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蛋糕店充500送50，健身房买年卡比次卡优惠，给孩子上课的老师说30节的课包比10节的便宜不少，这些宣传很难不让人心动。但常常，我们奔着更低价格充值的钱也悄无声息地随着机构一起消失。
近日，“职业闭店人”出现在大众视野，他们专门寻找经营不善的企业，按照机构负债总额收取一定比例佣金，以私下协商、秘密协议等方式操作，帮助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而新法人可能是不懂法律知识的保安、七八十岁的老人，既没有偿还债务的意愿，也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记者｜彭丽
“八千多元的课包，刚上完三节课，他们就‘跑路’了”，谈起来，刘梦仍然很气愤。
今年3月，上了几年网课的女儿画画热情未减，刘梦决定为她找一个线下机构，和老师面对面学习。几番考察后，刘梦看上了一家名为“艺术伞”的美术机构。艺术伞注册名称为北京小蕃茄教育咨询公司，2012年成立，主要为2-14岁少儿提供美术、书法、陶艺培训课程，在北京有6家店。其中一家开在离刘梦家走路只需十分钟的商场，共五六间房间。走进门店，前台摆着营业执照，绿色墙壁上挂着孩子们画的画，家长休息区、孩子洗手的地方、用具摆放区都很干净。
最让刘梦心动的是他们的培养理念。刘梦还记得销售的话，“它不是只教画画，而是对艺术素养的综合培养。课程里有艺术鉴赏课、手工制作课等，既让孩子对于艺术作品有自己的鉴赏能力，又能培养动手能力，比如陶瓷课、掐丝珐琅的制作，很多还和我们的民俗传统文化相关。”去咨询时，刘梦还偶遇了女儿以前一起学芭蕾的朋友，对方家长告诉她，自己的孩子从三四岁就在这里上课，已经上了六七年了。
现在已经“跑路”的艺术伞儿童艺术中心（受访者供图）
虽然很心动，刘梦还是有些谨慎。这几年，她听到朋友们报的各种机构跑路不在少数。她先是在网上搜索“艺术伞”，没有看到负面消息，还发现与女儿从小上的一个“挺靠谱”的数学思维培训机构有合作。另一方面，销售也认真回应了她的顾虑，“我们所有的资金都是有监管机构，即便跑路，也可以用监管资金来保护消费者”。刘梦没有多问监管资金的凭证，“听上去感觉很不错”。销售又接着说，“疫情期间很多小机构都倒闭了，我们扛了下来，也能证明我们无论品牌还是体量都是靠谱的”。那一刻，刘梦被说服了。
在销售推荐的几档课包里，刘梦选择了第二便宜的——八千多元，48节课，一年半内上完。最便宜的课包需要三个月内上完，时间太紧张，而更贵的，“两万、三万的都有”。
4月27日，刘梦带着女儿准备去上第三节课时，发现陆续有很多家长聚集在门店。她从家长的交谈之中得知，艺术伞在其他地方的门店有些已经关门，家长联系不上负责人，想看看是否能转课。而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自己也很久没有发工资，总部的人昨天才告诉他们，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刘梦一开始不太相信，“这么多年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关了”？随着聚集的家长越来越多，有人打电话报警，她才意识到不对劲。给同在这里上课的朋友打电话，那位朋友还有3万多元的课没有消。现场还有上课多年的孩子，“说以后见不着老师了，抱着老师哭”，刘梦看得心酸，“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当天下午，一名园区负责人出面，将营业执照和法人的身份信息都发给了家长，并表示他也被拖欠工资，支持家长们维权。此时家长才知道，公司法人已经发生了变更，至于新的法人是谁，他们并不清楚。刘梦上网搜索相关新闻后推断，自己可能是遇上了“职业闭店人”。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此前发布的消费提示，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专门为经营不善尤其是采取预付费经营模式的经营者，策划闭店方案，实施闭店行为，并处理经营者遗留下的维权纠纷的群体。他们按照负债总额收取一定比例佣金，以私下协商、秘密协议等方式操作，帮助面临经营困境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在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特别提到，“第三人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造成消费者损失，应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0月，北京市场监管局通报了全国打击职业闭店人首案，正是刘梦报名的艺术伞。根据警方的调查，早在4月12日，小蕃茄公司就办理了公司登记（备案）变更，将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等负责人全部更换到了贾某和张某身上。“预谋”从3月开始，根据北京市场监管局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小蕃茄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某以30万的价格委托北京超莱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处理小蕃茄的公司变更登记业务，超莱国际公司又以1.88万元的价格委托四川一家公司找人顶替小蕃茄原法定代表人李某及其他高管，并花700元交由创企未来（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办理具体跑腿业务。在三家公司的分工合作下，5月6日，北京艺术伞连锁培训机构全部闭店逃债。
