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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袁世凯，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脑中都会浮现出“民族罪人”这四个字。曾几何时，深受教科书影响的笔者，对这位维新变法时的“叛徒”；义和团运动时的“人屠”；辛亥革命时的“窃国大盗”，也是痛恨切齿的。后来年纪渐长，读书渐多，方才知道这位遭到千万人唾骂的“国贼”在朝鲜也曾有过“爱国志士之行”。十二年中，袁世凯纵横捭阖于朝鲜宫廷的“党争”和蠢蠢欲动的列强之间，竭尽全力维护着大清帝国——这个迟暮帝国的最后尊严。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世家，受家族影响，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除去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曾习武，对兵法韬也略有所钻研。经过了“十年寒窗”的苦读，袁世凯准备跟祖辈、父辈一样，走科举道路进入仕途，可是他“八股制艺”的天分实在太差，考了两次秀才都没考上，于是一怒之下将数年间所写诗文付之一炬，决心要像汉代名将班超一样“投笔从戎”，建功立业。
1881年，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入与袁家关系密切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府中任职。次年，作为清朝藩属的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率部前往朝鲜镇压“叛党”，袁世凯的朝鲜生涯也就此开始。
（一）初露头角
朝鲜，又称韩国，自西周以来便被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主国”的巨大影响，所以进入19世纪，它也跟它的宗主国清朝一样，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1863年，朝鲜哲宗去世，因身后无嗣，便以兴宣君之子李熙为王，是为朝鲜高宗。李熙即位时年仅12岁，无法执政，便加封其本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摄行国政。
大院君摄政时期，列强已开始对朝鲜有所袭扰，李昰应主导的朝鲜政府出于自保目的，执行闭关政策，拒绝同除清朝以外的各国进行交流。但列强对朝鲜的觊觎并未停止，其中以通过明治维新而强大起来的日本野心最大。
1873年，朝鲜王妃闵氏（这位闵妃就是那位被韩国人大捧特捧的“明成皇后”）发动政变，将公公大院君李昰应赶下“摄政”之位，宣布韩王李熙“亲政”，并把闵氏外戚安插在了政府重要部门，掌控了朝廷。闵妃聪明机敏，颇具手段，因李熙昏庸懦弱，所以朝鲜王朝的朝政常为她所把持。闵氏掌权之后，仿照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搞起了近代化改革，同时逐渐改变了闭关政策，日本趁着朝鲜“锁国令”松动之际，遂向后者发动了武装侵略。
1875年，日本制造“云扬号事件”，欲通过武力胁迫朝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闵妃鉴于朝鲜国力不济，主张同日本签约，而大院君一党（李昰应虽然被迫退休，但因其为朝王的“本生父”，且很多亲信还在朝中，故对政局仍有较大影响）则强烈反对，主张应依靠清朝，与日本一战。然而此时，清朝正因越南问题与法国关系紧张，恭亲王与李鸿章不愿再与日本节外生枝，故未对日朝签约加以干涉。清朝的“不干涉”政策，更给了闵妃集团与日签约的充分理由，1876年2月25日，朝鲜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门户就此洞开。不过，清政府虽然无暇东顾，却也深知日本的野心，所以日朝签约后不久，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就“指导”朝鲜与英、法、美、德诸国签订条约，以期“以毒攻毒”让列强互相牵制。
随着一系列对外条约的签订及闵氏外戚的骄横不法，保守派官员及大批民众对闵妃集团日益不满。1880年，闵妃主导朝鲜进行军事改革，裁撤了当初由大院君所设立的“亲军营”，同时建立了由日本教官训练的近代化军队——“别技军”。这支新军无论在装备还是给养上，都比旧军高出一大截，而当时旧军经常连军饷都发不出来，故而怨声鼎沸，士卒哗变已有厝火积薪之势。
