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指针拨回一八九一。这一年，离日俄战争还有十三年，离甲午战争还有三年，虽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以来的国运上升期，但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一个毫不入流的小国。
这一年的五月十一日，未来将继承大位的沙俄皇太子出访日本，在全国各地受到超规格的接待。对于当时横跨欧亚，武力超群的沙俄，日本国民在尊敬之下，更多的是深深的畏惧。
而刺杀事件偏偏在这时发生。当访问团来到大津时，一位下级军官津田因为憎恶皇太子耀武扬威的做派，在队伍经过时拔刀向他砍去。虽然刺客被迅速制服，皇太子已经身受重伤，取消所有访问活动，提前回国。
消息一出，恐慌情绪迅速在全日本蔓延开来。民间自发停止一切娱乐祭祀活动，有村庄立下村规本村人从此再不能取和刺客一样的名字。更有甚者，有人到县厅门口割喉自杀，只为向俄国谢罪。
在朝中，大臣一致主张处死刺客，尽快浇灭沙俄的怒火。但是，根据日本通过不久的刑法典，故意杀人未遂不能处以死刑。不过根据特别规定，故意伤害本国皇室可以判处死刑。这时，扩张法律条文，将本国皇室解释为包括外国皇室，虽然不符合立法原意，却是在法律框架下处死刺客的唯一方法。
但是，在各方压力下，本案主审法官，大法院（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儿岛惟谦仍然坚持法律的原则，没有判处刺客死刑。他的回答是：如果在这次事件中适用“对皇室的犯罪行为”，日本必定被列强所鄙视，并在司法史上留下永久的污点。
这便是《与手枪的不幸相遇》中的第一个故事，号称“日本司法独立第一案”的大津事件。
在这本书中，日本推理作家夏树静子女士用小说家的笔法，将日本近代以来十二个著名案件娓娓道来。这些案件无一不是轰动一时，而从长远来看，都深刻塑造了日本的法治进程。
回望明治时代，无数出身低微的人物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推动整个国家迅速发展前进。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坂上之云》将其归结为一种弥漫全社会的蓬勃健朗的气质，正如在山坡上冉冉升起的青云。
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之中，富国强兵，集体高于个人，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固然大津事件的结局是俄国方面接受了日本的判决，但众多大臣的忧惧并不是没有道理，激怒沙俄是面临着实实在在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是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宪法法律至上呢？
历史的车轮继续行进。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大胜之后，日本逐渐被军国主义的思潮牵引，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民皆兵，对外侵略的战争泥淖。这一时期，诞生了著名的“翼赞判决”。
“翼赞”在日语中的本意是“助（天子等）一臂之力”，当时的语境下指的是由首相担任总裁，带有浓重军国主义色彩的大政翼赞会。在五年来首次举行的全国议员总选举中，大政翼赞会针对四百六十六个名额推荐了四百六十六名候选人，号称要“举国一致集大成”。
在鹿儿岛第二选区中，四名推荐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六名非推荐候选人。其中四名落选人收集大政翼赞会强硬干涉选举的证据，向大法院提起诉讼，诉称此次选举无效。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进行调查取证的难度可想而知，主审法官甚至写下了遗书。在经过充分的调查后，法院抵挡住右翼势力的压力，判决该区的议员选举结果无效。这一判决作出，很多人将吉田久与当年的大津事件中的儿岛惟谦相提并论。
然而，法院的形象并不总是这么光彩。
在“大逆事件”和“松川事件”中，日本共产党员被政治势力所构陷，法院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在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翻译者时，法院站在保守势力的一边，将这本书认定为淫秽作品，判决两名被告有罪；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纪，法院仍然在保护犯罪受害人的问题上犹疑不决。
所谓日本司法史，倒不如说是日本近代史，亦或是日本近代思潮史。每一起典型案件背后，不仅仅是控辩双方的事实陈列和逻辑推理，更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势能之间的角力。
回顾这些案件，法官在其中扮演的实际上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尽管可以说每一起案件法官都是依靠内心的确信作出判决，但法律之外的力量是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中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法院的审判。
作为后来人，在评判历史事件时，很容易带着强烈的后见之明挑选事实，将其串联组合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完整故事。而当我们设身处地进入当时的时空背景，便会发现不管身居怎样的高位，都几乎不可能看得清时局的全貌。
在无限广阔的时空和多维度的价值评判体系面前，个人是脆弱而无序的。每个人囿于自己的经历、识见和利益，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尽量做出自认为最好的选择。这一个又一个的选择以难以想象的复杂方式排列组合，不可逆转地构筑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道路。
而《与手枪的不幸相遇》这本书，正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契机，带我们回到日本司法史上的重要时刻，怀着同情之理解，一窥那些裹挟其中的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和艰难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