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许世友之子许光：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

父亲1929年4月出生于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乡许家洼村。

在他2岁多时，鄂豫皖根据地失守，爷爷许世友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川陕，与家人失去联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亲属进行残酷迫害和追杀，奶奶、姑姑带着年幼的父亲流浪乞讨，与反动派做斗争，他7岁就参加了儿童团。

有一次，敌人“扫荡”，下令放火烧山，在烟熏火烤中父亲在山洞躲了三天三夜。

幸运的是，1948年映山红盛开的时节，与爷爷同乡的王树声将军有一次路过大别山，带来了爷爷不但没死而且还在山东军区当上了司令的消息。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和爷爷团聚。当爷爷问父亲想干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当兵，像爸爸一样报效祖国！”

很快，父亲被送往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他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班主任李心田老师，就以他为潘冬子的主要原型写出了红色著作《闪闪的红星》。后来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风靡全国，影响了几代人。

参军入伍后，父亲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第十二步兵学校、第五航空兵学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本科学历的海军军官、北海舰队的首批舰艇长。

从逃难少年到共和国优秀的舰艇长，脱离苦海的父亲可谓否极泰来，风鹏正举。

就在此时，爷爷却遇到了人生中一个两难的抉择：曾祖母十分惦记一手带大的孙子，经常跋山涉水到部队探望，老人家不习惯在城市长住，又不肯与爷爷同住，执意回老家。爷爷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艰难的决定：让父亲回家照顾曾祖母，替父行孝。

然而，对父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在海军13年，留下，肯定前途无量；回家乡，就意味着舍弃，意味着牺牲。但对于爷爷的殷殷重托，父亲不能说“不”。他知道在爷爷的情感世界里，占有绝对位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是曾祖母。“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替老母守坟。”这是爷爷常挂在嘴边的话。

父亲敬重爷爷，也离不开含辛茹苦的曾祖母。那天，爷爷摆下家宴，叫上工作人员，为父亲饯行。爷爷含着热泪对父亲说：“你是我的好儿子！我现在军务繁忙，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父亲含泪答应。

1965年，父亲回到大别山，调任新县人武部普通参谋。此后，除了工作，照顾曾祖母成了他的全部使命。

曾祖母习惯住乡下，不愿住县城。他用爷爷寄来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县城乡下来回跑，有时还不得不在山里赶夜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住在乡下，陪曾祖母说知心话。

半年后，94岁高龄的曾祖母驾鹤西去，而爷爷当时正在东海前线指挥海防备战，无法分身为曾祖母送终。还是父亲，代替爷爷，送了曾祖母最后一程。

很多年后，《上将许世友》有一集专门演这段，就叫父亲快看，他眯着眼睛看了看电影里的“爷爷和他”，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可演的！”

办完曾祖母的后事，也算是完成了爷爷的嘱托，父亲原本有机会重新回到部队，继续他未竟的理想。但他认为，自己如果回去了，就是搞特殊化，这在父亲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有所作为。”这是他写给爷爷信中的话。决心扎根家乡的父亲，以在部队的干劲，为老区建设作贡献。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老区走过红色岁月，留下百废待兴的山河。“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全城听。”为解决“通电”和“通话”难题，1969年春，新县决定在崎岖陡峭的黄帽冠山顶上修建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无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上山全靠肩挑背扛。父亲时任新县人武部军事科长，他带领大家在山间荆棘丛林中摸爬滚打300多个日夜，最终建成了微波站，接通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还带领民兵辛苦架设了高压线路和几千个喇叭，几吨重的电线杆，都是他们一根根往山上扛，一根根往地里“栽”的。

一个雨夜，时任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父亲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暴雨警报，火速赶往受灾村镇处理险情。当时，道路已被洪水冲毁，父亲所乘车子猛然陷入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里，把他重重摔到挡风玻璃上。昏迷了三天三夜，头部5处伤口，缝合近20针，苏醒次日，他又悄悄离开医院上了“前线”。

父亲过的是清贫生活，迈的是端正步子。直到去世前，住的仍是不足70平方米的“蜗居”，一住就是20多年，用的仍是20世纪70年代做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式电视和几个旧沙发。