1882年7月下旬，已经被欠饷十三个月的旧军终于领到了他们的口粮，但这些粮食里不仅混有大量秕糠，竟然还有不少沙土，愤怒的士兵举行了暴动。掌管发放粮饷的大臣闵谦镐（闵妃之兄）下令镇压，却被乱军所杀。同时，王京（今首尔）周边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一些村民也起来响应暴动，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壬午兵变”。
遭到闵妃打压多年的李昰应认为这是自己重新掌权的绝佳机会，遂决定借刀杀人，他趁“安抚”乱军之机，将军饷问题推到闵妃集团及日本人头上，乱军于是袭击闵妃党府邸，杀死大臣金辅铉、李最应（李昰应之兄，却是闵妃一党），重伤领议政（相当于宰相）闵台镐（亦是闵妃之兄），并进攻王宫。闵妃见势不妙，易装出逃。之后乱军又杀掉日本教官，火烧日本使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归国。见乱军声势越来越大，朝鲜政府束手无策，只得将大院君重新请回主持国政，收拾乱局。
朝鲜叛乱发生不久，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母去世，在家服丧，由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即接到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密电，称日本将因乱军进攻使馆一事派兵前往朝鲜“问罪”；同时，奉命在天津办差的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亦接到闵妃的密令，向清朝乞师平叛。清廷认为事态紧迫，便下令立即出师。8月9日，帮办山东防务吴长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领兵舰前往朝鲜镇压乱军。
清军此时已经了解到李昰应是兵变扩大的“主谋”，吴、丁、马等人决定采纳金允植的建议，趁大院君回访清军兵营之际，将其抓捕。8月25日下午，李昰应来到清军营地拜访吴长庆，在“笔谈”（朝鲜的贵族、士大夫几乎都会学习汉语汉字，故而可以和中国人笔谈）过程中，这位老奸巨猾的“摄政王”察觉气氛有异，于是在纸上写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
所谓“云梦之游”是当初汉高祖诱捕楚王韩信时的“托词”，吴长庆见此大惊，正支吾踌躇间，站在一旁持刀侍立的袁世凯大声说道：“事机已泄，迟则生变！”果断命令手下将李昰应强行扶入轿中，然后由水师提督丁汝昌亲自带队乘船押往天津。
诱捕了“罪魁祸首”李昰应之后，袁世凯又奉吴长庆之命进剿余党，袁率军进入枉寻里和利泰院两村中“乱放洋枪”，击毙乱党十余人，其余人或逃或降，叛乱始定。不久，李熙前往忠州将闵妃迎回，闵氏外戚重新控制了朝政，朝鲜的政权才渐渐稳定下来。
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已丁忧完毕，回天津复职）的垂青，不久被授予五品同知衔；而朝王李熙及闵妃也对他颇为感激和看中，邀请他为朝鲜训练新军。
“壬午兵变”这件大案算是圆满解决了，清朝由于出兵帮助朝鲜平叛，“上国”威望大大提高；日本则因兵舰迟到一步，没什么作为，除了敲诈了些赔款之外，并没占到什么太多便宜。不久，清朝和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宗主国的各项权益通过条约形式确立下来，又派官员、军队常驻朝鲜，通过这些措施，清朝大大加强了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获得了大量利益。然而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朝鲜悄然酝酿。
（二）甲申政变
随着列强势力的入侵，韩廷的官员们为求自强，逐渐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是主张仍然依靠清朝保护而求生存的“事大派”，其主要人物有金允植、赵宁夏、鱼允中等；另一个则是主张摆脱清朝，谋求独立发展的“开化派”，这一派较为亲日，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随着中日两国在朝鲜竞争的加剧，这两派的对立也在日益加深。
