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时代对于穷凶极恶者来说是个好时代，他们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过着欺善谄恶、醉生梦死乃至逍遥法外的生活；对于贫弱善良者来说是个坏时代，他们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过着担惊受怕、艰难困苦乃至处处受辱的生活。
这是怎样的率兽食人啊，才短短一个月，即使草长莺飞、万木欣荣，我们依然见到了太多的血腥悲剧，见到了太多被侮辱的人。山东聊城的余欢母亲是被侮辱的，河南尉氏30多名初中女生是被侮辱的，四川泸州太伏中学的少年是被侮辱的。他们都是被穷凶极恶者所侮辱的，但却几乎毫无伸张正义的可能性。
所以当于欢一怒而起刺死辱母者，有太多人拍手称快，为这自然正义而欢呼。同样的，如果让30多名初中女生破处的恶徒得不到法律的惩治，那么女生们的父兄手刃恶徒就是正当的；如果虐杀太伏中学少年的五个孽畜得不到法律的惩治，那么做父亲的无论用任何方式杀死五个孽畜就是正当的。
按理，个人的血亲之仇与社会法律，孰轻孰重、不难分辨。个体的“慈”、“孝”不能凌驾于“法”之上，这都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常识。然而这个社会已经败坏透顶，然而法律正义已经晦暗无光，那么就只能靠人类最古老的法律—血亲复仇来伸张自然正义了。
二
血亲复仇，曾经以为是那么遥远，然而现在却显得如此鲜活。虽然宋明以后的儒家，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奴性的、太监的、谄媚的、阴阳怪气的、假道学的面貌，但先秦以前的原儒却是蓬勃生气的，充满着阳刚的浩然正气，尤其是强调大丈夫的血亲复仇。
《尚书-康诰》里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礼记》里说：“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子夏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孟子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都在宣扬血亲复仇的正义性。
《春秋公羊》更是直接认为，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义”自动消失，可以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所以吴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破楚城，鞭平王尸，雪大耻。而《春秋》褒之。太史公则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三
历史上有太多因为血亲复仇的案例，虽然因此而导致了数次“礼法之辩”，但最终那些血亲复仇者不仅没有受到朝廷的惩治，反而得到了宽宥甚至褒奖。
唐宪宗时期，陕西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杲，自首县衙。审判之前，韩愈撰《复仇议》，要求皇帝根据“血亲复仇”实际情况裁定：“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唐宪宗采取韩愈的意见，宽赦梁悦——杖一百、配流岭南。自韩愈裁报皇帝的建议被纳，血亲复仇者看到赦免希望，客观上鼓励血亲复仇。
明崇祯帝时期，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因为上书弹劾宦官集团而遭陷害，被逮捕入狱，并死在了狱中。当刑部开庭审理宦官魏忠贤的心腹许显纯，黄宗羲以锥子猛刺许显纯，致许血流如注；审理宦官李实的时候，黄宗羲又拔出了利锥，李实吓到连忙说：“愿招，愿招”。黄宗羲又组织遗孤子弟一起到曾关押过他们父亲监狱的中门，设坛祭奠，哭声惊动朝廷。崇祯帝被他这种嫉恶如仇、果敢刚毅的复仇所感动，在朝廷上直接进行褒奖。
即使在民国时期，法制已经得到了弘扬，血亲复仇依然被社会所应允。1925年，一代女杰施剑翘的父亲曾被孙传芳枭首示众，此后施剑翘立志复仇，放足练枪，1935年11月13日于天津居士林刺杀孙传芳，天津法院判决十年徒刑。当时舆论鼎沸，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政要均出面吁请，后国府主席林森批准特赦。
四
即使基督教主张上帝审判一切，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圣经》里也有类似鼓励复仇的内容。《出埃及记》记载古希伯莱法律：“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简洁明了的宣扬“以打还打”明了。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为了帮他侄儿罗得抢回被四国联盟军所掠去的财物，曾带着318个壮丁追杀两百多公里。
当然，在英国《大宪章》以后，随着法治的确定，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越来越得到法律的保障，也就不再鼓励血亲复仇了。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当个人或亲人的生命权和尊严受到危害，紧迫之下不能立即得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正当防卫的复仇依然是可以的
2012
年，美国德州一名23岁父亲被告知有人强奸他五岁的的女儿。等他赶到现场，只见强奸者佛罗斯光着下体，女儿正不停尖叫。他冲上前，不顾一切的殴打佛罗斯，等他发现打死人后，立即慌张报警。陪审团认为他是有理由的正当杀人，因此判他无罪。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