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42 屠凯 | “未曾发生的历史？”

[英]尼尔·弗格森

弗格森编著的这部书相当有趣，不过似乎和法律的关系有些遥远，起码第一眼看上去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一本历史书，更准确地说，是一本关于某种长期不受重视的历史写作的书，即“反事实”的历史。

在没有展开评论以前，我倒是很想邀请读者们和我一起展开想象。如果郑和舰队没有止步于非洲东海岸而绕过了好望角，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也许有一个外交官今天正要从被称为“新明”的大陆经过欧洲回中国。他是坚持反对对白人的歧视的，还愿意帮助一个欧洲街头的流浪女孩去中国学习艺术。或者，如果欧洲没有从黑死病的毁灭中恢复过来呢？那么蒙古旅行者也许会看到一片荒芜人间的苍茫大地，中国也不会经历18世纪以来的社会危机。──前一个场景出现于科幻作家“大刘”（刘慈欣）的《西洋》，后一个是科幻巨匠罗宾森在《米和盐的年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中讲述的故事。他们写得非常精彩，我谨守不能“剧透”的义务。

如果读者觉得上面两个画面算是有意思，那么也许会对这部书感兴趣。以下的评论主要基于本书的序言而发，但也能给读者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这到底是部什么样的作品。本书的序言是作者弗格森所写的“未曾发生的历史，关于过去的‘混沌’理论”一文，其它章节都是对所谓“反事实”历史的具体研究，而这篇序言则是真正的理论探讨。据作者看，要言之，应该通过“混沌”理论来理解“反事实”，未曾发生的历史不但并非失败者自我安慰的痴心妄想，反而因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而颇有研究的价值。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传统的历史学家都是反对“反事实”历史的，因为本质上说，这确实不是“历史”，而只是作家的设想而已。在理论上，“反事实”历史的研究主要的对手是各种各样的决定论。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有决定论的观念。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设想的绝对理性和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都抹杀了个人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他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也多有类似的看法，即便或多或少地承认某些个人和事件的重要性。长远来看，似乎历史只能依据同一轨道前进。

过去的“反事实”历史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也许可以概括为“事后诸葛亮”和“克娄奥特拉的鼻子”。或者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总结，而提出某种历史的或然选择，这其实并不真的是“反事实”的历史，只是同一历史的不同表述；或者走向极端，好像某个微不足道的琐碎事件就可以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书写“反事实”历史应该尽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思考和选择；也不能说历史变迁其实不过是某个特别微小变化的结果，比如打个喷嚏或者少个马掌之类的。

过去的“反事实”历史有两种类型，其实都不太成功。“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而且（一般说来）缺乏经验主义基础；还有一种是用（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去检验假定，它倾向于计算而非想象。前者主要由于依赖后见之明的灵感或者刻意安排还原解释而使结果显得不可信。后者则表现出一种作出不合时宜的假定的倾向。”（p. 25）后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主要出现于新经济史的领域，但是由于19世纪以前的统计学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其实也不真的就更加可信。

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种“反事实”的历史研究呢？除了植根于我们日常经验的那种对选择的事后反思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越来越认识到可能性的重要。长久地看，正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那样，系统都是走向混沌的。过去那种决定论的看法，可能越来越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人类来说，过去的选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对现实和未来发挥着无可或缺的作用。“反事实”的历史不是在贩卖后悔药，而是指出那些可能的可能（区别那些胡思乱想出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从而让读者“看看真正的结果是否的确比那些未曾实现的、却有合理性的各种可能性更为高明”（p. 110）。

查理一世

比如本书的第一个研究，“如果查理一世避免与议会开战，会怎么样”？作者亚当森是研究英国史的专家。他发现，其实是苏格兰战争把查理一世推上的不归路。在1630年代末期，苏格兰因为查理一世要推行带有天主教色彩的祈祷书损害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权益而举兵造反。但其实苏格兰实力不济，查理一世完全可以有效地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包括英格兰军队把苏格兰起义军镇压下去。查理一世过高地估计了苏格兰义军的实力，结果没有果断地命令军队开进，铸成大错──这本是时人的看法。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查理一世不得不重开议会，步步退让，走向毁灭。亚当森说，如果查理一世打赢了苏格兰战争，他完全不必重开议会。议会中的顽固派其实已经自然消灭，新一代的英国人会对国王不需要议会的专制统治很适应。长此以往，英国完全可以建设一个绝对专制的国家并至少坚持到18世纪。这就和自由派的辉格史观和左派的进步史观都很不同，不过也未尝不算是言之成理的可能。

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研究和“事后诸葛亮”或者“克娄奥特拉的鼻子”毕竟还是不同。那种“事后诸葛亮”的写法，大概会说议会主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所以查理一世应该主动放弃复辟天主教的企图，努力做好一个立宪体制下的新教君主。这才是说了等于白说，因为查理一世和当时的人又没有水晶球，怎么知道会这样？当然亚当森的研究也绝对不是“克娄奥特拉的鼻子”，他又没说查理一世走上断头台是因为吃坏了肚子或者哪天北海上吹起了怪风。我猜读者读过亚当森的这篇文章也会同意，这毕竟是出自专业史家的手笔，在经验基础上还是相当过硬的。最后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弗格森和亚当森这辈“反事实”历史作家和那些搞古代数据的新经济史家绝非一个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