“壬午兵变”平定之后，清朝在韩势力迅速壮大，“事大派”又掌握政府实权，所以日本人及他们所支持的 “开化派”遭严重打压，极思进取。这时的清朝，正为了保卫她另一个藩属——越南而与法国交战，但清军在战争中屡屡受挫，引起韩王及闵妃集团的恐慌。时任韩王外交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此人曾在中国海关工作，为清廷派去控制朝鲜海关的“洋员”），大概受到俾斯麦政府的指使（彼时，俄、德、奥、英四国正因瓜分奥斯曼帝国而相互角力，故德国首相俾斯麦有意将沙俄的注意力引向远东），趁机怂恿朝鲜请求俄国“保护”而谋求“独立”，韩王及闵妃便逐渐有意“亲俄”。
此后不久，又传出清朝将释放大院君归国的消息，闵妃一党闻之极度不满，朝鲜政府倒向俄国进而“独立”的倾向更加显著，一些原本属于“事大派”的大臣如韩圭稷、李祖渊等人为了固宠，甚至变成了“亲俄派”，与“事大派”和“开化派”争权。
就在朝鲜政府在“事大”和“独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人则趁机浑水摸鱼，他们指使“开化派”官员在韩搞“排华运动”；并游说韩王，使之与日本“联合”，而李熙本就是个“见异思迁”的人（袁世凯评语），竟又渐渐也有了“亲日”意向。
此时清朝因与法国战事吃紧，李鸿章命吴长庆率领半数清军回国驻扎，只留下三个营约1500人的兵力驻扎朝鲜，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管带张光前及总理营务处袁世凯统辖。见清军兵力大减，日本人及“开化派”觉得有机可乘，于是频繁接触，策划在朝鲜邮政大楼落成这一天发动政变，剪除“事大派”及“亲俄派”，将中国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等人也听到了一些有关“政变”风声，遂下令清军严加戒备，并与“事大派”官员商讨解决之策。
1884年12月4日，朝鲜邮政大楼建成，邮局总办洪英植等人邀请各国外交官及清朝驻朝鲜官员来参加庆祝宴会，其中，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因在为政变做准备，借口生病不至。宴会开始后不久，政变集团便在邮局外纵火，朝鲜官员闵泳翊（闵妃之侄）出外查看情况，却被政变军砍伤，他狼狈逃回邮政大楼后便因伤重晕倒，穆麟德立即派人将他带到自己的官邸医治。与会众人见此大为惊惶，一哄而散。清朝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马上前往清军营地，通报事变情况。袁世凯得报后，即刻带领二百名清军前往邮政大楼，不过此时那里已是人去楼空，袁遂迅速前往穆麟德官邸向闵泳翊打听详细情况。
其实，在邮局外放火不过是金玉均等人的“声东击西”之计，他们以此将韩军及清军引向火灾现场，趁机攻入王宫，劫持韩王。此时，身在宫中的韩王听到宫外枪声乱作，已知有事变发生，正惊慌失措间，金玉均突然冲进寝殿，他向韩王及闵妃诬称清军作乱，又诱迫韩王写下请求日本公使保护的“手令”，并派朴泳孝送去日本使馆。竹添得到韩王手令之后，迅速带领日军前往王宫支援政变。接着，金玉均又假传韩王旨意，将“事大派”实权人物赵宁夏、闵台镐、闵泳穆、尹泰骏及“亲俄派”大臣韩圭稷、李祖渊召入宫中斩杀，同时逼迫韩王任命政变集团首脑担任要职，组建亲日政府，并宣布政治革新，史称“甲申政变”。
次日，清方接到了韩王被劫持和六大臣被杀的消息，血气方刚的袁世凯十分激动，要带兵攻入王宫解救韩王。而提督吴兆有则态度慎重，主张要先请示李鸿章，然后再作打算。这时又盛传日本将要向朝鲜增兵支援政变，于是吴、张、袁等人联名上书，向李鸿章请示机宜并求援助。李鸿章接到由袁保龄（袁世凯之叔，时任北洋海防营务）、丁汝昌转来的电报，感到事态严重，但当时中法两国鏖战方酣，他不愿再与日本开战，又怕法、日结盟，所以指示吴、袁等人要以查办乱党为主，不可与日本开衅，不过仍派了两艘军舰和一营清军赴朝鲜支援。
国王被囚，汉城上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久又传出了日本人和叛党要废黜韩王并押往仁川的消息。金允植、南廷哲泣求清军出动拯救国王，袁世凯认为时局紧迫，坚持要进攻王宫。吴兆有、张光前不得已，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不过为了不与日本“开衅”，吴、张令人修书一封交给日本公使竹添，告诉他清军出动是为保护韩王，与日本无关。