图｜央视新闻
“职业闭店人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流程”，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茜律师告诉本刊，第一步是提前变更法人和股东，使得原经营者能够逃避债务和法律责任。同时还需要缩减注册资本，广西柳晟律师事务所甘智斌这几年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他解释，“公司对外承担债务是以注册资本作为限度，比如说我吸纳了300万的充值金额，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对外我最多也只需要承担100万的责任。”而这些都需要职业闭店人提前布局。
一位常年接触职业闭店人的人士告诉本刊，职业中介通常倾向于找寻穷困潦倒且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让他们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等负责人。他曾看到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小伙咨询，父母都已去世，奶奶生病卧床，爷爷捡废品为生。找不到工作的他只好选择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背债，这样可以拿到两三万元。他对这个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像是晚年的福贵（小说《活着》的人物），说只希望奶奶能多活一段时间”。
而这些“替代者”的一个更大的特点是，法律观念较为淡薄。以艺术伞为例，中介公司最终找到的代替高管的张某是来自山西农村的一名保安，在这场涉及90名员工、2337名学员及未结清的2000多万学费的漩涡里，他只从中介处拿到了400元。接受央视采访时，张某说，“（中介）说（我）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律承担责任是很小的，只是限高消费。”除了小番茄，张某后来还从中介处接单，成为了30多家企业的背债人。最终，他被限制了支付工具和银行卡的消费，无法从事大部分工作。
接下来，职业闭店人会接手店铺，帮助策划促销活动。杨恬在上海工作，去年5月，她在离家不远的健身机构以12000元的价格报了40节瑜伽课。“8月开始，工作人员一边说需要装修无法上课，一边在朋友圈疯狂推销课程，预充值100元开业后可以抵1000元，还在店门口找很多人发传单。”杨恬看到，“周围住的很多老头老太太觉得很划算，都充了钱，他们爱游泳，游泳卡一年也需要几千元钱。” 而等到9月，变更法人的程序走完后，店铺就直接关门走人。
另一个关键的步骤是职业闭店人会出面与消费者协商转课等赔偿。本刊记者以北京一家美术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向一名专攻教培机构闭店的职业闭店人陈旭咨询。陈旭称自己2021年开始做职业闭店，算是行业里最早的一批，到现在已经累积了300多个案例，“今年12月就已经排了4家”。
“跑路”的瑜伽机构人去楼空（受访者供图）
陈旭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但也有例外，今年他帮助处理了北方某一地级市的游泳早教机构闭店、更换法人，涉及金额两三千万元。陈旭不无自豪地表示，在所有接手的案例里，起诉率只有10%左右。“退费不是家长第一诉求，有地方可以继续上课才是”，而他说自己的作用正在于可以快速搭建转课渠道，“经营人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出面”。
在询问记者未消课时还剩多少后，陈旭给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平稳落地，几乎也没人骂你，甚至有人理解你的方案，预算大概占未消课时涉及费用的30%。如果手头比较紧，也不在乎舆论，可以选择预算更低的方案，花费占未消课时涉及费用的15%左右。高预算和低预算的区别就在于转课方案的丰富性和补贴的力度大不大。”他建议，如果接近万元及以上的顾客不多的话，尽量用第二套便宜的预算，“因为（充）几千块的家长大部分也不会花时间去起诉”。
陈旭精准地抓住了很多消费者的心理，甘智斌告诉本刊，这类案件维权成本很高，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也就给了非法行为可乘之机。这两年，每年都会有五六个来咨询甘智斌的消费者，但在咨询完后就没有后续，“一是律师费可能和他们的剩余价额差异不大，二是事情特别耗费精力，钱也不一定拿回来”。
《灿烂的季节》剧照
甘智斌唯一经手且顺利办完的案子发生在2022年：5月份老板还在充值酬宾吸引顾客，少的存了几百元，多的存了五六千元。等到7月，老板就联系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广东的人把经营者身份转让出去，对方接手后马上闭店，员工工资和顾客充值都未结算。
最初，甘智斌犹豫过是否要接下这一案件，因为诉讼过程十分琐碎。他有40多名当事人， “比如核算每个人的金额就非常麻烦，他们充值的金额和最后显示在卡里面的余额可能会不同，因为闭店前充值酬宾，充1000送2000，那消费完扣掉多少本金、多少赠送金都要一一去算，再比如催委托人缴纳诉讼费、律师代理费都要花去不少时间、精力。法院也需要处理类似问题，审理进度会比较缓慢”。终于，历时2年后，今年10月，退款才退还到消费者手中。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不可能每天盯着去查这家公司的法人、股东变更或者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不现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算知道有变更也很难意识到背后的含义”，甘智斌说。
