂时现象，“尽管英国等国家已废除金本位，但西方各国重建金本位的可能性却比较大，所以中国仍应随时准备采用金本位。1930年初中国曾通过金本位改革，特别是推动海关金单位避免了严重的信贷危机，并渡过了财政难关。因此，币制改革仍应以金本位为目标”。

众所周知，银钱两业有关废两改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银行业拥护废两改元，而钱业试图把控洋厘维持行业优势，屡屡建议推迟改革。杨格不主张先统一银本位，并不是支持钱业，而是主张依照《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中的“直接计划”来实行金本位。他强调银本位“会对未来的金本位改革造成困难，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金本位”。然而，废两改元大势已趋，即便是以金本位作为改革长远目标的业界人士，也多主张先统一实行银本位。

1932年内地银元大批涌入上海，6月洋厘跌到最低纪录6钱8分8厘半，废两改元时机成熟。从1933年3月10日起，国民政府财政部先在上海实施废两改元，杨格所提直接推行金本位的方案未被采纳。不过金本位作为一种间接目标并未被官方否认。有学者研究认为1933年3月财政部颁行的《银本位铸造条例》，目的仍在先行统一银币，为日后实现金汇兑本位制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行废两改元时，美国货币政策骤然起变。1933年3月美国出台《紧急银行业法》整顿银行业；4月罗斯福总统连颁两道总统令，禁止囤积黄金，并暂停国会为出口兑换黄金，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美国脱离金本位。5月12日《托马斯修正案》正式立法，提出扩张货币存量刺激物价，还赋予总统将美元含金量降低一半的权力。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政府将大量收购白银，使美元发行准备中的白银比例提高到25%（即金三银一）来实现货币贬值。

废两改元并未使中国摆脱银价涨落的影响，美国新政释放银价上涨的信号，为国人所关注。国内较早公开谈白银问题的是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1933年5月，他就提醒当局防范白银外流。此时宋子文正准备访美，顾翊群致信指出，中国已出现白银外流，此乃美国官方行为而非一般商业活动。他建议宋子文：“说服美国总统和国会，解决目前白银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市场调节，而非人为干涉。若美国真要帮助中国提高购买力，最好的办法是运用资源和技术协助中国发展工业，而不是抬高银价，此举只会加深中国的财政危机。”

杨格同样第一时间关注到美国动向，1933年3月他就从甘末尔处得知美国银行业整体情况糟糕，政府考虑改革。当年5月《托马斯修正案》立法前，他曾预言：“若果真落实该提案，极可能导致全球银价暴涨……人为提高银价将对中国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一旦中国因银价上涨陷入通货紧缩，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中国多半是国内贸易，很难准确预测在物价普遍下跌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将会下跌到何种程度，这必定会导致通货紧缩。过去三四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所有通货紧缩的国家状况都极其不妙。”

针对白银集团声称的“提高银价相当于提高世界一半人口的购买力”，杨格痛批这一煽动性说法：“自193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有赖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突然抬高银价只会徒增不安……在做长期评估时，我们必须牢记要推动中国进口必须保证其出口，而提高银价将损害中国出口。与过往正常年份相比，中国的出口额已大幅下降，人为提高银价会让其在国际贸易中更为不利，特别是出口竞争更加激烈。这将刺激中国的对手——日本进行货币贬值。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工业过往三年的长足发展得益于低银价，这相当于一种外在的关税保护，而提高银价会使很多新工厂难以生存。”杨格的这番话不仅剖析了银价上涨对中国的危害，也注意到由此带来的中日两国经济消长。

杨格还指出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受害者地位，“事实上，中国大部分白银购买力集中在国内，比如购买国产大米、棉花和丝绸等，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并不会直接影响物价……从当前贸易分析，中国情况好于西方，这可能是由于很多进口货物的价格随银价同比下跌，中国并未像多数西方国家出现物价和信用跌落。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萧条是受西方波及，并非自身引发了经济恐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辜的受牵连者，而非肇事者”。

杨格上述分析中肯，为中国发声难能可贵，然而未免过于乐观。起初他分析白银集团抬高银价是为争夺西部产银州的议员席位，但罗斯福政府不会被这股政治势力左右。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美国缺乏控制银价的实力，不会贸然操控国际银价。据统计，截至1932年6月30日，美国财政部掌握约5亿银元，相当于3.85亿盎司纯银；美国产银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0%—30%（不包括向印度等国出售的存银），无法长期控制国际白银市场。杨格还曾预测美元不会持续贬值，而会在短期内恢复稳定。

