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晏畿道拒见苏轼的一段“公案”，引出的是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画像的比较，究竟是重“形”还是重“韵”，背后折射出的倒仍是跟“公案”有关的新旧士大夫之间的差异与纠葛。
晏几道与苏轼之间，留下过一桩“公案”。据徽宗时代的邵泽民说：元祐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黄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政事堂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陆友仁：《砚北杂志》）纵然邵泽民不曾“亲见”，以生活时代来看，他曾“亲闻”此事是没有疑问的。从他的叙述中，苏轼见晏几道的原因被设定为两个：一是晏几道歌词流行，一是黄庭坚为之介。
大约应在宋哲宗“元祐”的头三年间（一〇八六至一〇八八），晏几道为范纯仁编辑了一本歌词集——《乐府补亡》。那么“元祐中”的京城，可以闻听的“小山词”，当也不出《乐府补亡》中所收录的与莲、鸿、𬞟、云等歌妓有关的“妇人语”歌词。与这个时间相接的，是宋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仍未能完全驱散“乌台诗案”阴云的苏轼，在自常州赴文登途中，经过曾经作守的密州，写有《杂诗》一首，实际上是写给一名歌女的，诗云：“昔日双鸦照浅眉，如今婀娜绿云垂。蓬莱老守明朝去，肠断帘间悲。”这与晏几道在《乐府补亡》中怀念“云鸿”诸君的歌词，如《临江仙》“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靓妆眉沁绿，羞艳粉生红”“脸红凝露学娇啼。霞觞薰冷艳，云髻袅纤枝”等，情态颇为类似。
描绘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画（来源：sohu.com）
在《东坡乐府》里也有《浣溪沙》词，其云：“道字娇讹苦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前人认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贺裳：《皱水轩词荃》）拿柳永词来比并，是囿于习惯思维。其实这首词的韵味，也是类似晏几道的；且“道字娇讹苦未成”，便正是《杂诗》里“双鸦照浅眉”的年龄。因此，词虽然不必一定是苏轼守密州时作，然他于天风海雨之中，更饶悱恻缠绵之情，则无疑问。而回到京城的苏轼，愿意见一见享有歌词盛誉的晏几道，其中应有着一种“词人”间的惺惺相惜。
但苏轼毕竟是要通过黄庭坚，才能传递见晏几道的意愿，这自然缘于黄庭坚与晏几道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朋友关系。但以“元祐中”苏、黄间的关系论——苏轼曾一再向朝廷举荐黄庭坚，甚至要黄庭坚来代替自己的职位；那么，邵泽民所谓的“因黄鲁直欲见之”，也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苏轼本人，似也会有举荐晏几道仕进的用意。遗憾的是，这一点找不出历史实据，甚至连文学上的关联也不能够提供。
宜宾岷江桥头“苏东坡”和“黄庭坚”的雕像（来源：thepaper.cn）
无论苏轼最初的动机怎样，结果却是吃了闭门羹。
晏几道说：“今政事堂半吾家旧客。”他的父亲晏殊，是曾以“善知人”闻名于时的。名士钜公“如孔道辅、范仲淹皆出其门，而富弼、杨察皆其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苏轼要求见晏几道的元祐三年前后，位居宰辅的，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其中，直接与晏殊有关的，只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一人。至于其他三人中，年岁老大的文彦博，是曾经与富弼并称于朝堂之上的，吕公著则与欧阳修“为讲学之友”（《宋史·吕公著传》）。这么说来，与晏氏婿同僚的文彦博和与晏氏门生相为友朋的吕公著，也能算得上晏门当年的旧客——甚至依照宋人为官的常例，即入相者，会接受百官的“道谒”，而“进士高第”者，则须遵守“往拜执政大臣之礼”（夏承焘：《二晏年谱》）；那么无不由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也就有成为“晏门旧客”的可能。
即便如此，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仍显夸饰；且与黄庭坚《小山集序》中所描写的那位真诚、狷介的晏几道出入过大——直截了当地讲，这更趋近于一种“穷相”口吻，全不符合其父晏殊的“富贵气象”。
晏殊是太平富贵宰相，有意识地将公私生活划分得格外清晰。概括地讲，即处理政事，正襟危坐，刚峻难挡；退居游燕，自由放浪，不复拘检。这种区别的根源还在于自五代入宋，士大夫与皇帝、庙堂的联系并非一体。但作为晏氏门生与旧客的一代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开辟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新貌，士大夫与皇帝、庙堂合为一体，由此，也便不再区别公私生活的界限——“进亦忧，退亦忧”。那么，在新旧士大夫之间，也必然会爆发出一些失和事件。魏泰《东轩笔录》载，一日大雪，晏殊退朝，欧阳修等往拜，“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由于当日正与西夏交兵，故年轻的欧阳修诗中便有了“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连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之句。未曾料到的是，这令晏殊大为扫兴，甚至衔恨在心。据魏泰说：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东轩笔录》）