12月6日下午两点，清军及袁世凯训练的朝鲜新军兵分三路开赴朝鲜王宫，袁世凯率领中路军，吴兆有和张光前则分率左、右两路。袁世凯刚到王宫门外，就遭到宫内守军的开枪袭击，袁立即下令开火。这时，战前被袁世凯秘密收买了的两营叛军，见清军开到，立即“反正”，占领了昌庆宫、宣仁门，吴军得以从王宫后墙进入，与袁军夹击王宫。虽然清军这边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叛军和日军已经占领了王宫中的有利地势，因此清军进展不大，伤亡严重。不久吴兆有带领的那一路人马竟然溃败，而张光前也瑟缩不进，只剩袁世凯一人在指挥战斗。
此时王宫中已乱作一团，闵妃和王世子已趁乱逃走，韩王也向金玉均等人要求去清军大营避难，金当然不许。夜幕降临，叛军终于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势，彻底崩溃。竹添见大势已去，准备撤退。金玉均等人提议将韩王劫持到仁川，却被竹添拒绝。政变集团无奈之下，安排由洪英植、朴泳教（朴泳孝之兄）挟持朝王出宫暂避，金玉均等人则与竹添一起，逃往日本使馆，再图后举。而日使馆早已被愤怒的朝鲜民众焚毁，竹添无奈，只得再次启程逃往仁川，一路之上又屡遭朝鲜军民的袭击，狼狈不堪。到达仁川后，竹添等人立刻搭乘“千岁丸”号返回日本。
袁世凯攻入王宫后，四处搜寻韩王，却不见踪影，便提议立韩王李熙之侄为新王，以安定人心，但遭到吴兆有的反对。于是清军一面在汉城里寻找韩王的踪迹，一面发出悬赏。不久，清军得到了有关韩王所在的情报——他被洪英植等人挟持到了汉城的一座关帝庙里，清军立即赶到那里将韩王救出，并将洪英植、朴泳教等乱党悉数处死。
第二天早晨，清军对外其宣布了韩王已经获救的消息，邀请各国外交官来到清军大营谒见韩王，至此，持续了三天的“甲申政变”被清军彻底粉碎。
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在朝鲜国内获得了巨大威望，朝鲜民众甚至立了一块碑，记录他的功绩；而韩王和闵妃，更是对他感恩戴德，官员们也时常环绕在袁左右，听他发号施令，此时的袁，俨然以朝鲜的“监国”自居。
不过，袁世凯并没有风光多久，他“平叛”的事迹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应。日本自不必说，不仅要求惩处袁世凯，其国内激进派更是主张与清朝开战；正与中国交战的法国则趁机鼓吹“法日同盟”；对朝鲜素有野心的俄国和一直怂恿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更是大为不满，明里暗里鼓动日本对华强硬。清朝国内的“清议”鉴于这种国际形势，纷纷指责袁世凯“擅自开衅”，一时间，弹劾袁的奏疏铺天盖地。
而袁的同僚吴兆有、张光前则因嫉妒其功，又恨他平日专断跋扈，也向李鸿章告状。李鸿章虽然对袁多有回护，但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还是奏派吴大瀓、续昌两位大员去朝鲜进行调查。吴、续二人到朝鲜后，深入了解了情况，对袁十分同情，替袁说了很多好话。不过一贯心高气傲的袁，受此打击也未免心灰意冷，这时老家又传来其母牛太夫人病重的消息，于是向李鸿章告假返乡，一来侍奉母亲，二来散心休养一段时间。
虽然国内对袁世凯的讨伐之声渐渐消失，但日本人却依然咬住他不放。1885年3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就解决“甲申政变”展开谈判。其中日方提出的一条就是要惩办清军驻朝武官，然而李鸿章态度强硬，寸步不让，伊藤鉴于当时日本尚不具备同清朝决战的实力，于是态度软化，放弃了对袁世凯等人的追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与伊藤最终签订的这份《天津条约》里，有一项并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条款——“中日向朝鲜派兵之际，应互相照知对方”——正是这一项看起来“公平”的条款，竟为九年后中日开战埋下伏笔。
袁世凯在家度假期间，李鸿章左思右想，认为办理朝鲜事务“非袁不可”，再加上袁保龄、吴大瀓等人的极力推荐，于是决定将袁召回，命他继续驻扎朝鲜。
1885年9月，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天津，护送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去朝鲜——此人便是大院君李昰应！
（三）监国朝鲜
将大院君释放回国，是清廷一个“自以为是”的决定。
前文说过，韩王和闵妃之所以有“亲俄”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反感大院君的回归，而清廷却对此并不了解，反而自作聪明地认为，大院君返韩，能够有力“制衡”具有“亲俄”意向的闵妃集团——如此做法的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朝鲜与清朝间的“宗藩关系”自此产生裂痕，它独立自主的愿望愈发强烈。