我们曾提出给他更换液晶电视、安装空调。他不仅坚决不同意，还因此大发脾气，教育我们要能吃苦，不要贪图奢侈享受。

当年，我们兄妹几个接连生病，父亲忍痛割爱，卖掉了陪伴自己十几年的自行车；一台老式煤气热水器修了很多次，我们提议换掉，父亲却坚持：“能用就行！”他数十年穿着一套转业时的海军军装，军裤已泛着岁月的白光；在新县人武部当副部长期间，家里买了一个当时县城很多家庭都能买得起的9英寸电视机，还是向同事借钱才买的……常有人私下询问：“这真的是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吗？”

一生勤俭的父亲，对待革命老区的老百姓，却格外慷慨。他在微薄的工资中“挤”出近10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还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孀养老送终。

2013年元旦，也许是对自己的身体有不祥的预感，父亲把我喊到房间，拉开抽屉从底层拽出一张20万元存折，交代我把钱捐了，这是父亲毕生的积蓄。我依照父亲的意愿将这笔存款捐赠给了田铺乡，用于公益事业。

父亲有4个孩子，都是爷爷取的名：“昆、仑、江、海”，寓意自强自立，磊落大气。这也是父亲的“精神堡垒”：光明磊落做人，决不凭借爷爷为自己谋半点私利。

大哥许道昆1978年高中毕业后想当兵，当年恰逢爷爷的老部队—江苏省军区在新县招兵，任人武部副部长的父亲并没有让大哥许道昆当年参军，而是下乡当了1年知青，第二年才当兵入伍。

后来我也到部队当兵，父亲从没有替我们找过关系说过情，更没有为我们找爷爷帮忙提干。我兄弟俩复员回乡后，他从没打过招呼，目前都是新县的普通干部、职员；小妹许道海师范大学毕业，想托父亲留在大城市，被他一口回绝，现在县城一所学校任教。

“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你们更不能再戴！”这是许家近乎苛刻的“家规”。大妹许道江说，因为父亲的“苛刻”，她养成了从不向父亲开口的习惯。在部队，她牢记父亲教诲，依靠组织培养和个人努力，一步步成长为火箭军卫生局局长，是火箭军第一个军事学女博士。

2012年，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早期。他拒绝医院的特殊照顾，非得亲眼看到我交了两万元住院费才肯入院；拒绝条件较好的病房和每天38元的伙食标准，早上、中午只啃馒头、喝白水；为避免“待遇超标”，他还特别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

住院20多天之后，父亲便闹着要回新县，并拒绝了女儿邀请的北京专家，“我家境平常，没有那么多钱”。一个月后，父亲突发心肌梗塞，永远离开了人世……

父亲和爷爷一样，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钱物，也没有高官厚禄，但给我们子女后代、子子孙孙都树立了榜样。父亲的遗产是无价的家风，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我们愿意永远继承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父亲去世后，亲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打开了他从不让别人看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多年来爷爷与父亲的来往信件，连信封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

每一封信都是爷爷亲笔或口述让秘书写给父亲的，基本上第一句都是这样，“许光：你爸爸让我给你写封信，说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很惦记你和家里孩子的生活，让我邮去200元钱，收到后回复免挂。”

曾祖母去世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爷爷多次有意将父亲调回作战部队，帮父亲实现军旅梦想。但父亲都一一放弃了，这一次次的放弃，均缘于爷爷的另一个重托。　　

1979年10月和1980年11月，爷爷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父亲写了亲笔信，立下土葬遗嘱，并分两次共寄了250元钱用来做棺材。

爷爷在信中明确叮嘱：“棺材不要做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做的棺材要差一些才行，以免人家提意见。”爷爷病重期间，又亲口告诉父亲：“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前没有尽孝道，死后想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不知是不是能如愿。”

和曾祖母土葬在一起，是爷爷的遗愿。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拒在高级干部火葬协议上签字。爷爷逝世后，父亲不负爷爷重托，及时通过组织向中央和军委汇报爷爷回故乡安葬事宜，在爷爷安葬前后做了大量工作。

对爷爷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就这样，特殊的将军实现了“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的心愿，最终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