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坛召开 颜宁等科研女性呼吁延长相关年龄限制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老公的劳动，而不是老公的钱。”来自日本大学的女教授NORO表示，其实日本政府希望女人多去职场工作，因此现在的趋势又不一样了，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面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颜宁，全国“金话筒”秦畅直截了当发问，“现在不仅叫你‘女科学家’，还叫‘美女科学家’”，你喜欢吗？”这位39岁的生物学家笑言：这样解释“美女”，就是“美国回来的女教授”吧。

科学界是一个男性行业吗？在10月7日、8日举行的第八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坛上，包括王志珍、郑晓静、王红阳等多位女院士，以及颜宁、吴骊珠、朱美芳等多位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在内，各界女性科技工作者齐聚东华大学松江校区，对于“女科学家”一词中被人特意强调的“女”字，多抱以审慎态度。她们认为，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应隐含一种背后指向或附加判断，带着“女人本来应该做不到”的意思——她们希望，“我们科学家都是一样的”。

“我是南通农村的，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出来的女大学生。”作为大会组委会主任，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芳说，“因为当时重男轻女现象比较严重，我的哥哥姐姐没有读成书，而我的年龄小了10岁，正好有学上了，母亲就说‘为什么那么漂亮的女生不让读书呢’，所以我就非常幸运地读到了大学。进大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博士。但只念过一年私塾的母亲跟我讲：“你一定要读博士。”

朱美芳的经历代表着那一代少数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幸运。而今，女性工作者越来越多，但一个老问题似乎始终难解——事业与家庭关系如何平衡？

与颜宁一样，东华先进低维材料中心的特聘研究员储玲玲也是海归；但不同的是，这个85后的青年千人计划人选，已经有了两个娃，大的3岁、小的才一岁多；而且，她丈夫也入选国家“青千”。

对此，储玲玲直言，应该说两边都做得完美是不可能的。“对于我来说，平衡家庭和事业，只能说是两头兼顾一下，两头都牺牲一下。”储玲玲表示，自己基本上只能学术会议都不参加，就是学校实验室和家里“两点一线”。

颜宁则表达了不同意见。她讲了一个故事：在教授们面试一个27岁的女研究生时，突然她的男同事问那位女生：“你将来怎么平衡你的事业和家庭？”颜宁坦陈，面试了一天，为啥那么多比这女生年龄还大的男生没有问，“单单问她，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对于“生育”，颜宁认为，“生”是女性没办法逃避的，但是“育”呢？“为什么说‘育’也一定是女性的责任，而不是男性的责任？为什么欧洲不叫产假，叫育儿假？因为‘育’是男女共同的责任。一说到牺牲，就要妈妈为家庭牺牲？父亲哪里去了，对吧？”她的话引发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作为一名做过30多年制药企业老总的女强人，刘铭君也是上海女企业家和女工程师协会的老会员。她表示，这个问题不仅是女性来回答，更应该是社会共同来回答。“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科学家，都有幸福的爱情、都有幸福的家庭、都有幸福的子孙，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完美的、和谐的。”

现场访谈中，秦畅又把话筒“抛”给储玲玲，“人们说，世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还是有过多的世俗偏见在。”储玲玲是学有机化学的，她坦言有机化学在实验室体力劳动方面跟其他专业相比，可能会有一点过重感觉。所以，以前有机所有把“女生当男生使”，但也没有特别的“女博士”这么一说。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超分子光化学实验室主任吴骊珠表示，在科研上，真正等你做到一定阶段时，实际上就发现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女性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大家赋予你更多的要求，实际上比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但如果从做科研这个角度，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

中国女科协副会长、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强调说，女性自己要有自信心，在这个社会里平等地看待自己，“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否则，如果心理暗示“我不行，这应该是男人做，我们女人做不了”，这样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社会给到女科学家成长的环境不可能越来越好，“很多时候，环境是自己争取来的”。

“每个人，特别是我们女性，其实可以发挥的空间、可以自己努力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无限的。”朱美芳直率表示，“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当女的看，并没有把性别看得很重。”其实，女性可能有些方面还超过男的一点，比如非常强的忍耐力、非常强的战胜困难的勇气。所以，她经常说：“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对于同在东亚文化圈的日韩女科学家，如何看待女性科研人员比例不如欧美的事实？

来自韩国的韩东大学教授、梨花女子大学名誉教授Heisook LEE说，“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只是在想‘跟男人一样成功就好了’。”她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很久以前，韩国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现在韩国政府引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体系来保护女人，其实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法律框架。

“重要的是什么呢？文化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要改变文化，我觉得女生首先得改变。自己的意识要改变，女人不是超人。”这位银发教授表示，“男女共担、男女共享，这个意识大家都是要有的，这不是谁的责任，而是所有人的责任。”

至于日本，大部分女性都在婚后成为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日本女科学家也都是这样的贤内助吗？“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老公的劳动，而不是老公的钱。”来自日本大学的女教授NORO表示，其实日本政府希望女人多去职场工作，因此现在的趋势又不一样了，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就她个人而言，读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女子学校，目前工作在国家研究机构，其中有很多男的，也有很多女的，“而且，其他国家来的一些女性也参加我们日本的研究机构工作”。

NORO教授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自己读硕士时候就已经生孩子了，但对于其他女性研究者而言，不一定有这样的运气。“去掉女性申请研究工作的年龄限制，就是这么一根线，这样会更加公平，”她建议，这样可以让女性科研工作者结婚甚至生育之后再回来，为她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颜宁同样支持这样的“延期”，“对于女科学家，申请项目经费的年龄期限应当有所延长”。对此，储玲玲也觉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应该还是来自国家层面的。近几年，海归人数越来越多，她身边不少人都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归国，“拿了的跟没有拿到的，平台要高很多”。这一部分的平台保障，落实到学校、学院，对于科研人员的起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刚刚建立的实验室，非常非常重要”。

作为“第三方”，美国工程院院士、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ELSA认为，“我觉得不管我们身处哪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她觉得，“找一个导师很重要，这个导师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因为我有很多男性好导师，他们真的是给我创造了很多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要成为年轻人的榜样，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或者为下一代创造机会，真正帮助她们取得成功，真正展现她们有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