1885年10月5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到达仁川。时隔三年，再次踏上故土的李昰应悲哀地发现，韩廷竟未派一人来迎接他这位“太上皇”！不仅如此，他的三名贴身仆从还被冠以“壬午余孽”的罪名处死！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他立即发出电报诘责韩廷。迫于压力，韩王只得于次日派人去问候迎接。
27日，袁世凯和李昰应来到汉城郊外，李熙早已在此设帐迎候，但父子相见，竟无言以对，引得围观群众一片惊骇，袁见此亦颇感失望。不过为了大局着想，袁依然努力弥合闵妃集团和大院君的裂痕，一面开导韩王夫妇要遵守“孝道”，另一面劝李昰应不要再干预政事，安心颐养天年。在护送大院君归国的同时，袁世凯又顺便呈给韩王《摘奸论》一篇，论述清朝对朝鲜的“恩泽深厚”；俄国对朝鲜的野心，说明朝鲜只有依靠宗主国大清才能获得安全，希望以此打消朝鲜与俄国通款的念头。
袁世凯送回大院君，返津述职期间，被正式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从名义上看，袁在朝鲜只是一个主管“商务”和“外交”的“常驻代表”；但实际上，作为“上国钦差”，他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几乎是无所不管，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的驻朝使节几乎都认为他是“帝国的总督”——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1885年11月21日，袁世凯正式在汉城履职，开始了他的“朝鲜监国”生涯，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阻止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早在1884年“甲申政变”过后，韩王因惧怕中日再度交兵，便在穆麟德的牵引下，派使臣金镛元等人出使俄国，与俄使密谈，希望俄国对朝鲜进行“保护”。最终，朝俄于1885年1月达成了“密约”。然而朝俄之间的“秘密外交”，却被清朝的吉林珲春副都统伊克唐阿所侦知。
李鸿章接到消息，立即命令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质问朝鲜，于是穆麟德怂恿朝鲜寻求俄国保护的阴谋渐暴露于世，引起列强的广泛关注。当时英国正在阿富汗与俄国竞争激烈，见俄国有意向朝鲜半岛渗透，遂于1885年4月占领朝鲜巨文岛加以对抗。日本也深恐俄国吞并朝鲜对己不利，于是一改之前同清朝敌对的政策，反而“帮助”清朝解决“朝俄密约”问题，鼓动清朝对朝鲜施压。而当时俄国的战略重心正在阿富汗、中东及巴尔干，远东地区的兵力相对薄弱，不敢同中、英交恶，所以吞并朝鲜的决心并不坚定。
1885年6月9日，俄国外交官士贝耶来到汉城，准备跟朝鲜政府履约，但由于清廷的压力，朝鲜此时已态度大变，坚决不愿“履约”，一无所获的士贝耶只得悻悻而返。不久，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向韩廷施压，将此次密约事件的罪魁祸首穆麟德免职；又将当初与俄国秘密谈判的金镛元、金光勋等流放，“朝俄密约”这才告一段落。
密约虽然没成，但朝、俄之间却依然“眉来眼去”。英国强占巨文岛后不久，朝鲜又风传金玉均要从日本借兵“反攻”，韩廷闻之大惊；而大院君的归国，又让韩王夫妇对清朝大失所望，因此他们又萌生了寻求俄国保护的念头。
在此种情况下，韩廷的“亲俄派”迅速抬头，他们不仅积极向韩王和王妃阐述获得俄国保护的“好处”，还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俄使韦贝密切联络。不久，被“亲俄派”说动的韩王下令将金光勋等人召回，商讨与俄签约事宜。不过，闵氏外戚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事大党”的闵泳翊却对“联俄”这件事大不以为然，他向韩王、王妃进谏多次无果后，便将此事密报给了袁世凯，袁指示他继续向韩王“诤谏”。未几，朝俄间的“暧昧”之事再次曝光，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德禄为挑拨中、朝、俄的关系，并欲借中国之力消灭朝鲜“亲俄派”，便和闵泳翊伪造了一份加盖朝鲜国玺和领议政沈舜泽印章的“密约”，然后由闵转交给袁世凯。