从事后看，杨格的预测当然失准，但若对1933年5月杨格随宋子文访美前后美国学界的动态加以关注，则有助于理解其观点。当年以甘末尔为代表的主流声音认为，货币问题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政府无法也不必采取积极扩张的货币政策。这与后来以弗理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截然相反，后者认为货币紧缩是大萧条的根源，必须积极转变。检视大萧条时期消极的货币政策，弗理德曼点名批评了斯普瑞格（O. W. Sprague）、甘末尔（E. W. Kemmerer）和威利斯（H. Parker Willis）三位知名学者，认为他们身为《联邦储蓄法》的奠基人，在大萧条中所持的学术观点却是“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最缺乏洞察力”的。

1933年5月，甘末尔已不在罗斯福总统货币政策的顾问班底之中。新政期间，甘末尔大多在普林斯顿过着平静的生活，更多凭借自身在学术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发挥影响，其书稿和系列文章均将矛头指向正在推行的农业法案和货币法案，反对购银的言论影响了部分议员的观点。美国货币史研究也表明，由于罗斯福在竞选期间给人的印象会在金平价制度下保留金本位，因此其就任后放弃金本位的做法遭到政界严厉的批评。

杨格曾关注到各界对罗斯福政府货币政策的反对之声。在与甘末尔讨论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判断。宋子文访美期间，甘末尔曾赴华盛顿与其会面并深入交流。他建议中国不要被美国白银集团的政策束缚，只有提高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推行金本位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他还建议中国联合法国和美国抵制日本，尽管他并不看好美国对华合作的前景。

1933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民政府面临新的考验。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各与会国为防止全球银价大幅下跌签订《白银协定》，限制主要产银国的售银数额。美国作为五大产银国之一，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但该协议很快被证明缺乏实际约束力。由于白银集团进一步造势，推动国会批准在全球购买10亿两白银，银价一时看涨。代表中国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是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而决定是否批准《白银协定》的是其继任者孔祥熙。

作为宋子文的继任者，孔祥熙并未更换财政部核心成员。他身边有两种意见，顾翊群主张在必要时不予批准，阻止美国再度推高银价；杨格则认为即便中国单方面拒绝批准该协定，也无法阻止美国提高银价，因此他向孔祥熙建议中国政府有保留地批准，立场鲜明地向美方申述银价上涨对中国经济及远东政局的影响。尽管孔祥熙心存犹豫，但仍期盼中美就银价达成某种默契。

1934年2月16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白银协定》，次日孔祥熙派杨格为私人代表就白银政策征求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S. Cunningham）的意见，并让其非正式地向华盛顿传递消息：“中国完全同情伦敦白银协定稳定银价的意图，孔部长个人极力主张批准，但尚待决定中……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我们希望在拟议一切有关白银办法之前先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因为这些办法可能严重地影响中国的通货和汇价。”为便于日后交涉，杨格起草了一份正式文本，声明中国对银价的极大关切。该文件成为中国抗议美国购银行动最早的书面记录，也为中国保存了必要的外交依据。3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白银协定，并声明：“因银币现为中国本位币，倘遇金银比价发生变动，至中国政府认为足以妨害中国国民经济，而与本协定安定银价之精神不合时，得自由采取适当之行动。”

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杨格认为应该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摆脱危机，但改革前景并不明朗。1934年初，美国尚未就白银立法，无法准确判断白银政策究竟会走到哪一步，银价仍可能大起大落。同时，黄金走势引人关注，英美政府虽已宣布废除金本位，但实际上主要是废止黄金兑现和自由运输。不管是英日两国实行最高发行制，还是美国设定比例准备制，均须以黄金为准备。加上法德两国规定纸币必须以黄金为准备，国际黄金市场反而进入活跃期，金价波动剧烈。

改革条件与动机同等重要。美国取消金本位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浮动汇率和货币贬值，金价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月从每盎司20美元涨到35美元。根据《黄金储备法案》，美元含金量降低到原重量的59.06%，黄金市场结束动荡，恢复稳定。1934年，美国维持着1盎司黄金值35美元的比价，并允许外国政府或央行以该比率兑换黄金，名义上恢复了金本位。在这种情况下，杨格建议国民政府对美 “以银易金”。当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后，杨格再度建议抓住时机开启金本位改革，因为中方可运用有利的白银价格获取更多黄金。

此时，中西学界关于金本位改革的呼声日渐回升。甘末尔在代表作《货币论》中强烈主张采用金块本位制代替已被废除的金币本位制。该书一经问世，便被中国学界多次翻译出版。杨格和甘末尔一样极力批判美国白银政策，认为该政策缺乏可持续性，中国可能会在白银风潮中被迫采取金本位。当时中国学者也不乏实施金本位的提议，如清华大学教授陈岱孙即提出：“一九三一以来，国际金融重重束缚之政策，必须设法解放，然后经济复苏，方可有望。苟能去其弱点，留其优点，金汇兑本位未尝不可有再试之机会。”

