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到16世纪末的25年里，西班牙人铸造的银币在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广泛流通，并将优势保持到了19世纪，被视为 人类历史上的财富大转移 。但之后西班牙因战争折损元气，逐渐走向衰落。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于1823年开始在西班牙8里亚尔银币（该币在中国被称为“双柱”）尝试创新设计，正面刻有墨西哥国徽中的雄鹰叼蛇图案；背面则是自由软帽，其周围放射出长短不一的32道光柱。1863年，墨西哥采用十进位制的硬币并开始流通。19世纪末，8里亚尔银币被1比索代替，但币面图案雄鹰被保留下来。因该币图案有只鹰，故又称为“鹰洋”或“墨银”。在中国文人笔下被称为“番饼”，民间称其为“洋钿”。墨西哥鹰洋因成色稳定、规整划一、品相好（含银量90%，重27.2克），成为在很长时间内全球各地广泛使用的流通货币。

墨西哥鹰洋造币厂

墨西哥鹰洋版别繁多，主要是根据制造年份、制造厂等区分。但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1823年至1897年铸造的花齿边鹰洋

自由帽图案设计为小帽

1898年至1905年铸造的直齿边鹰洋

自由帽图案被改为大帽

1869年至1873年铸造的鹰洋

背面图案融入了“天平书剑图”

墨西哥鹰洋设计精美，富含深意，直到现在，亚洲、美洲等曾使用过鹰洋的国家对于该币的收藏兴趣依然浓厚，一些珍稀版别的鹰洋在拍卖会上甚至曾引发过激烈竞价。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度，但实际上中国本土的银矿资源相当匮乏，需要通过贸易长期进口白银来满足需求。从1400年到1850年的450年间，全世界的白银超过80%最终都会流入中国，这对世界尤其是欧洲来说，是银荒的转嫁。曾有学者研究提出，“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中国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当时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2倍，两国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极为丰厚的利润。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班牙几乎垄断了主要的海上贸易，进行着全球性的扩张和殖民。到了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成功剿灭东南沿海的倭寇，并随之开放海禁。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其中就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纷纷从中国采购瓷器、丝绸和茶叶，再将这些货物贩卖至欧洲，以此获取更多财富。也正是因为这种“大帆船贸易”方式，大量的西班牙银币开始流入中国，很多商人们大多将这些银币熔化，改铸成纯度较低的银两或打制成各种银器。此后，随着西班牙经历战事后的国运衰落，墨西哥鹰洋崛起取代西班牙银币。

清末，为应对国内货币短缺及外来银币冲击的双重严峻形势，清政府最终决定借鉴西方铸币工艺，加以创新自主研发新币。作为洋务派领袖的张之洞，对币制改革给予高度重视。1887年4月，张之洞通过清政府驻伦敦大使馆的桥梁作用，与英国著名的喜顿造币厂取得联系，并达成了一项造币合作协议。

1887年7月26日，张之洞正式向清政府当局递交了一份奏折，请求批准从喜顿造币厂购买新式设备，以生产本国新式银币。他明确提出，新铸造的银币重量需达到库平七钱三分，高于市面上流通的外币重量，以此提升本国货币的市场地位。经奏准，张之洞于1889年在广州设立广东铸钱局，广东七三反版”银币系列的币模，由英国著名雕刻师艾伦·韦恩精心设计并雕刻完成。

这一杰作随后被喜敦造币厂转交给广东铸钱局，这一历史事件在1888年5月19日的伦敦《Graphic》杂志上得到了官方记录。该系列银元涵盖了多种面值，如库平七钱三分、库平三钱六分五厘、库平一钱四分六厘、库平七分三厘以及库平三分六厘五。这些银元正面中央刻有“光绪元宝”四字，背面刻有蟠龙图纹，俗称“龙洋”。因其币文安排方式与后来的标准形制相反，故又被称作“七三反版”。值得一提的是，该版银元的文字出自当时金石书法界的佼佼者吴大澄之手。铸造这批银元的初衷本是为了让老百姓广泛使用，以此银元逐渐驱逐外币，但由于其质优克重，设计精美，第一批银元多数都被求利者私毁或收藏起来，反而不能正常流通。

不久，张之洞就被调任为湖广总督，他原本想在广东试行的币制改革只好迁移到湖北去实施。1895年4月，武汉铸造了一种模仿墨西哥银元的湖北龙洋，重七钱二分，由于张之洞的积极推动，该批银元在长江中下游各个省份广泛流通。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也纷纷跟着这个样式大批复铸。

在湖北龙洋的铸造过程中，张之洞还下令铸造了一种特殊的湖北本省龙洋。该银元的设计与常见的湖北龙洋相似，有所创新的是，在龙面两侧各加铸了一个汉字，右侧是“本”字，左侧是“省”字，初衷是为了应对银价下跌的问题。张之洞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区分在湖北流通的银元，便于控制省内银元的流通数量，规范银圆和值钱的兑换比例，避免贬值。但因之前铸造的湖北龙洋已深入人心，想要再用湖北本省龙洋做代替，推行起来并不顺利，不久后就只能停铸。湖北本省龙洋存量较少，难得一见，如今该币种已被列入收藏界的大珍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