袁得此“密约”果然大怒，他随即指示掐断朝、俄之间的电报线，阻止两国继续联络（在袁世凯的干预下，朝鲜电线邮政的创建与管理，几乎为清朝所垄断）；之后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认为韩王李熙“一心背华自主”，建议清廷“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李鸿章得报后，虽认为事态严重，但恐怕“废立”之事兹事体大，容易引起列强干涉，便先令驻俄公使刘瑞芬在彼得堡打探有关“密约”的消息，又与醇亲王奕譞上奏请示慈禧太后。最后，经过清廷高层的商议，决定派出七艘军舰前往朝鲜附近游弋“以壮声势”，但是否执行“废立”，不得鲁莽，要视情形而定。
不过，袁世凯为索回“密约”，却对韩王搞起了“逼宫”——他伪造了一份清朝将派重兵赴朝的电报恫吓朝鲜，称“圣朝东顾，仁至义尽，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又指使李昰应进宫“泣奏大王大妃（朝鲜宪宗之母赵氏，朝鲜的大王大妃，相当于中国的太皇太后，因朝鲜为中国藩属，故降格称之），痛陈利害”——这出“假戏假作”，把韩廷弄得上下震恐，君臣父子哭作一团。
正当韩廷上下感到大祸临头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驻俄公使刘瑞芬经多方打探后，向李鸿章报告称，俄国坚决否认跟朝鲜有所谓的“密约”。再加上韩廷一口咬定“密约”为小人伪造，更流放了几位“亲俄派”大员以表明忠心，李鸿章便觉得追究下去再无意义，于是指示袁世凯见好就收。
是年8、9月间，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谕令韩王要“屏斥奸佞，亲近贤臣”；李鸿章、袁世凯也各自作书呈给朝王，讲明朝鲜“事大”的各种好处，又借机迫使朝鲜起用“铁杆事大派”金允植执掌朝鲜外署。朝鲜经此一吓，至甲午战争前，再无引俄之事。
在此事件中被卷进来的俄国，见识到了中国保护朝鲜的决心，又怕中英联合对抗于己，便不想再趟朝鲜这道浑水，于是联合英国向中国做出保证：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两国绝不侵占朝鲜领土，保持朝鲜现状。如今后他方做出改变朝鲜现状的行为，将出面调停。英军也就此撤出巨文岛。
朝俄密约事件虽然以对中国有利的局面结束，但由于袁世凯的“图谋废立”及“逼宫”，导致很多“事大派”官员改变立场，朝鲜与清朝的裂痕也越来越大，于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朴定阳事件”。
“密约事件”后，闵泳翊与袁世凯决裂，他因避罪而出逃香港，“事大”立场也大为转变，于是向韩王和闵妃提出，朝鲜应该向各国派出公使，以“示自主于天下”。接替穆麟德担任朝鲜外交顾问的美国人德尼极力赞成这一意见（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是“门户开放”，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控制它，所以一直希望朝鲜“独立”，德尼正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积极帮助朝鲜筹划此事。1887年8月18日，韩王正式任命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出使欧洲五国（后来因沈病，改任赵臣熙）。袁世凯得知此事之后，认为朝鲜派出跟清朝地位一致的使节，有损“上国”体面，于是设法阻挠，同时又将此事电告李鸿章。同年11月，李鸿章为朝鲜遣使拟定了《应行三端》，大意是：
“朝鲜使节到达外国后，应当去中方使馆“报道”，然后由中方使节带领前往该国外交部；
遇到大型活动或者宴会，朝鲜使节应跟随中方使节之后；
遇到重大外交问题，朝鲜外交官应与中方商议。”
一心要“独立自主”的朝鲜，对清朝提出这“三端”大不以为然，不过为了应付清朝，只能是“阳奉阴违”，结果出使美国的朴定阳根本就没遵守这三项规定。
袁世凯被朝鲜的行为再次激怒，他严厉指责韩王“用人不当”，韩廷君臣面对气势汹汹的“袁总理”（当时朝鲜君臣对袁的称呼），只能是推诿搪塞。最后朝鲜迫于压力，将朴定阳免职（不久又起用）。而赵臣熙因惧怕袁的专横，到达香港后便偷偷溜回国，结果由此获罪，被韩王革职。
