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律读品综合中国人大网、最高人民法院网、南方周末赵凌《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2003年）等报道文章。“法律读品”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的恶浪中，西政被停办近十年。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许多高等院校包括所有的政法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被撤销。
西政几位资历较深、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老先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顶着自己头上已有的政治高帽，不止一次地给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写信，苦苦恳求保留学校。这段历史被西政称为著名的“护校运动”。
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西政“三不动”：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西政以这样的方式得以保全，同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五马分尸”。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那一年，梁治平、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到西政就读，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精英、俊杰。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1997年底“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司法部当时所属的6所高校只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进入“211”的名额。
1991年6月，种明钊教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上任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计划，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要办好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更改校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1995年5月，“西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种明钊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正式挂牌的首任校长。
1999年末，西政校园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西政将被并入重庆大学！时隔25年，西政又上演了一场“护校运动”。西政最终被保住，但改革再度袭来，西政遭遇了校史上最大的变故———下放重庆管理，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
（准备出校游行的队伍被校长田平安和老师们拦了回来）
自此，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2002年，有关机构做出中国法学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国政法大学外，全部为综合性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排名第五。
一些西政学生把西政调侃比作俄罗斯———一个“落魄的贵族”。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后来被认为转变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1978年，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共招生400名，其中法律系364人。
1978年的这一届人，后来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引以为豪的骄傲，他们当中诞生了后来在中国政界、法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周强、贺卫方、梁治平……在19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统计表明，这届学生中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这就是后来屡被传颂的西政78级神话。
目前，七八级400多名同学中，从工作单位地域划分，北京和广东最多。北京有60余名，广东省有70余名。除北京、广东外，人数较多的是重庆和四川，各约30名。其他200多名同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但黑龙江、吉林、内蒙、青海、西藏、台湾、澳门目前没有七八级同学。大约10名同学已移民外国。
从职业上划分，七八级同学目前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大约200名左右，占全部同学的半数；在国内各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的大约100名左右，其中包括10名左右的同学在社科机构任职。其他100多名同学的职业，以律师为主，约有70余名，还有少数同学经商。
为何78级法律本科生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成为一种现象？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意识到的：时势造英雄。78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一个神话，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于安所说：“78级读大学时，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社会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78级是“文革”后恢复法学教育的首批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自然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第一批人才。
经常有法学界人士这样问西政78级学生：在这样一个偏远、破旧、狭小的校园里，为什么会走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78级学生为什么会取得群体性的成功？
被问多次以后，西政人除了回答客观的“时势造英雄”的原因外，还会提到“西南精神”。
一位学者将这种精神解释为：学术开明、思想独立、治学严谨、厚德重法、生生不息。
而今天的许多西政人认为，78级就读的时间就是“西南精神”的奠基时期。甚至有人将“西南精神”称为“78级精神”。
一位研究78级现象的学者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一边谈论着他们对时事的惊世骇俗的看法；他们没钱坐车，却步行到重庆的人群聚集地，告诉劳作奔忙的人们‘中国应当向何处去’。”
清华大学教授于安说，78级的学生由于经历了在农村的十年反思，身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他们后来能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说，78级法律本科是一个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无古人似乎已经是事实，对于后无来者，许多人还有期待，抑或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神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78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骄傲呢，还是一种悲哀？”一位法学界人士的发问，将沉醉于78级光荣历史的人们拉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78级神话？”
对此问题，著名学者、西政78级的陈泽宪坦然回答，“时代背景无法重拟，学生群体特点难以再现，相同的奇迹自然不再。”
顾培东有着类似的观点：“西政78级的辉煌——那是历史的际遇，可一而不可再。”
