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上市公司分红少、分红难得问题又出现了，各路大神又开始纷纷“我劝天公重抖擞”，各色建议频出。其中，有投行人士提出，境外存在一种累积盈余税，即对公司的盈余课税，以反向激励公司分红，取得了良好效果。对此，JG君颇感好奇，查看了一些资料，发现结论可用一句话：橘生南淮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A1：顾名思义，累积盈余税（Accumulated Earnings Tax）是纳税机关对公司累积的盈余所征收的一种税。根据《美国税收法典》（26 U.S.C）第535条，累积应税所得额是指公司的应税收入扣除向国内外征税机关缴纳的税收、符合条件的慈善捐款、资本收益税以及分配的股息。对于一般公司而言，其抵免额为25万美元，对于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咨询服务类机构，其抵免额为15万美元。
A2：累积盈余税起初见于美国法，该税种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股东通过不分红、少分红的方式违法避税。主要针对两种情形：一种是个人通过设立控股公司持有其他企业股份，在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通过不分红、少分红的方式刻意将利润留存在控股公司中以避免被征收个人所得税；另一种则是股东刻意不分红、少分红，将利润留存在公司体内，后续通过公司清算、股份转让等方式获得前期积累的盈余，以逃避个人所得税。
类似的，我国台湾地区对未分配盈余课税也是从打击违法避税的角度设立的。
因此，该类税种也被称为惩罚性税收（penalty tax），甚至部分业内人士直接将其称为罚款。
A3：累积盈余税并不需要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主动申报，但是如果税务部门发现企业不适当的保留了过多盈余，就会发起执法活动，并最终由税收法庭（tax court）进行裁决是否对超额累积的盈余（也即前文所引用的超出25万美金的部分）加征20%的税，这也是其被称为一种罚款的很重要原因。
此时，企业需要证明：1.客观上，其保留的盈余规模是适当的；2.主观上，其及股东并无避税的主观意愿。一般而言，如果企业企业能够提供详细的善意使用盈余资金的计划，如资产收购、产能扩张等，即可证明自己没有避税的主观意愿，部分法院还发展出了盈余规模合理性的公式。但是如果企业的股东较为集中、股东所享有的个人税率很高、股东有税务管理的经验等，则较易被税收法庭推定存在避税的动机。
A4：实际上，这一税种即便是在美国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该税种直接涉及到对公司商事决策的干预，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学界将其称为对“成功的惩罚”（a penalty on success itself），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更是直斥其为“反企业成长税”。
从美国的实践看，因为该税种的征收是通过民事执法（civil enforcement）实现的，是高度司法化和个案化的。税务部门需要向税务法庭举证企业存在避税的迹象，也允许企业举反证以证明其盈余积累行为的合理性，所以实践中弹性较大。反观我国台湾地区，因为要刚性征收该税种，在实践中引起极大争议。
Q5：
有论者建议A股引入该制度以刺激上市公司分红，可行么？
A5：JG君认为A股并不适用该税种。理由如下：
一是正当性不足。
考虑到我国股息红利所得税（20%、10%、0）较企业所得税（25%）较低，该税种本身打击违法避税的目的无法实现。更何况从美国经验看，如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单一或者少数股东无法左右公司分红决策的话，该税种几乎不可能适用，因此美国上市公司几乎不用担心该税种的征缴问题，而该税种在A股上市公司“单兵突进”的正当性存疑；
二是可行性不足。
从美国经验看，该税种更类似于我国语境下的罚款，企业主要是被动缴纳该部分税额。而从台湾的经验看，如刚性征收，会对企业的再投资和风险抵御行为造成极大干扰。而在A股上市公司利润构成较为复杂、公允价值会计成为我国会计准则的主要核算方式之一的背景下，企业的所谓“盈余”中存在较多的账面盈余（如权益法核算下的股权增值），如要求其对此纳税，无疑会不适当的增加其纳税成本。如按现有的征收逻辑进行纳税调整，考虑利润分配的基数并非应纳税所得额，也会产生技术层面的混乱；
三是必要性不足。
我国税法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已经对股东通过借贷、工资等行为规避股息红利税等行为进行了规定。
JG君（林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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