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世界风云变幻。难民、恐袭、战争、内乱，跌宕起伏，传统地缘政治难题悬而未决，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意外事件”，则带来西方乃至世界性的思考及怀疑——有人甚至称现有秩序正走向毁灭。
中国这边看似风景独好，但无论是“港独”“台独”，还是其他舆情热点，都显示挑战重重。
环球时报-环球网陆续推出年终报道系列文章，与读者一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专访清华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文︱白云怡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ID：hqsbwx），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问：很多观察人士认为，2016年堪称“黑天鹅”乱飞的一年。在您看来，真正称得上“黑天鹅”的事件有哪些？它们的发生真的是“意外”吗？
阎学通：如果将“黑天鹅”定义为多数人事先没料到的事件，那2016年这样的事很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俄土关系改善，菲律宾对华立场转变、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如果只有那些既是多数人没想到同时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才算“黑天鹅”，那么可以说，2016年的意外事件都还没形成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影响。
一些事件被称为“黑天鹅”可能并非因为意外，而是很多人不喜欢这种事发生，最典型的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退欧”。预测之所以不同于瞎猜，是因为预测需要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但现在很多预测错误源于依据个人好恶而非科学原理做判断。比如倘若特朗普的个性与其他共和党人物差别不大，即使他坚持自己目前的政策主张，其胜选也可能不被认为是“黑天鹅”。英国搞公投本就有两种可能，将其中一种称为“黑天鹅”也是因为一部分人不喜欢这个结果。
问：这些事件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每个意外事件的影响是不同的。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事件，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最有影响力国家。道义现实主义的原理是，领导人类型决定国家战略偏好。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小，不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则带来较大变化。从领导类型讲，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之间是程度差别，而特朗普与他们是性质差别，特朗普政府会有较强“人治”色彩，他对美国政策的调整也可能有性质变化。特朗普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会长期持续，现在还不好说。
▲11月9日，美国加州，部分民众上街抗议大选结果。
总的来说，2016年的意外事件多是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这可能意味一个新历史潮流在兴起。如果我这个判断符合客观实际，这意味着2017年会有更多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事件发生。自二战结束以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后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的这股意识形态是什么还难以确定，人们给其贴上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等不同标签，但我更愿意将其称为“反制度主义”，即反对现已建成的官僚体制，不希望由现有官僚体制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是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体制外的民众的结合来改造国家。
问：那么，根据您的预测，2017年会飞出什么“黑天鹅”？
阎学通：2017年，美国制造影响最大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国家。中美关系恶化程度、美俄关系改善程度、美欧关系下滑程度，都有可能超出预想。如果美国减少其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2017年将发生更多冲突，美国从哪里先撤军，哪里就可能先爆发冲突。
此外，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将举行公投，欧洲将可能发生更多预想不到的事件。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将不如2016年，因此引发更多经济冲突的可能性上升。这些经济冲突有可能引发一些意外政治事件。如果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我们预期2017年冲突增加，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多；而若依据自由主义理论预测国际冲突减少，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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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离心失去样板地位，对外政策俄或更加大胆
问：总体而言，世界政治格局在2016年有了什么样的根本改变？
阎学通：如果“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以国家分类的政治力量对比，我认为只有程度变化而无性质变化。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同时，在共同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中美各为一方的战略对抗也越来越突出，一些中小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更加明显，两个地区的实力总量趋同，而欧盟的离心倾向使其失去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地位，国际政治影响力加速下降。
在美日欧国际影响力下降之际，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甚至超级大国。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对抗性增强，蒙古不顾中国反对邀请达·赖访问。中东国家的战略冲突加剧，战争持久化。一些拉美国家内乱不断，非洲大陆进一步边缘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但绝大多数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因此逆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弱化，使南南冲突和北北冲突上升，而且同时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比如叙利亚内战和英国“退欧”都既是国内冲突也是国际冲突。