白银危机引起国民政府高层高度关注，但其最初考虑是稳定银价，而非改变货币本位。1934年4月，孔祥熙在“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时谈道：“世界各国早已放弃了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只有我国蹈常习故，依旧用银，所以银价升降，与我国的关系尤为密切……银价的高低，与我国的关系尚是其次，倒是银价的骤涨骤落，不能安定，与我总是很不利的。因此，我国目前当务之急，端在竭力设法使银价稳定。”继而又言：“或以为我国应趁此机会，改用金本位，或虚金本位。然采取金本位，我国目下能否办到，固是问题，即金本位之利害，学者亦方聚讼纷纭，现在尚难判断。可见金本位是否适用于现代经济，尚成问题，我又何必亟亟步其后尘。无已，只能就现有之银本位，设法改进，苟能运用妥善，亦未始不能渡过目前的难关。”显然，孔祥熙对金本位持保留态度。

遵循以上思路，国民政府试图进一步提高白银出口税以稳定银价，但遭到美籍顾问集体反对。他们指出这种“狭隘的”“常规的”办法会“导致侨汇锐减，而侨汇是购买进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即便短期有效，也不利于矫正汇率；客观上，由于治外法权和华北走私，该办法无从落实”。中国应努力对美协商银价，并探讨金本位改革的可行方案。“现在美国希望从中国购银，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以银换金的好时机。等白银政策失败，中国无法高价售银，便再无此等良机……美国采矿业受白银政策刺激增加白银开采量，而几乎可以断定，白银政策终将失败，那时美国政府将大量抛售存银。一旦美国从白银市场上撤退，将造成极其恐怖的银价震动。”

1934年9月15日，杨格致信孔祥熙，建议将金本位作为第一改革预案：“中国势必推行金本位改革。中方应尽快向美国提交一份书面备忘录，说明改革货币的想法，以便根据美方反应决定是否立刻采用金本位。中国政府应该尽可能跟美国以银易金，目前美国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特殊机会，使中国可以在稳定的市场上进行白银交易。”杨格批评“金本位即将崩溃论”，指出美国虽在1933年宣布放弃金本位，但黄金并不短缺，取消金本位只是“试验性”举措。即便金本位存在不足，但各国脱离金本位后采用的浮动汇率和通货管理并不成功，这使政治家们不得不仔细权衡货币本位，并无迹象表明黄金已失去价值。他也谈到“以银易金”的做法存在加剧白银枯竭和通货紧缩的双重风险，对策是立即将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同时削减财政开支保证央行有足够的现金流。事实上，在白银征税前夕，美籍顾问们或单独提议，或集体谏言，多次向孔祥熙力荐金本位方案，并详述实施细节。

在白银征税问题上，国民政府高层中也不乏反对意见，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孔祥熙则坚定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作为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孔祥熙更具务实的一面。虽对金本位不置可否，但若美籍顾问能增进中美沟通，无论以银易金还是促成借款，他都愿意一试。况且白银危机之初，孔祥熙就向霍恩贝克提出过中美白银贸易的构想。据杨格回忆，“以银易金”的方案也得到了宋子文支持。这项建议在驻美公使施肇基提交给美国的方案中有充分体现。

1934年9月22日，施肇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因拟施行金本位案”，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以银换金，协助中国推行金本位。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新货币将与美元挂钩。然而美方反应冷淡，施肇基迟迟未得到回复。10月初，孔祥熙又让杨格起草一份经济情况说明作为补充材料，让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高斯（Clarence E. Gauss）转交给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并特别强调杨格是这份文件的支持者。为使消息尽快传到华盛顿，孔祥熙还将这份文件分别交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外交部次长徐谟和美国驻华公使詹森。10月11日，杨格通过高斯就“以银易金”案再次致电美国国务院，次日赫尔回复称：“处理一定数额的特定货币交易（如金银交换）实非政府正常行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的话，可按一般正常途径在世界自由市场上购买黄金。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是一种自然又理想的做法。”此答复显然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1935年5月就任财政部常务次长的徐堪回忆币制改革时曾言，“其初亦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与虚金本位制，均难适合现况。最后乃根据国父钱币革命之理论，实施法币，对内不兑现……但对外则可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汇价”。徐堪点明了金本位的确曾被作为重要选项，但并未透露放弃该方案的原因。事实上，孔祥熙在对美提出“以银易金”方案时不乏诚意。他期待美国放弃《白银收购法案》，遵照伦敦白银协议遏制银价上涨，便于中国积累必要的准备金，完成金本位改革。在遭到美方拒绝后，孔祥熙立即宣布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一改之前的保守姿态，进行了迅速有力的反击。可见国民政府确有可能在1934年10月间推行金本位，但美国的冷淡态度使这一计划夭折。