经沈括《梦溪笔谈》考证，宋朝人所见的韩愈画像，其实是南唐的韩熙载，“小面而美髯，著纱帽”，而韩愈本人则本是“肥而寡髯”。胡道静据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中韩愈像，“与传为五代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相对核，容貌正和韩熙载酷肖，可知这个错误从北宋一直沿袭下来”。胡先生《校证》中附有图版，取的是韩熙载的侧面像，不易对照，我们取用其正面像（图一）以与“《圣贤画册》中韩愈像”（图二）做对比。
左图为图一：韩熙载（取自《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右图为图二：韩愈（取自故宫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韩愈本人的真实相貌，已被历史湮没，流传至今的，也是近似“小面而美髯”的“韩愈”画像。如吕维祺《圣贤像赞》（图三），笔法虽不免粗陋，但从美髯来看，更趋近《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只是面型未能处理好；而王圻《三才图会》（图四）中，无论是面型还是须髯，抑或“纶巾”，都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中的“韩愈像”相近。
左图为图三：韩愈（取自明代吕维祺《圣贤像赞》）；右图为图四：韩愈（取自明代王圻《三才图会》）宋人可以误会韩愈的相貌，但应不会错认“欧阳修”。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亦即南薰殿旧藏的《圣贤画册》中，也有一幅《宋参政欧阳文忠公像》（图五）。这是晚年欧阳修朝服持笏像，面型宽大，是不与韩愈像“小面”相似的。但是，无论欧阳修貌类韩愈画像的话，是否一定出自晏殊之口，既然它记载于宋人著作之中——且《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生活在熙宁元丰年间，应非空穴来风，必一定有据。只是以此图来看，全不相似，令人生疑。
导致这一问题的源头，是宋人不仅误会了韩愈的容貌，连同欧阳修的相貌，也有不同的“版本”；据陈师道《后山谈丛》说：欧阳公像，公家与苏眉山家皆有之，而各自是也。盖“苏本”韵胜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韵，夫形而不韵，乃所画影尔，非传神也。
所谓“家本”的“欧阳公像”，自是摹写以供奉于宗祠家庙，如图六所示或即此类“家本”。其面型与南薰殿旧藏本相似，虽然笔法不及，但恰又是吻合“形而不韵”的。至于“苏本”即苏轼家藏的“欧阳修像”，虽然很难在目前流传的欧阳修画像中指认出来，但唐寅所绘的欧阳修像（图七），确乎有“韵而失形”的特征；在王圻的《三才图会》中的欧阳修像（图八），也同样不乏此类韵致。有趣的是，画像中的“欧阳修”也已经逐渐“消瘦”，近似于“小面而美髯”的“韩愈”了。
左起依次为图六：欧阳修（取自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图七：欧阳修（明代唐寅绘）、图八：欧阳修（取自明代王圻《三才图会》）
“欧阳修像”所具有的“韵”，也就是常言的“神似”，就当日士大夫而言，却是根源于一代新型士风的呈现。那么，宋人说欧阳修貌似“韩愈画像”，如果是一场误会，也是有意的误会，且从无澄清的必要。另外，苏轼的画像，同样存在着与欧阳修相类似的“韵”，如世传赵孟所绘的苏轼像（图九）；至于苏轼本人的真实面貌，或许清朱野云临摹、翁方纲题款之宋李公麟绘苏轼像，最称形似（图十）。但对宋人而言，他们所追摹的，也并不在“形”，而是“韵”。
左图为图九：苏轼（赵孟頫绘），右图为图十：苏轼（宋代李公麟绘，清代朱野云临摹）
二〇一三年秋冬，美国收藏宋元绘画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得以较为近距离地观看了北宋乔仲常所绘《后赤壁图卷》（图十一）；由于卷末有徽宗宣和五年（一一二三）的苏轼故交赵德麟的题跋，因此，这可以算得上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苏轼画像了。这幅图卷并不以人物为主，纵然是观看原画，苏轼的容貌辨认起来也颇感吃力，但仍能从中感知，人物是“韵而失形”的。至少在赵德麟本人，曾亲炙苏轼，但也并未计较画中的苏轼是否如其本人。这种态度，是与苏轼收藏一幅“韵而失形”的“欧阳公像”完全一致的。
图十一：苏轼（宋代乔仲常绘）
虽然很难判定晏几道在“元丰中”是究竟如何来看待上一辈人的分歧的，但有一点无可否认，即“欧晏失和”故事中的“欧阳修”评价“晏公小词最佳”的目的，是在批评晏殊的“为人”，这与熙丰年间王安石对晏殊的指摘别无二致——这将有可能引发晏几道的警觉。
图十二：苏轼（宋代乔仲常绘）
除了欧晏失和造成的影响外，晏几道的警觉态度，还与欧阳修的行事作风有关。晏殊与欧阳修同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但晏殊与钱惟演等老辈保留有旧式士大夫作风。欧阳修则打上双重性色彩：一方面他曾在“洛阳花下”尽情领受过旧时代之风习，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时代的开辟者。同样记录在魏泰《东轩笔录》的一个好例，便是欧阳修曾呼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为“穷塞主之词”。如果把欧阳修在晏殊家宴“即席赋雪”之作与范仲淹《渔家傲》对读，则“须连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与“四面边声连角起”“将军白发征夫泪”正相表里，如出一口；但为何欧阳修反而揶揄起范仲淹来了呢？究其缘由，并非是欧阳修身份地位前后有所差异，仍是与处在北宋士风转型期有关：此刻的欧阳修，他的“新旧双重身份”之天平已然倾向于旧时代，曾经在“洛阳花下”养就的富贵放纵之故态重现。但从“欧阳公像”的流传来看，他的“故态”早已被后辈士大夫抛到了脑后；反倒那携带有一代士大夫新风尚的“韵”，更让人熟悉。如果说苏轼“欲见”晏几道的故事属实，则他遭到拒绝的深层次原因，并非晏几道与苏轼之间有何隔膜，而是关联两代士人作风之间的种种纠葛——从内在精神到外在神态多承继欧阳修的苏轼，“元祐中”又以新进士大夫领袖身份重入庙堂，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韵”，是自然会让晏几道有所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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