袁世凯自1885年在朝鲜任职以来，为了维护清朝的“宗主权”，将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都牢牢控制在手里，成了朝鲜的“太上皇”。再加上他为人跋扈，时常仗着自己是“上国钦差”，直闯宫禁，责难韩王，使得朝鲜君臣难以忍受。因此，袁在韩的最后几年，跟朝鲜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就在袁世凯跟韩廷每日相争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场改变东亚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民变在朝鲜爆发了。
公元1894年2月19日，朝鲜东学党徒自全罗道兴兵起事。是年，为中国旧历甲午年。
（四）黯然归国
“东学党”本是个宗教团体，其初代教主崔济愚为对抗基督教等“西学”的“入侵”，融合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学说，创立了所谓的“东学道”。这个新兴宗教，因教义简单通俗，又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在一般民众之中传播很快，尤以南方的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信徒最众。不过，“东学道”的迅速传播却深为韩廷所忌，于是被朝鲜政府认定其为“邪教”，并加以取缔，其教主崔济愚亦遭处死。其后东学党虽有起事，但都遭到镇压——而这不过是更大暴乱来临前的先声而已。
1892年5月，朝鲜官员赵秉甲出任全罗道古埠郡守，此人贪残暴虐，激起郡民不满。1894年2月19日，当地东学党首领全琫准率众揭竿而起，3月，全军攻陷古埠，周边郡县的东学党也竞起呼应，不久，即聚众至数千人。
乱事的持续扩大，受到了韩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命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领京军八百前往平乱。全琫准自知难与官军正面交锋，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官军疲于奔命，三周之内竟连败三役。未几，东学党又攻陷李氏的“龙兴之地”——全州，消息传来，韩廷大震，遂准备向清廷乞援。
日本政府得知朝鲜爆发民变后，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与清朝决战，夺得朝鲜的绝佳机遇。为了引诱清廷派兵入朝，并以此制造衅端，日本暗中派遣浪人组织“玄洋社”混入东学党推波助澜，扩大民变规模；又令驻朝使馆一级书记官杉村浚会见袁世凯，暗示日本希望清廷派兵助剿，且不会出兵干涉。作为“上国钦差”的袁世凯当然认为“宗主国”应当出兵帮助“藩属”平乱以树立威信，而杉村的谎言又将他的顾虑打消，因此，袁便积极鼓励朝鲜向清朝借兵。
此时，韩廷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认为朝鲜已无力平叛，必须借兵。6月3日夜，朝鲜正式发文向清朝求救。次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人从陆路进入朝鲜；同时又令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济远、扬威二舰前往仁川援护——当然，清政府也按照当初的约定，将出兵之事照知日本。
日本政府得到照会，马上派驻朝鲜全权公使大鸟圭介带领420人的“护卫队”向汉城进发，并持续向仁川增兵。朝鲜政府见清朝和日本同时大兵压境，大感局势不妙，为了让两国撤军，便和东学党展开了谈判，而东学党本就是“逐倭灭洋”“不反国王”的，所以官民一拍即合，达成和解，持续了四个月的东学党之乱就此平定！
叛乱的迅速平息，让大鸟措手不及，此时日本的持续增兵已使列强颇有微词，自觉“师出无名”的大鸟只得跟清朝代表袁世凯展开撤军谈判，不久即达成协议。但此协议遭到一心开战的日本政府断然拒绝，外相陆奥宗光暗示大鸟称，日本将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即发动战争），要他尽力拖延撤军，并寻找开战借口。
大鸟与袁世凯经过多日的虚与委蛇，终于找到了一个“何患无辞”的驻军理由——与清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李鸿章、袁世凯为了避免战事的爆发，开始苦劝朝鲜政府进行“改革”，而此时驻朝日军已达到八千，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清军!
