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父母忍不住打了孩子怎么办？

镇西茶馆 · 公众号 · · 2025-02-08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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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打孩子吗？

这个问题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存在，因为他们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不可以！不但不可以，而且一旦打孩子，父母就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

中国的传统文化信奉的是“黄荆条下出好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不但父母打孩子天经地义，而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老师，也以“父”之名拥有了体罚学生的“合法权力”——直到现在，还有人鼓吹好老师应该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中有戒尺”。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教育可以惩戒”之后，不少教育者直接把“惩戒”替换成“体罚”了。

赞成父母打孩子的人可以找出许多古今事例来证明“打孩子”（当然，公开的说法是“严格要求孩子”）对孩子成才的极端重要性。

比如眉山三苏祠内的古井旁，有一棵高近一米的黄荆树，解说员说，当年苏老泉教育苏轼兄弟就是用的这棵树上的黄荆条，还说正是在这颗黄荆树的鞭策下，苏轼、苏辙成了著名的大学士。听解说员这么一说，游客往往都会向这棵古树投去肃然起敬的目光。

还有傅雷，他教育傅聪也是出了名的严苛。有一次，傅聪练琴时稍有懈怠，傅雷便拿出藤条，对着儿子一顿毒打。最后，只剩半条命的傅聪，还被父亲绑在门口的树干上反省。

在许多赞成父母可以打孩子的人看来，无论苏轼还是傅聪，他们后来的成功似乎正是因为曾经被父母“打过”。

我没听哪个成功人士感谢过父母当年打自己——也许有，只是我没听到，但我曾亲耳听一个年轻教师对我说： “李老师，我感谢我初中的老师当年给了我一耳光！当年我太调皮，逃学去街上网吧打游戏，被班主任抓住，当场给我一个耳光。正是这一耳光打醒了我，从此我懂事了，成绩也上去了，不但考上重点高中，而且还考上师范大学，现在也成了一名老师。 ”还有一个老师曾对我说： “教书近 20 年，和我关系最好的学生，还是那个我打过的后进生，现在他是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常常回来看我，说是我当年把他打醒了。 ”

任何一个荒谬的观点，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例证，只是那些极端的个例是否带有普遍性呢？

再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做法渐渐被淘汰，比如女子裹脚等。父母打孩子也是如此。以前父母打孩子不但不算错，而且还是成功家庭教育的法宝之一。包括老师（那时叫“先生”）打学生也是理直气壮的。至今还有老师怀念那段老师可以打学生的”黄金岁月“，说：“那时候打了学生，学生还不敢回家告诉父母，因为告诉了还得挨父母一顿揍。”

但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也把“文明 ”二字显赫地写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还固守着老祖宗一些当时正确现在却错误的做法，显然是与时代逆流而行。

正是因为与文明同行，所以中国的许多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能以打骂的方式对待未成年子女，这种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被视为违反法律法规。如果打骂子女的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虐待罪等刑事犯罪，父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所谓“相关法律”指的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因此，如果要较真，父母打孩子显然不仅是教育问题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可是这些明显“崇洋”的法律显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习惯，或者说某些惯例，不是通过什么法规就能一下终止的。

从法律上说，父母打孩子违法，如果后果严重甚至涉嫌犯罪，那么谁去报警？谁来起诉？靠孩子吗？显然不现实。“依法教子”在操作层面是很难的，所以打了就打了，父母是不太可能承担任何法律后果的。

再说了，即使有家庭成员想报警也不忍心。和一般的伤害罪不同，父母打孩子一般来说都是好心，所谓“为你好”，没有丝毫主观犯罪恶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都是有恩于子女的，仅仅因为父母教育方式不当，就要把父母送上法庭。这种行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比父母打孩子的行为更令人不齿。

父母打孩子，看起来仅仅是父母教育方式不当，但其实质是封建专制思想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别说我“上纲上线”，任何行为都隐含着理念，背后都有潜在的思想。对打孩子的父母而言，所谓“理念”和“意识”就是唯我独尊的“君王意识”。

大多数家长的潜意识里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君王意识”的。在中国，体现封建伦理的“三纲”首先便是“君为臣纲”，紧接着便是“父为子纲”，由此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国家化，国家家庭化”的人伦关系和统治格局。著名话剧《雷雨》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周朴园在逼迫繁漪喝药时说：“你即使不愿喝，也应该给孩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周朴园便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君王”。

在不少父母看来，子女的一切都是我给予的，包括生命，所以子女必须绝对服从，一旦不服从，就强制服从。作家长的习惯于主宰一切以体现对子女的“关心”，而作子女的则习惯于唯命是从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说到底，打孩子的父母还是没有把孩子当做一个有独立生命意志的人，而是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附属品。无视一个独立生命体，无视其人格与尊严，这不但与现代文明观念背道而驰，而且也是违反人性和人道的。

陶行知九十年前就说过：“我们应该承认儿童的人权，首先要尊重儿童的人权。”打孩子就是对儿童人权最大的侵犯。

打孩子似乎至少从表面上能够使孩子立刻“听话”，但长此以往对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则会他们的人格形成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会影响其一生的生活幸福和生命质量。我们不能拿个别心理素质强大的成功者来说明“打孩子”的“励志意义”，就大概率和普遍性而言，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苏轼和傅聪。

也许有父母会说：“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但有时候就是忍不住。”

是的，绝大多数打孩子的父母都是一时冲动的“激情犯错”。避免“忍不住”的情况，要从改变家庭教育、改善亲子关系入手。当然，这是一个大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再专门写。这里只简单说说。

改变家庭教育，就是要从专制型转向民主型；改善亲子关系，就是要让家庭有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协商。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所谓“平等”不是放弃父母应有的教育使命和引领责任，毕竟孩子是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对他们的错误不应迁就和纵容，他们需要必要的批评乃至惩戒（不是体罚）。

因此，和孩子一起制定日常学习生活的规则很重要，规则就包括了奖惩举措。这个规则当然是通过父母的引导建立的，但是第一，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多和孩子商量；第二，规则应该把家庭所有成员包括进去，也就是说，这个规则不单单是对孩子的管理，也包括对父母的约束。

关键是，父母要自觉地成为不断学习的人，和孩子一起成长。在这过程中，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有自然而然的“教育性”，不动声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寓教于乐。父母的言行示范，亲子之间的互相学习（包括互相监督），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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