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7
月
14
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沿学术论坛第二期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大静园二院召开。本次会议以“网络世界的数字化转型：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与反思”为主题，从美国学者丹·席勒的新著《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出发，结合近来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事件，对中国信息传播业发展的战略背景、现实困境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下午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道路——从中兴事件谈起”，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老师主持。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洪宇首先回顾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四十年发展的三个特点：一是经济体量总体过大，生产供应需求之间不平衡；二是依赖出口和外贸，传播业底层产业也是出口经济特征表现最明显的行业；三是经济发展模式呈现抑制消费的特征，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这三大特点同时也说明中国模式是这一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环。
接下来，洪宇提出传播业在中国当前发展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电信行业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文化、传媒等机构也从事业单位结构中剥离出来形成新的投资和增长平台，这使传播技术成为当前中国发展转型的重要场景和引领力量；另一方面，国家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规制和引导作用，虽然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历来如此，但由于中国等强有力的新兴国家造成了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因而招致了西方学者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教条的强烈批判。
最后，洪宇回顾了中兴在电信改革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发展演变。洪宇将电信改革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电信网络的基本结构已经埋下了伏笔：技术与产业上的海外依赖、内部省市发展不均衡。第二阶段始于
2001
年互联网泡沫后启动的宽带互联网建设，这时电信改革完成，电信运营商的竞争格局成立，并通过海外上市、依靠海外资源实现国内网络现代化。第三阶段是
08
年之后，尽管华为与中兴
2000
年已经在国内企业脱颖而出了，但仍无法与老牌电信商竞争，因此采取海外发展策略，对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一直没有收复，正由于这时国家进行干预、发放牌照、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华为与中兴才得以在市场份额上位于前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在洪宇老师讨论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政府角色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它作为一种中国特殊性的表现，这种特殊性指的是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模仿者思路，以及中国政府主导方式与美国政府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吴靖还谈到了文化政策与电信政策的交叉性分析，我国当代文化政策的前提预设是文化是独立的，与经济体系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从美国传播学舆论研究、宣传研究看，这个假设也是需要被质疑的。我国文化政策最失败的一点就是它被特殊化、游离出来，国家重点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反而是美国通过我国技术设施建设进行了文化输出，大量的外来引进节目充斥着中国的综艺娱乐节目市场。中兴没有芯片，我国文化产业也没有“芯片”。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张翔老师提到了后发国家信息产业发展的双轨状态，一方面体现在延续了以往的追赶型策略，另一方面是治理体系的转变：产业的市场化转型和利益最大化诉求。
张翔还提出西方国家也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发展中国家经过
20
年的全面发展后造就的格局已大不相同，中兴只是贸易战中很小一部分，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并不受影响，中国企业不管哪一种利益集团都能在当前格局中找到共同利益和诉求模式，中央仍可以建立比较有整合力的防御方式。贸易战看似在撕裂，其实也是一种全新的整合力量。
中国联通集团新媒体运营中心付玉辉首先介绍了政府与电信企业之间的强弱关系，基本是政府强企业弱的力量对比。在此基础上，付玉辉介绍了对电信行业发展的五点认识：一是技术是一种迟钝的利器，在伦理、道德层面反应迟滞，目前缺乏对技术副作用的相关研究。二是国家战略背后的强盛逻辑只体现在技术、硬件方面，缺乏服务的相关评价标准。三是监管是摇摆的，我国宽带与电信公司行业的壁垒仍然存在。四是国际层面上，中兴事件、中美贸易战等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电信行业在国际遭受到有戒备的挫折。这一过程中，尽管中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其发展带来的影响，但他国感受到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五是安全层面上，电信行业发展中安全是非常强烈的底线。
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王素君对洪宇关于中国电信业资本架构的表述表达了认同。他指出，我国
ICT
产业除了洪宇书中提到的社会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之外，还有终端制造和平台应用
app
共四个组成部分。随着未来
5G
时代的到来和更多的
OTT
业务，电信商被管道化、边缘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
王素君还从五个方面为付玉辉介绍的电信行业发展特点进行了补充：一是国家力量主导，可控制的力量竞争，中组部、网信办、国资委、工信部之间分割管理、利益博弈。二是电信行业之间的关系上层体现为行政化的合并与拆分，下层体现为市场化的垄断与竞争。三是技术推动的消费逻辑，目前
4G
足以满足消费者日常需求，人们是否真的需要
5G
技术值得商榷。四是多层次的跨界竞争，电信商的市场、人才、新的业务增长点面临来自
BATJ
的威胁。五是意识形态的掌控与覆盖，政党作为“红色基因”仍然存在，公司重大决策都需党委会的审核，党管企业、党管干部。
人民网研究院的刘扬老师从媒体融合的角度反思了“媒体的危机究竟是什么”，他认为这既不是媒体经营问题，也不是业务管理或报道形式的问题，而在于媒体的看家主业在政治体系中未发挥其应有作用，最突出表现在一系列引发争议的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的被动地位可见一斑。谈及互联网企业，刘扬认为尽管互联网企业对新闻业务有明显的干预，且干预更频繁更深入，但传统意义上媒体仍存在一定优势。互联网企业存在两个明显薄弱点：一是它们在激烈商业竞争中的主张与行为存在明显差异，互联网自由平等的主张以及高科技去中心化的迷思不攻自破；二是互联网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的声望的积累，比如阿里腾讯除了马云、马化腾之外其他鲜为人知，而传统媒体则有一批著名记者队伍和一套非常明确的声望积累体系。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的姬德强老师回到了讨论原点，他谈到“国家理论”的概念较为模糊，它遵循的是国家—资本二元对立的框架，而中国是现代意义上动员型国家和传统意义上家长制国家的结合，因此提醒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国家性质的特殊性。另外，他还提到广电也是信息传播业的重要一部分，广电数字化过程本身有与电信相似之处，也有自身本土逻辑，这种本土逻辑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且与席勒呈现的一以贯之的美国电信史是有所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