袁世凯见日军不断到来，随即转变了妥协的态度，他立刻向李鸿章、叶志超发出电报，建议清廷调大军入朝，以期逼退日军。李鸿章此时虽已发现日本的开战野心，但他深知如今的淮军已是暮气沉重，今非昔比，倘真的开战，恐怕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俄、英调停上。为了在外交上取得先机，李并未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停止了增兵。俄国接到清廷的求助后，虽答应调停，但并无实际动作；而英国则没料到情势恶化如此之快，甚感为难，只好出面当和事佬，呼吁中日共同撤军，但日本人并不买账。至此，李鸿章期待的的外交希望彻底破灭。
随着日军的不断到来，大岛的态度愈发强硬，他一再向朝鲜政府和清廷质问“朝鲜是否为清国藩属”，又向朝鲜政府提出所谓的“改革案”二十七条，要求限期答复。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一面火速派人将家眷护送回国内，一面接连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要求回国。李起初并不同意，但在袁的兄弟世彤等人的四处活动，以及袁的“以死相逼”之下，李鸿章终于改变了主意。19日，袁世凯经过一番易装后，悄然离开汉城前往仁川，乘船归国，昔日风光无限的“朝鲜监国”至此黯然离去。
袁世凯离开汉城仅仅四天，大鸟圭介就带兵攻占了朝鲜王宫，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组建起亲日政府。7月25日，李昰应在日本的胁迫下，以韩王李熙的名义宣布朝鲜“独立”，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此战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东亚的格局也就此改变。
战败的中国失去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二十个世纪的东亚霸权，这个“老大帝国”的脆弱与颟顸，在战争中更是暴露无遗。此后，立宪、革命、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帝制也就此终结。此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内战、外战，至1949年，满地疮痍的中华终于涅槃重生。
战胜的日本则依靠战胜后获得的巨大利益迅速崛起，之后又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强国。随着国力的增长，日本人的野心更是不断膨胀，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在中、日、韩三国的博弈拼杀中，最大的输家无疑是韩国。甲午战争结束后15年，已经“独立”的“大韩帝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彻底沦为殖民地。二战结束后，日殖势力退出朝鲜，但这个“四战之地”的半岛，却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至今南北分裂，不得统一，令人唏嘘。
（五）后记
最后，还是说说袁世凯这个人吧。
自近代以来，凡提到袁世凯，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差评”，被描述成“窃国大盗”“封建大地主大买办的总代表”，可谓是要多反动有多反动，这一切可以说都源于他那场著名的“开倒车”——“洪宪帝制”，所以只能是“袁郎至今有遗臭”了。
倘若除去“洪宪帝制”，再来看袁世凯这辈子，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作为一个继承曾国藩、李鸿章衣钵的晚清新派官僚，袁世凯最大的理想便是“救国”，所以，他能在波云诡谲的朝鲜折樽冲俎，维护清朝的“宗主”地位；所以他能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排除万难，推行“新政”，甚至推动“立宪”；所以他能在清廷无可救药的时候，诱迫清帝“退位”，和平终结帝制——假如袁世凯就此功成身退，后世国人岂不视他为“民族英雄”哉！
可惜可惜，以袁世凯的为人，他岂会急流勇退？
袁虽是个力推新政，兴办实业的“改革派”的先锋，但骨子里依然是受帝制影响至深的传统官僚，他跟他的先辈“曾左李胡”们一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抱负，但也同样热衷于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耍弄权谋——这与强调“分权”“限权”，讲究“宪政”的民国，自然是格格不入。
让一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来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袁大总统亲手终结了“专制”，却又自己搞起了“专制”，还要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于是只好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这句诗，是对老父的无奈劝告，更是对“洪宪帝制”的最好注脚。
历史的进步是需要代价的，像袁世凯这种“半旧半新”的人物，是那个剧烈变革年代的“特殊产物”，风云际会下，被推到历史前台，却又“认识有限”，无法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只能被“革命”、被淘汰，最终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这大概就是袁世凯们的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