问：作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角，俄美关系很受关注，特朗普上台后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是否不可逆？
阎学通：上世纪70和80年代形成的美国冷战思维是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俄罗斯），特朗普有可能改变这种冷战思维，转向与俄罗斯合作但与中国对抗。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与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含义相同。显然，特朗普认为让美国不如冷战结束时那么伟大的原因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的崛起。他可能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视为零和关系，两者无法同时实现。能否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同时实现的双赢战略，是个严肃且重大的现实问题，靠反对冷战思维恐怕改变不了这个矛盾的性质。
冷战后，自由主义在美国战略界和知识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很可能是下降趋势。以民主价值观为理由对中俄采取强硬政策的建议恐怕难以被特朗普采纳，他更可能以现实战略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为决策依据，减少在人权等问题上与中俄的对抗，而是根据与中俄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利益冲突来决策。
问：您对最近的普京访日之行怎么看？2017年俄罗斯还会让世界刮目相看吗？
阎学通：日本媒体认为日本在普京访日中是失败者，领土问题从归还两岛退到了一岛都不归还。不过我关心的是，为何普京以如此居高临下的态度访日？为何不假装平等？我觉得特朗普表现出来的对俄政策应该使普京对美俄关系大幅改善有了信心，这种信心使他认为今后日本将有求于俄而不是俄有求于日本。普京的这种心态，决定了俄日关系的改善将以日本妥协为前提。安倍不向俄罗斯妥协，俄日关系就难以改善。
2017年美俄关系如果有大幅改善，欧洲国家面临的俄罗斯压力就会上升，在得不到美国有力支持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将会有所妥协。如果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俄罗斯的外交余地将大增。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形势变化，将使得俄对外政策更加大胆。
问：您早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提到，台湾问题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最近的事态发展符合您的预期还是比您的预期更强烈？
阎学通：比我预期的强烈。我当时只预测特朗普会增加对台军售，增强军事合作，在国际上为台湾说话，没想到他会和蔡英文通电话，公开表示不遵守一中原则。我预测的是程度变化还不是性质变化。
我觉得，自特朗普当选后，媒体对其对华政策做出了许多连续性错误判断，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部分舆论先是兴高采烈地论证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他将改善中美关系。这种预测很奇怪，商人多种多样，商人经历怎么成了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
接下来又认为特朗普对台湾的态度是因为他缺乏外交知识、行为鲁莽导致。这种分析似乎缺乏合理性：就算特朗普缺乏外交知识，但他的团队不缺啊，决定让蔡英文打电话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而是团队集体决定，这也不是什么鲁莽决定，而是反复考虑的结果。
他发推特说不受一中原则限制后，又有人说他2017年1月20日掌权后会重新回到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台政策，既然特朗普已经明确说拿台湾当筹码和中国谈贸易交易，我怀疑他就职后的政治目标限于贸易交易。他有可能把“台独”当作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一步棋，而这关系到我国民族复兴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策，可能很难解决今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问：这么说，2017年中美关系必然会经历一段波折？会持续多久？
阎学通：2017年可能是中美关系冲突为主合作为辅的一年，或许会出现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第一年双边关系恶化的现象，而难以重复奥巴马当政第一年的无缝对接。恶化时间甚至有可能长于小布什当政的第一年，因为再次发生“9·11”那种迅速提升中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事件的概率较低。贸易摩擦加剧是可能的，但可能不是最严重的冲突。安全战略冲突可能比经济冲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更大，在东北亚地区发生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大于在东南亚地区。
问：东北亚安全形势会如何发展？特朗普会在朝核问题上做什么？
阎学通：美国在东北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上升趋势。特朗普会巩固与美日韩台的军事合作关系，冲突点可能是“台独”和朝核问题。美国2017年采取什么具体政策难以判断，但如果以四年为时间段，不能排除支持“台独”和轰炸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
问：中国国内有自己需要优先对待的政治日程，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
阎学通：中央的判断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合为一体，这就需要内外政策同时改革。要知道，外部力量可能会给中国崛起制造一些困难，但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的复兴大业，而“文革”的经验则证明，极左政治路线错误是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夭折的。
所以，中国对内应以解决“不作为更加突出”为重点，通过扩大各级改革创新的自主权来提高工作积极性是我国的成熟经验，这样综合国力就能快速增长。只要综合国力的增长快于外部困难的增速，我们应对外部困难就不吃力，崛起就能持续。对外战略的原则应从“以经促政”转向“以军促政”，即以扩大和增强与邻国的军事合作为对外战略主轴。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关系是双边战略关系的核心，军事合作和军援对增强双边战略关系稳定性的性价比，远远高于经济合作和经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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