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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29年4月出生于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乡许家洼村。

在他2岁多时，鄂豫皖根据地失守，爷爷许世友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川陕，与家人失去联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亲属进行残酷迫害和追杀，奶奶、姑姑带着年幼的父亲流浪乞讨，与反动派做斗争，他7岁就参加了儿童团。

有一次，敌人“扫荡”，下令放火烧山，在烟熏火烤中父亲在山洞躲了三天三夜。

幸运的是，1948年映山红盛开的时节，与爷爷同乡的王树声将军有一次路过大别山，带来了爷爷不但没死而且还在山东军区当上了司令的消息。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和爷爷团聚。当爷爷问父亲想干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当兵，像爸爸一样报效祖国！”

很快，父亲被送往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他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班主任李心田老师，就以他为潘冬子的主要原型写出了红色著作《闪闪的红星》。后来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风靡全国，影响了几代人。

参军入伍后，父亲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第十二步兵学校、第五航空兵学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本科学历的海军军官、北海舰队的首批舰艇长。

从逃难少年到共和国优秀的舰艇长，脱离苦海的父亲可谓否极泰来，风鹏正举。

就在此时，爷爷却遇到了人生中一个两难的抉择：曾祖母十分惦记一手带大的孙子，经常跋山涉水到部队探望，老人家不习惯在城市长住，又不肯与爷爷同住，执意回老家。爷爷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艰难的决定：让父亲回家照顾曾祖母，替父行孝。

然而，对父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在海军13年，留下，肯定前途无量；回家乡，就意味着舍弃，意味着牺牲。但对于爷爷的殷殷重托，父亲不能说“不”。他知道在爷爷的情感世界里，占有绝对位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是曾祖母。“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替老母守坟。”这是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话。

父亲敬重爷爷，也离不开含辛茹苦的曾祖母。那天，爷爷摆下家宴，叫上工作人员，为父亲饯行。爷爷含着热泪对父亲说：“你是我的好儿子！我现在军务繁忙，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父亲含泪答应。

1965年，父亲回到大别山，调任新县人武部普通参谋。此后，除了工作，照顾曾祖母成了他的全部使命。

曾祖母习惯住乡下，不愿住县城。他用爷爷寄来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县城乡下来回跑，有时还不得不在山里赶夜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住在乡下，陪曾祖母说知心话。

半年后，94岁高龄的曾祖母驾鹤西去，而爷爷当时正在东海前线指挥海防备战，无法分身为曾祖母送终。还是父亲，代替爷爷，送了曾祖母最后一程。

很多年后，《上将许世友》有一集专门演这段，就叫父亲快看，他眯着眼睛看了看电影里的“爷爷和他”，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可演的！”

办完曾祖母的后事，也算是完成了爷爷的嘱托，父亲原本有机会重新回到部队，继续他未竟的理想。但他认为，自己如果回去了，就是搞特殊化，这在父亲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有所作为。”这是他写给爷爷信中的话。决心扎根家乡的父亲，以在部队的干劲，为老区建设作贡献。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老区走过红色岁月，留下百废待兴的山河。“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全城听。”为解决“通电”和“通话”难题，1969年春，新县决定在崎岖陡峭的黄帽冠山顶上修建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无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上山全靠肩挑背扛。父亲时任新县人武部军事科长，他带领大家在山间荆棘丛林中摸爬滚打300多个日夜，最终建成了微波站，接通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还带领民兵辛苦架设了高压线路和几千个喇叭，几吨重的电线杆，都是他们一根根往山上扛，一根根往地里“栽”的。

一个雨夜，时任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父亲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暴雨警报，火速赶往受灾村镇处理险情。当时，道路已被洪水冲毁，父亲所乘车子猛然陷入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里，把他重重摔到挡风玻璃上。昏迷了三天三夜，头部5处伤口，缝合近20针，苏醒次日，他又悄悄离开医院上了“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