作为金本位的主要推手，杨格认为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回应都过于消极，多年后他在口述史中点名批评赫尔，并分析财政部是因为“摩根索害怕面对中国放弃用银的指责”而拒绝。事实上，此时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实行金本位，“这样做对美国刚刚实施的白银收购政策十分不利，美国是想让中国继续保持银本位，通过实行白银政策来对世界市场白银价格进行控制”。

1934年10月13日，国民政府宣布征收10%的白银出口税并加征平衡税。尽管杨格反对该政策，但仍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选择周末宣布征税、快速推行等。他还建议征税后即以0.25海关金为单位发行货币，并固定其值纯金25格令，或固定为目前汇价的77%。从实施情况看，国民政府采纳了其技术建议，但并未以海关金单位为基础进行改革。不过财政部对征税政策的效果心存疑虑，在宣布征税的同时令杨格等三位美籍顾问与中央银行席德懋加强研究改革方案，特别是白银征税是否具有持续性。通过跟踪分析，杨格指出新一轮的白银征税政策对刺激国内物价全面回升、缓和美国购银政策影响和降低汇率吸引侨汇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无力根本挽回信心，特别是无法控制上海之外的白银走私，因此整体效果有限，要根本改革应实行金本位。

1934年底，杨格有关金本位的建言，在其书信与备忘录中大量可见。11月19日，杨格致信孔祥熙：“征收白银税并非长期办法，只有实行金本位才是长远之图……金本位不仅能避免征税的缺点，还可为根本改革奠定基础。”当日，他还在绝密备忘录中论述了采行金本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过去五年通货紧缩日益严重，黄金价格再度跌落的风险并不太大。随着目前管理通货的失败，主要国家很可能普遍选择重回金本位。因此，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制度仍应为中国首选。中国倾销白银通常会引起银价暴跌，但现在美国抬高银价，这为中国以银换金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如不抓紧，机会将转瞬即逝。”他提议按当下的汇率向美国出售6亿盎司白银，用部分收益向美国购买黄金，“除非中国近期立刻实施货币改革，否则会损失大量的白银储备，出现大量资本抽逃和窖藏，到时候中国将不得不被迫采行纸币。11月底，杨格等三位美籍顾问再度重申金本位改革。很明显，以杨格为代表的美籍顾问们认为金本位较纸币有显著优势，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金本位行不通，中国只能被迫选择纸币。

1934年11月，中美之间有一笔为数不小却常被忽视的白银贸易为杨格特别提及，即中国按每盎司53.3美分的价格，向美国财政部出售1900万盎司白银。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在美籍顾问推动下进一步释放脱离银本位的信号。美国计划将这批白银暂存上海，中国仍担心白银外运会加剧金融恐慌，急从伦敦购买1700万盎司垫付。由于中方一再要求推迟交付，这批白银从1935年1月推迟到7月底才开始交付，最后200万盎司在法币改革后才从中国运出。此一事实清楚反映了中国当时对以银易金和推行金本位的方案缺乏兴趣。1935年初，驻美大使施肇基的观察更是直接反映出中方的考虑：“我不认为美国议会白银派愿看着中国为买黄金而出售白银，因为他们也害怕中国放弃银本位。为此，我想现在就买些黄金来吓唬那些白银派是合适的。财政部长告我已收购了一千九百万盎斯，暂存于上海。”从中美双方的基本态度判断，杨格推动金本位改革实难成功。

客观而言，币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本位问题外，几位美籍顾问在白银风潮中所提的技术建议均属重要，如停止兑换白银、由央行掌握贵金属和货币发行权、调低汇率扭转贸易逆差等。特别是杨格坚持压低汇率，相关分析颇有见地：“为维持必要的储备基金，绝对有必要采取更低的汇率。这样才能避免通货紧缩，增强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其他国家的案例表明，稳定汇率能有效拉动出口。但进口商和政府官员都可能会反对调低汇率，因为这样有损进口，也会减少进口税。上海是进口官商云集之地（出口商则不同，他们主要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制造商），此举恐会引起激烈反对，有人会制造舆论，鼓吹抬高汇率。以目前情势判断，必须认识到人为提高汇率有弊无利，政府应首先考虑制造商的利益，切忌提高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