这不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难题，即便从法律上对职业闭店人予以确认也很困难。“当法人或股东发生变更时，工商登记部门很难判断经营者是否出于恶意进行登记变更”。从法律规定来看，目前我国对于法人的变更或登记要求较为宽松（18岁以上、没有较大负债数额或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等即可）。甘智斌解释，这是出于鼓励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新的法人或股东是否有履约能力，前后两代经营者之间的债务是否结算清楚、变更后是否通知到消费者等等这些细节问题，相关部门很难一一查清。
最终导向的则是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原来的经营者可能已经通过各种手段转移资产，而新的经营者往往是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张茜告诉本刊。
“跑路”的瑜伽机构门口无可奈何的消费者们（受访者供图）在甘智斌看来，职业闭店人的出现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这类非法行为的处罚主要集中在民事处罚，“也就是说，不还钱会限制他们的消费、出行等等，但对于打定主意不还的人来说，这种惩罚算不了什么”。尤其对于职业闭店人所找的新法人或股东来说，“本身就不怕成为黑户”。甘智斌认为，可以适当加大处罚力度，“一些涉及金额较大的案件，如果能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聘请了职业闭店人并与之串通，在明知经营不善关店的情况下还吸纳资金，是存在诈骗的情况，涉嫌刑事犯罪。”
职业闭店主要存在于美容美发、教育机构、健身机构等需要预付式消费的领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告诉本刊，预付式消费模式是指消费者在商家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之前，根据商家提供的营销方案以优惠价格预付费用，然后取得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模式。这样的模式原本在美国、日本等地流行，因为既能满足消费者的价格优惠需求，又能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二十世纪末在我国也开始发展起来。
发展到今天，小到面包店几百元的储值卡，大到健身房几万元的课包，从孩子的早教机构到成年人的生活娱乐，预付式消费几乎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预付式消费的坑几乎每个人都要踩到。2022年，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2021 年，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受理预付式消费投诉 6.57 万件，较 2020 年增长31.47%，涉诉金额 2.66亿余元。而在其中，调解成功成功率 29.28%，挽回经济损失 0.8 亿元，仅占涉案金额30%。徐海燕告诉本刊，预付式消费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处理不好会影响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也会影响其他正常经营的主体。
她建议从立法上来予以规范，“尤其是要提高预付式企业的准入门槛，建立预收资金由第三方金融机构独立托管制度，明确预付卡内资金余额归属消费者；加强对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的全过程动态监管和分类监管，比如企业的合并、变更都要通知到消费者。”
工作人员介入调解艺术伞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受访者供图）在门店关闭一个多月后，园区负责人给刘梦和其他家长提供了一个转课名单。课程有马术、画画、编程、跆拳道等，但条件都很苛刻，“比如跆拳道，是以1:4的比例换算课程，相当于是我在艺术伞课程剩下的四分之一，而且需要再花两三千元买装备”。多番考虑之下，刘梦还是选择了给女儿转到和艺术伞同在一个商场的另一家美术机构，换算的比例的1:1.5，每节课还要再额外加30元。
在这个商场里，除了餐厅和超市外，大部分都是少儿辅导机构。“到了周末，很多孩子都是自己去上课，中午吃饭就在商场里自己买点东西，下午再接着上课，一天就在商场里待着”。刘梦觉得，上课除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外，也是给家长提供了一个看孩子的场所。但现在，她和她的朋友对这样的辅导机构都有些担忧。女儿转课的课程已经上完，机构老师在催着续费，刘梦决定，到放寒假前再续，要选最便宜的课包，“趁着放假赶快上，不然没办法”。
（除甘智斌、徐海燕、张茜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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