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敬龙到于欢：“舆论审判”的是与非

《南方周末》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引爆舆论热点。于是，“舆论审判”一词再次泛起。警惕“舆论审判”的声音，与尚未彻底消逝的贾敬龙案中多位学者的呼吁一起，共同指向已经饱受质疑的司法体系。

所谓“舆论审判”，是指媒体在报导一个未决案件时，让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对案件做出定论，形成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到案件的审理。

近年来，被打上“舆论审判”标签的典型案件包括因征地拆迁而杀死村支书的贾敬龙案，因强奸和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李昌奎案，以及大部分人至今都还有印象的药家鑫案。

事实上，所谓“舆论审判”早已有之。如贾樟柯在《天注定》里体现的邓玉娇案，最先引发对“舆论审判”反思的刘涌案，都是此中代表。

“舆论审判”近年来的逐渐升温，不过是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的变化所致。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扇形模式，而自媒体却是网状模式，任何公民都可以爆料，也可以评论。这导致热点案件的传播速度、发酵速度都加快，产生的舆论影响力自然也随之加大。

事实上，对“舆论审判”的担忧各国皆有，“舆论审判”一词本身也是舶来品。

对未决案件的报道进行严格限制的，大多是英美法系国家。因采行陪审团制度，缺乏法学专业培训的陪审员倘若受到媒介影响，将有可能左右案件审判的进程，故英美法系国家对媒体报道未决案件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法庭可以发布禁止令，甚至可能判处蓄意歪曲事实的媒体构成藐视法庭罪。倘若陪审团确实已经受到影响，则可能延缓诉讼进行，甚至采用异地审判、更换陪审团等方式保障审判的公正。

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因为不采行陪审团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比英美法系的国家要松很多。

比如德国学界则认为，如果媒体只报道、评论已决案件，完全不能满足宪法对新闻媒体监督职责的要求。因此应当允许媒体对未决案件进行评论和报道，不管是事实、法律程序，抑或法律适用、法理争议，都可以展开探讨，法官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和释疑。

我国台湾地区曾试图在1987年的“刑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对于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案件，公然加以指摘或批评者，处一年一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但由于社会舆论反弹极大，认为这一规定会大幅侵犯言论自由，最后该条款未能走完立法程序。

从这一差异中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是法院对于民意的反应机制。

在我国，司法系统在实质上是政府展开社会治理的机构之一，承担了太多的政治功能。在实现个案公正的同时，还承担了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政治目标实现等一系列功效。

所以尽管从制度上讲，在不采陪审团制度的当下，无论媒体如何报道、公众如何评论，都断不会在案件审理机制上影响到法官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裁判，但从事实上说，社会舆论确实会对审判结果发生实质性影响，原因有二：

其一，法官也是一个社会人，会受到社会情绪的左右，激烈的社会情绪有可能对他的判断产生影响；其二，在社会舆论过于激烈的情况下，司法系统有可能会对民意做出政治化的回应，即形成所谓的“媒体报道——公众声讨——领导介入——法院审理”模式。

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对于第一个问题，实质是法官的专业素养问题。“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秉持公心，据法而断，本是职业要求。法律理性并不天然与朴素情感背离，而倘若一旦背离，经过职业培训的法官应当敢于担当和决断。而第二个问题，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司法独立问题。

是否要限制媒体对未决案件的报道？我认为，在当下的司法状况下，保持媒体对于未决案件的监督权相当重要。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应当以强烈的职业道德进行自我约束，尽量做到报道的客观公正。

如陈新民教授所言：“新闻媒体负有公共任务及公共义务，对于诉讼中的案件固可以评释，但是如同报道其他社会及政治争议事件一样，本诸公正亦应是报纸、新闻事业的良知，吾人此时只能要求新闻媒体尽量自律外，实别无他策！”

当然，我还是觉得，比起所谓的偏向性报道，有些无良媒体习惯于把还在侦查阶段的嫌疑人拉到镜头前，穿上囚服对着镜头认罪，恐怕才更是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表现。

而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对公共事务保持热情，对司法体系保持关注并发言，是基本权利。

只是，就像我们平时要求手握权柄的人行权时要慎重一样，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成了无冕之王，在键盘上敲下每一个字的时候都该多想一想，事实未明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你的一篇文章、一段评论，可能就左右了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