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睐（1907~2001），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1984年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我于1907年出生在福建金门岛一个僻静的农村——山后社。 全村分上、中、下三堡，我家住中堡。中堡的居民全是同一曾祖的后代，大部分是曾在日本经商的侨裔。我父曾先在神户，后在大连、营口、牛庄等地经商。我二岁时父亲便逝世，六岁时母亲亦病故。农村无小学，我四岁始在公办私塾识字读书，十一岁随二哥、三哥到鼓浪屿英教会办的英华书院就学，十七岁毕业后入福州协和大学深造，翌年转南京金陵大学。
我在中学时期兴趣较广泛，中、英文学书籍以及体育活动占去我很多时间。大学一年级时，除仍喜爱文学及体育外，渐对化学发生较大兴趣。但协和的化学课程不多，于是我查遍全国大学章程，发现南京金陵大学的化学系课程内容最充实，遂于1926年转金陵大学专攻工业化学。1929年毕业，被留校为化学助教，协助教授教有机化学、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由于工作过忙等原因，一年半后患了肺结核病，遵医嘱去北平疗养，前后在西山休养近五年，其间曾由金大派往燕京大学化学研究院进修，但未满一年又病倒。在养病期间曾广泛浏览关于肺结核病书籍，并时常思考如何解决我国肺结核病广泛流行的严重问题。当时结核病尚无特效药，而在北平（全国亦然）广大穷苦劳动人民中，特别是黄包车夫患病率特高，由于无力休养，死亡率也很高。一人得病，全家遭殃，悲惨情况，难以描述。当时治疗途径不外休养与补充营养，而这两条正是穷苦劳动人民所无法解决的。这问题经常在我脑中盘旋，加上己长久被病魔纠缠的体会，就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物化学，因为营养学是生物化学的一个内容，我在燕大进修时便着重学生化与营养。1935年病愈后，我接受金陵大学电邀，回南京参加淳化镇营养调查计划。这是一项由金陵大学化学系、李斯德医学研究所和金陵火学农业经济系联合组织的规划。我的任务是负责食物营养成分的全部分析研究。翌年，芦沟桥事变，日寇日夜滥炸南京，金陵大学决定内迁。校方考虑到我的健康，劝我暂回鼓浪屿休息，待学校搬定后再返校。1938年春，中英庚款留英考试恢复，并首次设有生物化学（偏重营养学）一个名额。我在沪参加考试被录取，遂赴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维生素。
当时维生素的研究正成为热门，新的维生素不断被发观或人工合成，为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有十余人。维生素在营养的地位被充分肯定后，微量测定其在各种食物及组织中的含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进实验室的第一天便被指定研究此课题。当时我所在的实验室设备简陋，连一台离心机、一架普通的光度计都没有，因此只能因陋就简，以最简单的理化学方法来完成任务。在两年时间内，我完成了四种不同的水溶性维生素的微量测定方法，有些结果并与生物测定结果作平行比较，证明其可靠性。我采取这一系列简易可行的方法，目的也是为回国后开展工作做准备。因当时国内研究条件不可能较英国好。我在对测定方法迸行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了维生素的生理或毒理作用的研究。例如与T.Moore合作发现服用过量纯合成的维生素A的毒性作用以及维生素E缺乏的组织变态现象。1941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准备回国，忽然珍珠港事件发生，远东交通断阻，遂接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特別资助，留剑桥继续从事研究。
四十年代初期，所有主要维生素已先后被发现，有的已被合成，维生素研究的中心问题已转到其作用原理，特别是它们与酶和代谢的关系。欲深入研究，必须具备更坚实的生化基础和广泛的研究经验。同时我也逐渐认识到，营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知识问题；而结核病的解决更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社会任务，因此我决定利用剑桥的优越条件，充实自己的生化知识，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开展我国的生化工作。除参加生化系的高级生化训练班外，我还师从著名科学家、细胞色素发现者D. Keilin教授，研究豆科根瘤和马肚寄生虫血红蛋白和酶。这段经历对我归国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冬，应前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邀请任生化研究教授。这时正值医学院复员搬回南京，研究条件很差。我有了战时在英国因陋就简从事研究的经验，仍能坚持带领生化系教师和研究生进行一些工作，还指导中大农化系的彭加木、夏淑芳和陈春明三位同学完成毕业研究论文。丁光生、徐达道和杨光圻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回顾在中大医学院的二年半时间，虽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但师生相处还是很愉快的，特别是全系人员都孜孜好学，如饥似渴，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欣慰。1948年春，我应前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林可胜和冯德培的邀请，转到上海医学所筹备处，从事氨基酸代谢与维生素的关系以及酶的研究。和我一道工作的有胡旭初、陈善明、彭加木、汪静英和戎积圻等人，工作条件较中央大学略好，但仍很困难，无经常研究经费，加上解放前夕物价飞腾，人心惶惶，工作难以开展，幸而一年后上海便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医学所筹备处并入中国科学院，改名生理生化研究所，冯德培任所长，我为副所长，负责生化部分。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生物化学究竟如何发展。我国在二三十年代，吴宪先生和同事曾在临床生化、营养、免疫化学和蛋白质变性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汤佩松、殷宏章等先生在植物生化方面也有不少建树。抗日战争以后全国生化研究几乎全部停顿，仅营养分析尚有少数工作，总的情况与国际生化形势相差甚远。四五十年代，国际上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总称动态生化）正在飞跃发展，成为生物化学学科的生长点。我认为我国生化必须紧紧围绕这门学科的生长点以带动全面，但首先必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科带头人。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在短短五六年中便从国外先后争取到酶学专家邹承鲁、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和另一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加上生理生化所成立时归队的代谢专家沈昭文以及1957年由北京转来的周光宇，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骨干队伍。我们尽量使他们在自己专长的领域中继续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使工作迅速开展的途径。但是，只有将没有兵也不成战斗队伍。我们从建所初期便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给青年科研工作者传授生化进展的最新知识和生化研究的一些经典实验，使他们能尽快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成长，成为导师的得力助手。这种训练班每隔二三年便举行一次，在我所的培干中起了良好的作用。1960年第一次全国生化会议期间，各地的生化工作者强烈要求参加生化训练班，所以1961年我们举办了一次约有四百人参加的大型培训班。经过这次培训的学员，许多人已成为各地科研和教学的骨干。1979年和1983年我们又举办了两次大型培训班，规模均在五百人左右。除培训班外，我们还协助大学建立了生化专业。“文革”前曾在上海科技大学设立了生物物理化学系，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生化人才。1958年生物化学研究所在过去生理生化所的基础上单独成立时，各类人员约一百人左右，今天已发展到六百余人；研究范围也扩大了，全所成立了八个研究室和两个直属研究组，在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上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自从担负了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后，我忙于科学组织与行政工作，自己的研究时间日渐减少，五六十年代尚能活跃在酶和代谢诸领域，如植酸酶、琥珀酸脱氢酶、醛缩酶、氨基酸代谢等方面，并领导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文革”中几乎全部停顿（除参加一段时期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工作并领导合成协作组）。退居二线以来，准备重新从事力所能及的研究，希望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生化事业多尽一点力量。（原载《生理科学进展》1985年16卷第2期）
本文重刊于《生命的化学》2017年37卷5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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